蒋纬国简介
  
  蒋纬国1916出生,号念堂,浙江奉化人,生于上海,蒋介石次子蒋经国之弟,乳名建镐。1934年入东吴大学理学院及文学院,1936年赴德学习军事。翌年服役于德国九十八山岳兵团,曾随德军参加德奥合并及出兵捷克苏台德区两次战役。1938年入慕尼黑军校步兵科深造,翌年结业,并赴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1940年归回,服役于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1943年与石静宜结婚。1944年秋出任青年远征军二O六师营长,后提升任副团长。1945年调往装甲兵最高指挥部教导总队部,历任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曾参加淮海战役,遭到痛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撤至台湾。去台后,于1950年出任装甲兵司令,其间曾戍守金门。1953年再赴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深造。翌年返台,调任“国防部“高级参谋。1955年起供职于参谋本部,历任副厅长、厅长。1957年与邱爱伦结婚。1958年调任装甲兵司令。1961年晋级中将,长期致力于军事教育与研究。1963年主持陆军指挥参谋大学,1968年出任三军联合大学副校长,改名为战争学院后,自任院长兼另一所三军大学副校长。1972年获南朝鲜庆熙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75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出任三军联大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并兼任众多社团职务:台北扶轮社委员、“中德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足球协会理事长,曾创办静心小学、静宜女子文理学院及“中华战略学会“,任副理事长兼常备理事。1980年调任“国防部“联勤总司令。1984年出任“国防部联合训练部“主任,并执教于政治大学东亚所及淡江大学战略所。1986年7月就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参与主管军方与情治系统业务。蒋经国去世后,曾几次谋求国民党最高权力。1990年春,与林洋港联手,参选正副“总统“,再度落败。1990年4月当选“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后兼任国民党中央宪政改革策划小组成员、“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1993年离开“国家安全会议“,转任总统府资政;。对于军事战略研究颇有成果,被军方奉为“军事战略学家“。著有《军事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论》、《大战略概况》、《柔性攻势》、《国防体制概论》等。
 

n 蒋纬国

 

出生就是一件相当浪漫的事
蒋纬国一生有很多委屈
 

 

 

蒋纬国是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他八十一年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所有重要时期。他的身世与经历、婚姻与家庭,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关系,晚年的政治抉择,都曾经是主导社会新闻、影响政情发展或令社会高度关注的内容。他晚年曾说:“这辈子里,充满了挫折。”

为了革命,母亲逼父亲向宋美龄求婚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1990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

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

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

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

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地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

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
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

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12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彼此尊重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

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被打死,抗战后一定全数奉还。”

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

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

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

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不拿任何一笔非分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

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

民国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长过世,父亲要我护送老夫人到美国奔丧。

我陪老夫人回台途中,在旧金山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我在离开台湾之前,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园已经做好,守丧的房子也盖好了,母亲的墓很像一栋房子,与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样,所以根本看不出里面有坟墓。

母亲去世时是七十九岁,那年我五十一岁,所以我在墓碑上写道:“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

先室静宜故去,谣言四起

在大学以前我从未交过女朋友,也只有一次与女性朋友出游的记录。到德国留学时,欧洲风气仍然很保守,特别是德国。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但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

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因此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就拒绝了。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认识了几位小姐,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为家?

(编者按:1 9 4 4 年,在一次舞会上,蒋纬国认识了石静宜。当时,他是陆军中校营长。石静宜的父亲乃是西北首富、“纺织大王”石凤翔,俩人相识不久,便在胡宗南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蒋纬国回忆说:“静宜爱跳舞,第一次小产,就是因为跳舞所致,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跳舞时发现不对,回来就流产了。这次流产之后,导致静宜后来的7 次习惯性流产。”)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10月31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10月31日生下小孩。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他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

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

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而李院长居然反过来造谣说是我们要他打催生针。 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

我与父亲间不只是父子感情

父亲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们父子之间没有保留,也没有顾忌。我与父亲相处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之间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

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

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

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

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

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

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

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

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