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1969年10月4日,我离开了20年的机关工作,去距北京百里以外和河北省固安县交界的大兴县下放劳动。当年我正好35岁。

那时,我是带着对当时生活上的巨大改变毫无心理准备的心理去的,当时我丈夫正在隔离审查、两个女儿分别为10岁和5岁无人照顾而难以割舍,对到农场后究竟怎样个活法?这些问题都让我一片茫然,就在这个时候我随大流到了104农场。

所谓的“104农场”是以我们在10月4日那天下放到农场而命名的。记得那天是军代表带队,下午二时许,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像宣誓后,步行去农场的。到那里时已是深更半夜了。

一进农场,首先遇到的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沙窝地和一排排的工棚房。当我们进到自己住的工棚房时,只见墙上结着厚厚的冰层,折射得屋里如白天一般,大连铺上铺了一层稻草,每个连铺睡10人,你挨着我我挨着他,挤得紧紧的,大家收拾好行李也就快天亮了,还未睡觉就吹哨集合开会,宣布每个人的劳动、生活安排,开始了我们下放劳动生活的新的一页。

下面就是我们当时下放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一、完全模仿军队按班、排、连编制。

劳动、作息都要严格实行军事化,不得个人单独行动。特别规定,夫妻下放在一起的不准住在一起。每天日出而出工,日落而收工,劳动时间一般要在11小时以上。

出工时由排长带队,喊“鍬上肩”,而后唱当时最盛行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向几里地以外的大片稻田前进。由于是京剧唱腔,不是进行曲,一开始唱大家就乱了脚步,怎麽换脚也不能步调一致,队伍自然松散混乱,排长还要为此训斥。然而,竟无人敢提个意见,好让大家改唱进行曲,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所以,每天出发前都要调整一阵脚步,整合一阵队伍才能出发。如果要开会,也要按班、排、连、席地而坐,然后唱语录歌,才能进入正题。别以为唱歌是件小事,歌曲唱不好,上面也要三番五次的纠正,直至领导认为合格为止。

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过了两年后稍微有些松动。于是,夫妻俩个下放在一起而又不能住在一起的,开始流露不满情绪,仗着他们出身好竟敢消极对抗,闹出一些笑话。

那时,我们吃饭用的都是自己用砖头垒起来的土桌子,有那麽一对夫妻,为发泄不满情绪,专挑桌子大人又多的地方吃饭,他们夫妻俩,只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他吃一口她吃一口,意思是,不让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吃饭总可以吧,我们这么个吃法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的确,日复一日,他们这么吃下去,连军代表也无可奈何。还有一对夫妻,一到星期日,不管女生宿舍有没有人,一大早男的就买早点来,女的故意睡在被窝里不起床,就形成了男的吃一口,再喂女的一口,男的还和屋里的其他人说:“你们谁看不惯就出去,好给我们腾地方。”

还有一位男同事,每晚熄灯后,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亮,玩他老婆剪下来的辫子。有一天,连长巡逻发现那个男生宿舍还有灯光,即在外面喊:“你们怎么还不熄灯?”

班长说:“已经熄灯了。”

连长又说:“熄灯了怎麽还有灯光?”

班长起来察看,才发现是那位男同事在开着手电筒摆弄两条女人的辫子。连部对此事大为不满,要批判那位男同事的资产阶级情调,持不同看法的领导则认为,这男人思想再不健康玩的也是他老婆的辫子,又不是耍流氓,批半天能批出甚么来呢,最后改为对这个人批评教育,不许再犯,才算了事。

还有一位女同事特别不合群,怕别人坐她的铺,也不愿和别人挨着睡,后来,她竟在自己铺位的周围用窄木板圈了起来,由于她是城市贫民出身,领导也不能把她怎么样,还是军代表看不下去,下令她拆除了。

到了1971年底,中央对下放干部开始有了说法,据说周恩来总理在某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干部是革命的财富。”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回家休息时早有耳闻,可农场的军代表则有些孤陋寡闻。

有一次在农场开会,场军代表讲话,提到下放干部的去向时,他又盛气凌人的挖苦我们说:“你们这些下放干部简直就是革命队伍的包袱。”

我们这些坐在地上参加会的人群中开始互动,有几个人联名写了条子,质问他:“总理都说干部是革命的财富,你怎么说是包袱呢?”

他见势不妙,立即改口说:“我说的是,打开包袱就是财富”。大家立即哄堂大笑,给予讽刺的掌声,拍三下停一下。结果,这位军代表话未讲完就找茬溜走了。

还有一次总场军代表李某(有生活作风问题)来稻田视察工作,他穿一身军装,脚穿千层底礼服呢鞋,在稻田埂堰上歪歪扭扭的走着。正在劳动的下放干部瞧着不顺眼,即走过去对他说:“流代表,你好!”

他立即说:“俺姓李,不姓刘啊。”

那干部又说:“不是三点水流么?”

他见势不妙,不敢多搭茬,返回场部了。

这样的事屡有发生,军代表见下放干部的不满情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猖狂、嚣张的气焰收敛了不少。

二、 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绝非常人所能承受。

我们刚下放到农场,生火要靠自己脱煤坯取暖,大家在艰苦的劳动之后,还要轮流拉煤,如顾不上拉煤,工棚里就好几天不生火,第二天一早,被子头上都结了冰。

吃饭要大家轮流做,驻地周围没有水井,要到二、三里地以外的地方去挑水,所以水缺如油。那时的同事关系也非常好,挑来的水除吃饭外洗脸只能用一小盆,女生洗完男生接着用,不敢浪费。大家没有条件洗澡,就在院里用秫秸秆搭了一个洗澡棚,一个人放哨、一个人洗,洗完的水要接着使用,过滤后,另一人接着用。而同志们衣服上的汗起了白碱因为缺水又不能洗,只能晾干再穿。就这样,军代表还挖苦我说:“你这小姐,没有水,怎么活啊?”

我立即回应他:“这不是活得很好吗?”

过了一年缺水的生活,大家齐心协力,硬是在沙窝地上打出一口井,解决了用水问题。

至于休息,连里规定,交通自理,两周休一次,一次休两天,为了休息,我们有时要赶到六、七里地以外的地方乘火车。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休假回来已是夜里,四周黑灯瞎火,路又不熟,我们几个人不知不觉竟染走到了老乡院子里,最终被狗追出,慌乱中有一人跑掉了一支鞋,她光着脚跑回农场,坐到宿舍里大哭了一场。

久而久之,大家找到了回家的捷径,采取了结伴骑车回家的方式。

这样一来,我们一般要骑5个多小时,常常是天一亮就出发,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两、三点钟。

回农场那天就更难了,经常是刚刚回到地方还来不及吃饭,饿着肚子就出工了,真不知那时怎么来的那么大的劲。

到了下放的后期,我的两个孩子都已上了小学,我求学校收留她们,在学校和老师同一个灶上吃饭(没有学生灶)。炊事员经常包饺子,我的大孩子就踩上板凳帮老师擀饺子皮,所以,如今的她已经练就了一手擀饺子皮的好手艺。晚上,两个孩子放学回家,邻居照顾她们睡觉。

每到我的休息日,两个孩子就坐在大门口的石狮子上等我。后来我跟她们说,“你们两个女孩子在门口呆着很容易被流氓抱走”。从这以后,她们就不敢再等了。只是在屋子里烧好洗澡水,等我回来洗个澡,带她们到王府井春园楼饭庄美美的吃上一顿。

幸好,我的两个孩子争气,竟然平安的度过了两年这样的日子。

在农场的头一年,我先生的工资被银行冻结,不能取。我的工资87.5元,发了以后,既不敢存银行又不敢放家里,只好像农村老太太一样缝在衣服口袋里,走哪带哪,日久天长,真成了负担。

好在到了1971年底,有了政策,银行不再冻结存款,我的工资就存银行了。星期日去农村赶集,农民的瓜果梨桃既新鲜又便宜,我们在农场吃不上,所以见甚么买甚么,当地农民给我们编的顺口溜是‘五七佬、五七佬(五七干校的下放干部),穿的破,吃的好,腰里掖块大手表,买东西不问钱多少’。

三、劳动强度大,借各种名目的劳动竞赛,搞得人人疲惫不堪。

我在农场先后呆了将近三年,最初接触的工作是种稻子,到了1970年又搞“二次下放”,不少人又从农场下放到农村,说法是“进一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留在农场的人,在劳动项目方面(当地俗称“活茬”)进行了调整,我又被分配去养猪。

这两种活茬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刚开始劳动,就是打堆在农场场院无人管理约半年多的稻子,有10人分在打稻机上脱粒,还有四人在脱粒机前清扫脱下来的稻子,这两部分人都是领导认为会干活或接触过农活的人,在机后负责分解大稻捆为小稻捆供机上脱粒的是我们四位从未参加过劳动的女生。

当时的稻捆已结了冰,我们4人供机上10人脱粒实在劳动强度很大,整天就是一口气都不喘也供不上,个个都是汗流浃背,且手指关节均已冻裂,冒出了血珠。但当时我们那个紧跟形势、会向领导讨好的班长却对我们的努力视而不见,仍在旁边喊“加油”。

这种干法,谁也不能忍受,我们这些人干到吃饭休息的时候竟累到无人去打饭,见此情景,上面后来才又在我们这里面加了两个人,勉强着才把那些稻子打完。为此,大家都恨这位班长,下放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这位班长得了不治之症,有人建议去看看他,马上有人坚决反对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头脑,他当时那么整我们,难道都忘了吗?不去看!”

其实我倒觉得,他当时也不过是个比较势利的执行者而已,何必在他有病的时候计较呢?但既然大家都不去,我也只好随大家了。

打完稻子,转过可年,我们的活茬是平整土地。干巴巴这个活,三月份就要求干活的人脱了鞋、挽起裤腿下水田用铁锹平地,我记得当时我的脚一蹬在铁锹上就觉得像踩在刀刃上一样钻心的疼,原因是我的锹没有背儿。排长见此情景动了恻隐之心,假装说帮我修一修,却把他的铁锹换给我,我再蹬他有背儿的铁锹,就不那么疼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最初在领工具时,我看到好些人都在挑工具,而我们这些未干过活的人随便拿一把就去用,结果当然不灵。由于那时候我们整天泡在带冰茬的水里,从此我得了关节炎,以至于后患无穷。

到了夏天,我们要在稻田里拔草,这时候,我们头顶上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结成团围着人转,我们虽然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可蚊子照样能够叮得过去,至于我们身体露在外面的部分就更是体无完肤了。

割稻子时,军代表要求快干,因此大家都一直弯腰干,干到累了的时候有人稍微直直腰,军代表就喊:“不要号脉啦!”当时我就想:附近农村农民割稻子时经常站在那里有说有笑,我们怎么就不能直起腰来歇一下呢?

到了打稻子季节,是早7时出工,晚8时收工,中午在地头吃饭,喝水就是稻田电井里的井水。晚饭后,还要学习两个小时宪法,睡觉时怎么也得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如果赶上夜里发表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还要立即整队到附近农村去宣传。起初,农民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还都出来看热闹,久而久之,他们也不感兴趣了,锣鼓敲的再响也无人家开灯。以后,毛主席指示再发表,带队的人只好改为围着农场转一圈便收场。

遇上不是公休日,我们这些人还要到附近农村帮农民家干活,美其名曰“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得我们曾经去一家农民家打扫卫生、挑水,可他的儿子和几个人在那里玩纸牌,我们干完活收工他都不打个招呼,说不定还嫌我们打扰了他,我们带队的人也觉得脸上无光,以后不再出花招去农民家干活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当然是一种解脱。

第二次下放后,我的活茬又改为养猪,那里的猪共有三种,仔猪、半大猪、种猪。当时养猪的口号是;必须要过三关,即第一挑水、第二尝猪食、第三喊猪。一天要喂三次猪,每次要用大铁桶挑十几挑水,一天须挑三十多挑水。起先,我根本挑不起来水,后来虽然能勉强挑起来,也是两眼冒金星,晚上肩膀疼得不敢碰。

说实在的,当时真有过死的想法,最后我还真是从《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受到鼓舞才又坚定了活下来的信心。而那些整人的人还在那里喊:“要想养好猪,必须亲口尝猪食才能配好猪饲料!”

对这一点我倒觉得不十分难,只要解决了怕脏的问题,尝猪食也就不以为然了。至于喊猪,别人都不好意思扯开嗓子喊,我却毫无顾忌,心想,已经活到这个份上,撕破脸皮喊也就是了,否则,100多头猪你不喊,它们怎么知道要吃饭呢?有的同事表扬我说:“你真不简单,像你这样一位小姐,喊猪清脆的声音,我们在二里地以外劳动都听见了。”

在养猪的过程中军代表又提出,养猪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喂猪过后不能回宿舍,必须继续在猪圈工作,如起猪粪,给因互相打架被咬伤的猪包扎伤口上药,还要给僵猪、病猪吃小灶,空下来还要给猪用铁刷子梳理毛发。这样,8小时就不会有什么富裕了。

有一次有一个病猪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子,兽医开刀拿出来后,我们几个养猪的人都在研究瘤子是怎么形成的。有一位比较娇气的女生也凑过来看热闹,谁想到拿着瘤子的那位女生突然把瘤子捏破了,黄黄的污水正好滋到那位女生的脸上,恶心的她在水龙头上冲了半天,仍解不了她的心头之患,回到宿舍竟大哭起来,经大家再三劝说风波才告平息。

从猪圈下班回来,大家都去冲洗,工作服脱下来都挂在一进门的墙上,我的床铺就挨近这些衣服,起先我还不以为然,后来,我发现夜里醒了仍然闻到猪圈的味道,再难入睡,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出身不好、丈夫正在被审查、遇事不敢吭声的我也闹了回‘革命’,赌气把她们的工作服扔在院子里的树杈上,我这一闹还真灵,以后大家都自动将工作服挂在树杈上,五颜六色,远远看去真有点火树银花之感呢。

养了一年猪,对猪有了感情,当出猪要被送到屠宰场时,看见猪不愿上车的样子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好在猪有晕车的毛病,一开车就一动不动了。

可能认为我养猪成绩不错,后来上面又将我调到饲料组,负责给猪配饲料和发放饲料,不久又调我跑屠宰场卖猪。这一段时间我几乎脱离了劳动。以后我又被从猪场抽出来写些紧跟形势的材料,如誓师大会的表态啊、歌颂祖国山河一片红啊、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容啊、祖国大地红烂漫万方乐奏有余阗啊等等,从此我的劳动强度也减轻了一些。

总的来说,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我从最初的种稻子只会解捆、打捆,到后来我也能上机器脱粒,而且是快手,还受到‘快板书’的表扬。后来养猪成绩也不错,能由猪倌到猪场卖猪,可谓进步不小。看来,艰苦的环境真是能锻炼人啊。一个人那样苦的环境都能过来,还有什么环境不能适应呢?

四、在下放的最后一年,心情大为改观。

我们后来心情改观的原因是因为对下放干部已经开始有些说法,政策已开始松动,因而对我们的管理也就不那么严格了。

种稻子也不那么搞竞赛了,强调有多少人干多少活,家里有事也可以请假了。每天劳动结束,一路上,地里的花生、白薯、大葱都可以刨回来吃。

后来由于我们的分场和畜牧分场合并,那里的奶牛产的奶可以补贴农场,每天早晨早点都是奶豆腐、奶发糕、小菜都是香菜、香油拌小辣椒、黄酱拌大葱、酱腌小黄瓜,菜都是从地里新拔回来的,新鲜爽口,伙食好上加好。

晚上大家可以一边聊天、侃大山,一边煮花生、白薯吃,有时还逮麻雀、泥鳅、知了炸着或煮着吃,大兴县庞各庄的心诚红西瓜吃个够。

收工回来,累了,几个人可以躺在沙地上欣赏落日的余晖,也无人催促,大家都有心思品味大自然的美景了。那时,除了担心自己的去向外,整天无忧无虑,毫无压力,倒也痛快。

所以,当后来我接到调回机关的通知时,竟有点恋恋不舍之感呢,可当想起在这块沙窝地上荒废了三年青春时,又觉得很惋惜。

(作者为中国北京退休公务员。)

下放干部的种种经历相当难忘

n 加州   程铁妹

我当年的下放干部生活

那时,我是带着对当时生活上的巨大改变毫无心理准备的心理去的,当时我丈夫正在隔离审查、两个女儿分别为10岁和5岁无人照顾而难以割舍,对到农场后究竟怎样个活法?这些问题都让我一片茫然,就在这个时候我随大流到了104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