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一)老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木的形象在我心中萦绕近30年了,一直挥之不去。那是1979年,我大学刚毕业,留校住在单身宿舍里。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黑黑的脸庞,年纪虽然不太大,却满脸沧桑,刀刻一样的皱纹刻在他的脸上。

他被学校宿舍管理科安排住在教工宿舍门卫室的后面、装清扫工具的小仓库里。听别人说他是回来改正右派的,不久就被学校送了回去,但是,后来,他又来了。

慢慢地,大家跟他熟悉了,都叫他“老木”,谁不知道他姓哪个“木”,大概姓杨们女将里的穆桂英的“穆”吧。但我总觉得木头的“木”对他比较合适,也比较准确。

后来,我们断断续续听说了他的故事。他参加了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结束后由部队送到黑龙江大学大学学习俄语,上大学期间正赶上了反右斗争,他所在的学校以外国语专业为主,所以给的右派名额特别多,当时已经有二百多人被打成右派了,还没有完成任务。

当时,“好心”的班级的女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准备把一个名额落实到他头上。理由是他平时嘴爱说、心直口快、对什么事有看法愿意说出来。

他一听大事不好,觉得自己一定要赶快逃跑,接着他整理行装跑回老家去了。有人说性格即命运,老“木”没有看到结果就逃遁了,这种做法可能也预示着他的命运。

常言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但见了棺材落泪也不迟啊。

就这样,第一个戏剧性的悲剧发生了,他老家在广西的十万大山中,是邓小平领导贫苦农民起义的地方。当地的农村十分贫穷,村里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地主、富农。

因为家庭成分好,他哥哥是当地村党支部书记,哪个年代讲的是“亲不亲线(路线)上分”,一奶同胞更要划清界限,所以,当哥的不敢隐瞒弟弟的“右派身份”。

在那个运动的年代里,当地农村一有运动就只好斗他,二十多年来他没有停止过挨斗。他经常感叹:“想当年我也是少年得志,家庭成分好、祖孙八代都是贫农,当兵之后又上大学,一路顺风,可以说青云直上、对人生充满了幻想,只想到好好学习,以后努力工作,将来取妻生子、光宗耀祖、平安一生”。

哪里想到,班级党支部书记的一次谈话改变了这一切,遭了二十多年的罪。好容易等到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的好消息,这时候,他满心欢喜地跑回了学校,要求改正自己的右派身份。

第二个戏剧性的悲剧又发生了,有关方面一查学校当年的右派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他,他当时就懵了。原因是因为他跑了、销声匿迹了,右派材料无法落实,学校与他本人联系不上,没法通知他。
这样说,他就不是右派了,但是他一直把自己当成右派,二十多年的苦也就白吃了,这样啼笑皆非又离奇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种宿命。

呜呼,让上帝听了也会落泪的。

黑龙江大学解释说“你是(39军)部队的人,走了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不管”。今天看来,当年学校负责处理问题的人也有点“左”。

没办法,他只好回去找部队,部队说:“我们已经把你送到大学了,军籍和档案已经转到学校去了,你只能找学校。”

皮球来回踢,他就来回跑,什么样的人也要急出病来的。当年全国的右派纷纷改正,他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反复拉锯了好长时间,我们也慢慢熟了。他说他与歌唱家马玉涛是一个文工团的,在朝鲜战场给战士们演出。说起朝鲜战场他就眉飞色舞、兴奋异常,给我们讲炮弹在头上飞,而他们照常在战壕里给战士们演出的事情。那时他们年轻,也不知道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他用低沉的声音诉说那匹老马的苦难,那匹可怜的老马和他的命运何其相似,听起来真有些让人毛骨悚然、催人泪下。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三套车》。

后来学校每月借给他十五元生活费,在当时也只能每天买三个馒头一碗汤,尽管他面有菜色、明显地营养不良。但他从来不去麻烦别人,住在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工都自己做饭,做好了让他来吃点,他坚决不吃,很有尊严。

每天出去跑工作,身上穿的是抗美援朝发的军装,而且是可以挂军衔的那种,他有两套这样的军服,一套崭新、一套旧一点,可见二十年来在农村是从来不穿的,只有等待有出头之日才穿。慢慢地我预感,悲剧可能还要继续,因为他是文工团出身,所以有人让他唱个歌他就唱个歌,让跳舞他就跳个舞。去省教委跑工作也是这样,我估计人家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他自己却认为应该讨好人家。

这样麻烦就大了,人家看他那个样子,轻易也不敢给他解决问题、安排工作。

有一天,喜讯终于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大家,省教委给他安排到呼兰师专教英语。

八十年代初,师资特别缺,老“木”是学俄语的,英语也很好,当时会教英语的人不多。

老“木”兴致勃勃地走马上任去了。过了两个月后,老“木”回来看大家,精神抖擞、满面春风。

老“木”要请大家吃饭,那个年代很少有去饭店的,都是自己做饭。我记得他买了些菜,大家做了一顿饭,还喝了酒。大家兴致很高,唠来唠去,唠到老“木”的婚姻大事,大家七嘴八舌,开着玩笑,议论老“木”目前的条件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大家都说“现在他每月挣七十多元了,也算很有钱人了”。

老“木”自己也一脸认真,大家研究来研究去,大家决定在省妇联的一个杂志上登广告,为老“木”征婚。那时国内刚刚有登征婚广告的,老“木”还给我留了十元钱的广告费,当天晚上他就回学校去了。

第二天酒醒了,发现问题来了,老“木”的真实姓名、年龄、自然状况一概不知道,怎么登征婚广告。

没办法,只好等吧,左等右等,等到今天也没有回来,二十年多年过去了,有人打听过,老木早已不在那所学校了。

我不时地在想,老“木”今天在那里,过得还好吗?他的问题怎样解决了。他的苦难结束了吗?

(二)二毛子

小时候的人和事过了五十岁以后就会时常想起,有的事情印象还很深,一些刺激很强烈的事件可能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一生的行为和心理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是不是佛洛伊德所说的创伤性心理经验呢?当然佛洛伊德所说的是在潜意识当中。

我家住在东北的一个县城里,当地有一些混血儿,但不是很多,没有中俄边界的黑河那边多。我家附近有一个女人,当时是一个40多岁的中俄混血儿,大家都叫她“二毛子”,我当时上小学五年级,12岁左右。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听到别人叫过她别的名字。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皮肤很白、头发是棕色的。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已经是“半老徐娘”了,白皙的脸上有很多皱纹。

当地人有一种认识,年轻时漂亮的女人、皮肤白的人不抗老,另外她也属于当时社会中的中下层,营养不是很好、保养的也不好。而且她还爱喝烧酒,有时喝完酒耍耍酒疯、骂骂街什么的,一帮小孩围着她看热闹。

听说她成分好,是贫下中农。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很是风光,积极投身运动中,因为她出身好,是运动依靠的主要力量,那可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

二毛子穿着假的军队黄上衣,(那时候真的军队服装才受人尊重),带着红卫兵袖章写着什么红色造反团,假的军队腰带扎在外衣上面,四处去贴大字报。我估计她的文化水平不高,写不了大字报,所以只能去贴大字报了。

到了1968年,运动最高涨的时候,特点就是斗“黑帮”和“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批斗会有一个大的会场,在我们县的电影院门前的广场,那里搭一个台子,几乎是永久性的了,因为几年里都没有拆除,我在那里看到过批斗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还有一些行署专员。

斗争大会开完以后就去游街,省里的黑帮是带着高帽子,站在大卡车上游街,李范五带的是一个铁板做的牌子,上面用铁丝挂在脖子上,不让用自己的衣领垫在上面,有些不懂事的小孩拽着打秋千,上面的人根本坚持不了,表情很痛苦。这些景象一直震撼我的心灵,人为什么会这样残忍。在那个混乱的年的,有些景象也很有意思,在斗这些大黑帮的时候,各个小单位的小黑帮也跟着偷偷看热闹,小单位的黑帮一般叫牛鬼蛇神,每天都要游街,游街的时候黑帮们戴着各种各样的高帽、手里拿着锣鼓镲和小白旗,每天在县里的主要街道游两圈。

开始游街的时候还有单位里的红卫兵看着,慢慢的,红卫兵烦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游街。因为各个单位都有黑帮,都要游街,相互间在街道上都要碰到,彼此看看对方也觉得有意思,缓解了不少紧张,压力也减少了许多。中国有一句老话“虱子多了不痒”。天下黑帮不就我一个,阿Q的精神胜利法麻醉着那个时代的人们。

“二毛子”一直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造反派的小头头,可是有一天命运发生了改变。

那一天是在电影院门前广场开批斗会,我当时在场看热闹,在人群里有人高喊一声:“把反革命、修正主义特务二毛子揪出来。”

人群开始起哄,有节奏的喊:“二毛子”快上台,快,快,快。二毛子在巨大的群体压力下,被迫让人们拽上台,这时候的她已经戴上了高帽,有人拿了一瓶墨汁浇在她头上,把她棕色的头发和脸都染成了黑色。从此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造反派的小头头、出身好、根红苗壮的红卫兵“二毛子”变成了黑帮,而且时间比较长。

到了运动后期,很多单位的黑帮都“解放”了,二毛子还是黑帮。记得我下乡插队两年后回来,看到二毛子还在游街,她打着锣、身上挂着两只破鞋。破鞋在那个年代是对女人最严重的侮辱,婚外性关系是对女人的根本否定,用那个年代的思维把这看成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我不太明白,二毛子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自己有什么反革命证据?有什么苏修特务事实?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怎么糊里糊涂当了这么多年的黑帮。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自己是混血,在别人眼里是另类。在那样的年代普遍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本身也是那个时代的意识。

另一件事也在拷问我们的人性。

不久前我回到了故乡,回到我当年的小学校,记忆中的一切差不多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当年供水的水塔还在,而围绕这一切发生的一件最典型的事还在我的记忆中。

当时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叫“王大嘴子”,满脸疙瘩,听说这人已经死了。当年的时候他曾经追求一个姓刘的年轻女老师,人家不同意,但因为对方成分不太好,被他打成了黑帮,这些在当时都不奇怪,但有一点用今天的眼光看真的不能容忍。

造反派把她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男人关在一起,那个男人是小学校的会计姓姜,因为有面神经麻癖,人们叫他姜老歪。因为大家都是黑帮不准回家,因此,这个女老师到了晚上也必须和这个男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虽然那是个人性极端扭曲的年代,但也得有人看着两个黑帮,让那些小学生,也就是红小兵来值班,怕的是这位年轻的女老师自杀。这样的事也叫这些小孩感到脸红、尴尬、不自然。

迫于现实的压力,另一位在我们小男孩眼中漂亮的女老师,大眼睛、还有两条大辫子的姑娘嫁了这个造反派,听说感情也不好,婚姻不太幸福,后来离了婚。

到了初中,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学生基本不上课,搞运动。那时的几个口号在指挥着人们的行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

一场意外的批斗会让我感到了恐惧,感到了从小到大什么叫真正的害怕。当时在学校组织搞运动的叫“工宣队”,由工厂派的工人和学校高年级学生来组织搞运动,一天早上高年级学生让我们“暴露活思想”,斗私批修,让学生相互揭发,一个小女生被点名站起来,让她暴露活思想,不能揭发自己,揭发别人也可以。

她被逼得没办法,被迫揭发了和她整天在一起,最好朋友说过的一句话:“以后咱俩不和二班那帮犊子玩。”

现在的人们不会想到,两个小姑娘之间的一句话会怎样上纲上线。他们选择整人也是有目标的,说这句话的女孩叫严书诗,家庭成分不太好,是“小资产”。父母是学校老师,当时叫“臭老九”,这些都是整她的理由。

组织者开始分析了,“怎么的,管自己的阶级弟兄叫‘犊子’,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小牛、小马才叫‘犊子’呢,这是政治问题”。

组织者开始组织大家开批斗会,让严书诗站在前面。每天上课前斗一遍,而且让她站在凳子上,一些坏男孩还拽她围的沙巾,把她从凳子上拽下来,还从后面打她。

这样的批斗持续了好几个月,我相信她是不会告诉自己父母的。组织者扬言还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越想越害怕。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走资派,关在“牛棚”里不让回家。我们那时都住平房,如果门前让人贴了大字报,路过的小孩就会向院子里撇石头,把你家的玻璃都砸烂,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

我害怕极了,偷偷地从当时阶级斗争开展轰轰烈烈的四中转到了“阶级斗争开展”相对不太好的二中。这一切都像梦一样在我眼前,永远不会消失。我不知道严书诗现在怎样了,近四十年没有见面了,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少女时代的创伤会对她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文化大革中期对小县城轰动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吴健的自杀。黑龙江省儿童福利院当时在绥化,吴健是院长,许多老年人都认识他,说他人很好,对那些没爹没娘的孤儿很好,许多长大后从儿童福利院出来的孩子还把他当亲人,他帮他们找工作,介绍对象、成家立业,什么大事都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切都变了,他们单位有人对他不满,写大字报说他虐待孩子,不给孩子吃饭,让孩子吃虫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省的红卫兵,还有外省的红卫兵都纷纷到绥化串联,轮番批斗。一开始,“二毛子”她们也跟着去斗,而且很积极。我的一个老师后来跟我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你整我来我整你。”

果真似乎应了这句话,整人的人这一拨刚走,另一拨又来,吴健几乎二十四小时不能睡觉。

斗的实在受不了,有一天早上他爬上了30多米高的大烟囱,下面围观了上千人,从早到晚人群不散,吴健在烟囱上面想了一天,“没有活路了,下去也得斗死”。天快黑了,没有别的选择,他从大烟囱上跳了下来,当场摔死。

疯狂的人们啊、还有善良的人们,有良知的人们,你们在想什么?知识分子在想什么?

时间可以冲刷记忆,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悲剧还会不会重演。地球上还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人类应该怎样共同面对。

时光蹉跎真的让人相当的感叹

n 黑龙江   曲文勇

我这一生难忘的几个人

本文作者个人简历

本文作者曲文勇目前就职于中国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教授职务。51岁,现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黑龙江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社区以及当代社会问题研究。共发表专著十余部、论文三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