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简历

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本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创办《今天》,成为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1989年4月,北岛离开祖国,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

n 北岛

 

那个地方曾是他儿时欢乐的源泉

北岛想起小时候住的楼
 

 

 

(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而这仿俄式建筑,仿佛是郑和经现代化改装的大船,生火待发。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了谐音,倒也吉利。

调到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原来在一层,与另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阳台。从这儿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出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比我高半头,中学时就敢冒充另一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

谁承想郑和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过一场大风暴,搭船的人灰头土脸,惶惶不可终日。可孩子们乘的是另一只船,梦想之船,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关。

那天晚上我已上床,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忽然冲出去,敲隔壁郑叔叔的门。只听见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归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一连几个晚上如此,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他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工作调令早几个月,肯定犯错误在先,说不定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每天都像过节。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我家保姆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8号楼前的空场搭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镜片闪闪。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敲锣打鼓,让我好生羡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们会玩。

要说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疯了,三天三夜,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我在阳台敲打空饼干筒,胳膊酸疼,嗓子嘶哑。对孩子来说这是最伟大的狂欢。多年后我才从旧纪录片上看到当年的战果:麻雀纷纷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随后流年不利,是先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我坐小板凳啃烂白薯,正赶上收音机不断播放《春节序曲》。这乐曲在记忆中扎了根。再听那曲子,我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大人见面改了问候语,先问浮肿了没有,再互比浮肿程度,捏捏按按,用硬币按进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级浮肿,好像是特殊荣誉。母亲把口粮省给我们,达标三级,众人啧啧称奇。

最令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只见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可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这郑和家的最后证人,据说成了军事博物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战利品。

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小杨树,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即可与楼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赤贫与行走相结合的好处是,让想象无边无际。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为了逮蛐蛐,但饥肠辘辘,比蛐蛐叫得还欢。于是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发现,石头土块飞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我跟弟弟在阳台养兔子。父亲把旧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层,有楼梯相连。兔子食量大,我们到处打草挖野菜,供不应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楼的垃圾箱,捡到146个白菜头,平分后带回家喂兔子。父母大喜,认为在食物链中人在先。清煮白菜头蘸酱油,乃人间美味。母兔生下五只小兔崽。我们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后母兔拒绝喂奶。只好把它们放进垫好棉花的纸盒,用吸管喂牛奶。当夜一只只死去。第二窝的小兔崽,尚未睁眼就出笼觅食,结果从围堵阳台的砖头之间钻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亲要杀兔果腹,抗议无效,我和弟弟很难过,在外溜达了大半天,回家后宣布绝食。

(三)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慵懒嗜睡。看大门的伍大爷也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形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4号楼紧挨大门,共4层每层4单元。本楼基本是“民进”的住户,仅少数例外。先从左邻右舍说起。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8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亮色。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两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听见隔墙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

张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一个暴虐时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伯伯内心急躁但表面随和,有相貌为证: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有如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1949年后自然不得烟抽。除了一凡与我,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也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两个异母同父的姐姐,她们发育早,特别是少遮拦的夏天,让我晕眩。

434庞家。庞安民伯伯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要不他家孩子个个人高马大。大哥邦本是画家,五七年右派,留在劳改汽车厂搞外形设计。他设计的卡车有如未来世界的战车。大嫂当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长年卧床,善于密谈,指点路径,成了我们这帮愤青的人生导师。而居委会则不以为然,认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辟章节写她)。二姐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不屑与我们为伍,直到插队时才屈就,跟我们混混。小弟邦殿内心疯狂,后成数学家,看来数学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从三层再往下,记忆变得模糊,如坠雾中。

243刘家。刘鹗业叔叔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深厚,说来话长:由于紧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儿是我母亲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有专车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学教员,地下工作出身,四九年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神秘莫测,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独子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发”,指周公勤政,连洗澡都不踏实。

沐伯伯大概既无朝政可理又无洗澡的条件,故脾气很坏。记忆中他已是个老先生了,常卧床不起,很早过世。而方阿姨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小京与我交情甚深,尤其70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宁和赵一凡介绍给我。与他们相识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别是后者,既为挚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向导之一。

(四)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1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儿”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儿”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儿”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难怪其后代自称“最后的贵族”。

“大院儿”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儿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大枣似的:“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

家长翻着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权力中心的使者。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

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大院儿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为什么,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就像一件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陿意地闭上眼。也许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爱。

(五)

文化革命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学写给党中央的信,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而期末考试在即。

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欢呼雀跃,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彻底失败,也为自己跨越数理化的全面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青春的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三不老胡同1号这条大船首先发出求救信号。谁也没料到,本楼首席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家首当其冲:他夫人、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几年后郁郁而死)。

我们大院儿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民抄家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已做好升天的准备。各楼门口帖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并勒令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一场虚惊。

那年夏末某日,轮到我到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而遣返回乡。至今我还记得他模样: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带河北口音的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用扩音器都远不可及。这昏睡的传达室终于醒来,见证了暴力和苦难。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昏暗的灯下她嘤嘤哭泣,目光充满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风的时刻过去了,生活照旧。而文革终于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成人世界势不两立,而孩子们照常来往。

与国家大事进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由于大联合,民主实践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亲迷上了攒半导体。那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每月最后那个星期日的上午,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卸在楼门口。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破烂,悄么悄声地侵占了大院儿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而在我们同学中正兴读书热,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反收购,拦截顾客,筛选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淘宝。

(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前往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后,转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那时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那些出没的女人,构成沙龙运转的神秘动力。

而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像机的闪光被当成发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我借给一凡的一摞古典音乐唱片。

转眼间人去楼空,三不老胡同1号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我们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来都带着共鸣,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三里开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从湖北干校搬回北京,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翻译家冯亦代伯伯;再通过冯伯伯,我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像他的烟斗般镇定,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5年夏,我们家买来一台红灯牌9寸黑白电视。这可是全楼的大事,此前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饭后,左邻右舍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那台电视供放在五斗橱正中,被团团围住,等于大家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随着技术更新,9寸电视前又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坐得越偏变得越厉害,影响对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一股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居委会跟着加班加点。客人中有几位新朋友,后来成了《今天》的中坚。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从三不老胡同1号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

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它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

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几年了。他告诉我,她死前惟有我的诗集放在枕边,让人黯然神伤。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

是啊,人家只在插队时,才与我们这些草寇为伍。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是啊,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那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