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建成于1921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政府于1951年接管北京协和医院。1971年,医院曾改名为首都医院, 1985年恢复北京协和医院名称。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所医院的成长,多次接见医 院的专家和领导,对医院的建设、知识分子工作都曾做过重要指示。由国务院批准的 北京协和医院扩建工程于1995年投入使用,成为医院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现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临床 医学研究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是国家卫生部指定的全国疑难 病症技术指导中心之一。1991年通过了三级甲等医院的评审,1992年被评为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目前,医院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在岗工作职工2300余人,正副教授和相应 职称的人员301人,其中在中华医学会及其分会和国家级杂志担任职务者128人。 目前床位使用总数900张,日门诊量超过3000人次,年住院人数13000余 人次,同时还承担着大量外宾和高干的医疗保健任务。医院承担八年制协和医科大学的临床教学任务。现有博士后流动站5个,博士点 11个,有博士生导师55名,硕士生导师104名。每年接收全国各地来院进修医 师、护士和其它进修人员300余名,并接收部分外国留学生。医院设有自己的护士 学校,目前在校生达280人。医院每年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项目100余项,平均每年在国家级和国外 杂志发表论文400余篇,十几年来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5项,其中一等奖二项, 部级奖62项,医科院级奖77项。医院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频繁,已成立了七个中外合作中心,促进了医院现代 化建设和医教研工作的开展。几代协和人以“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建设着协和。
 

n 佚名

 

她们在医学上的名气大到全中国知晓
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女大夫
 

 

 

叶恭绍:中国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创始人

1935年,叶恭绍二十七岁,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工作。这时的科主任是袁贻瑾教授。他安排叶恭绍先到杨崇瑞办的第一助产士学校见习三个月。

叶恭绍告诉科主任,自己将在10月份结婚。袁贻瑾当时反应很大。“他简直不能接受,而且感到失望。他要我去找杨崇瑞谈话,希望杨崇瑞能说服我不结婚。他还告诉我,协和医学院是不送已婚女医师出国进修的,因为女医师结婚后必定随她的丈夫去留。协和培养了,又不能用,太不合算!而且女医师生了孩子,就可能不再工作了”。

科主任还举了杨崇瑞、林巧稚由于不结婚,事业才取得成功的例子;而沈骥英虽然曾是协和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但在结婚后生了孩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致结婚后就离开协和医学院了。

“他想用这些例子来说服我,但我没有改变计划。我按预定时间,于1935年10月和黄祯祥大夫结了婚,并继续在公共卫生科工作,直到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协和被迫关门为止。我于1936、1938、1940年生了三个孩子。除了利用协和应有的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外,我没有为生孩子而多请一天假。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说明:已婚妇女照样能继续工作,以消除他们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终于胜利了!”叶恭绍后来回忆时说。

叶恭绍早年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后来则重点进行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形态机能与素质的研究。这位生了三个孩子的协和女大夫,1947年赴美国留学,建国后当过北京妇婴保健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医学院教授、卫生系副主任,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学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在老协和时期,能选择报考“高难度”的协和医学院的女人,多半是希望在自己身上实践女性新式解放。

叶恭绍的父辈并不想给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她是在早年追随孙中山的二哥的帮助下,才走出了家庭接受新式教育,从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毕业后,进了南开大学,两年后转到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后来考进协和医学院。

在老协和,如果女大夫选择内、外、妇产科这样的大科,是不允许结婚的。对护士也有许多规定:必须吃、住在宿舍,如外出,晚10点前必须回宿舍。如有客人来访可在客厅接见,禁止男客人上楼。协和的护士不许结婚,如要结婚,必须先辞职。

有意思的是,因为性别而做出选择的公共卫生学家叶恭绍,却首次在中国提出了关于不同性别的少年第二性征的分度,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严仁英:91岁的妇产科专家

协和女人一般都比较坚韧,否则在协和这个环境里难以成功地生存。又因为新老时代背景的演变,协和女人的坚韧,在新老时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

2004年CCTV的《大家》栏目,请到了北大医院91岁的妇产科专家严仁英。1940年,27岁的严仁英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是协和医院第一位担任总住院医生的女性,也是当时妇产科职位最高的中国女性。她非常看重严仁英,有意培养她做自己的接班人。那时的严仁英,面临着和叶恭绍一样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结婚还是独身?

严仁英谈到:“林大夫不结婚,因为她在协和的那个地位,女的里头能当上教授、主任的就她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前途了。我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是要事业还是要家庭,是要结婚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在林大夫的心目中,可能我是她的接班人之一,我到底是踩着她在协和的阶梯继续往上爬,还是建立家庭离开她,这是一个矛盾。”

美国对日宣战后,协和关门了,在林巧稚的介绍下,严仁英来到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半年后结婚,先生是在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王光超,后来的著名皮肤病专家。他们相伴走过了人生的六十个春秋,被称为“杏林双彦”。

北京电视台的《世纪之约》也对严仁英进行过采访,也提到老协和女大夫的独身,比如她的导师林巧稚。

严大夫说:“她这个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我在1948年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很多妇女结婚了以后就都只能看门诊了,再也不可能当教授、当主任。我心里头想美国又是民主又是自由的,怎么对妇女这么样子的歧视。所以像林巧稚那一代的我好多老师都是独身的,这并不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医学院都为欧美人所办。一篇题为《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的论文中提到:“据1916年之调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在一千九百四十人左右,其中百二十九人为女学生”。

文章提到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这里培养有一批优秀的女医生,接着说到叶恭绍,“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其二哥官至北洋政府的交通次长,家有七个姐姐,一个妹妹。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办的天津中西女校,目的是为了做一名小学教师,以达到经济独立,因为她对母亲及姐姐、嫂子们的生活方式很反感,不愿做一个只会打牌、管家务的富家太太,认为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因而中学毕业后进入协和医学院深造”。她“成为一个特例,协和毕业的女医师的确大多终身未婚”。

创办于1913年的金陵女大,一开始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直接去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读硕士。该校培养了众多的职业女性,“以毕业生多单身而著称”。

而由美国传教士的妻子范约翰夫人1861年创办的上海清心女校,对聘请教师规定很严,一定要是基督徒,而且是不结婚的,一旦结了婚,就要辞退。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将“贤妻良母”与职业分离的选择,为何竟然出自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女校。

杨崇瑞: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的杨崇瑞,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医学博士,也是终身未婚。但她却像林巧稚一样,一生关注的是中国妇女的健康和生存问题,挑战当时中国传统妇女的生育问题。

当林巧稚还是协和医学生时,曾来到北京东城的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在保健科主任杨崇瑞的指导下工作。她们虽然相差十岁,但同是基督徒,在精神气质上颇有相似之处。

杨崇瑞从协和医学堂毕业后,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公共卫生。这一年,她三十七岁,开始酝酿中国的助产教育。

她的一个行动是倡导开展助产教育,从培训旧式接生婆做起,义务为孕产妇做“产前检查和咨询”。后来这一行动受到南京政府卫生署的关注,批准成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由杨崇瑞领导,她特聘当时在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去讲授产科学。

杨崇瑞的另外一个行动则是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多胎生育不仅危害了女性和婴儿健康,也不利于国家发展。她请社会学教授陈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宣扬节育的文章,邀请美国著名的节育运动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到北京协和医院做“节育”的演讲。

当时北京的小报上描述杨崇瑞在前门车站迎接桑格:“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前往迎接,居心叵测,需加注意。”所谓杨崇瑞的“奇装异服”,不过是改良过的旗袍和盘在头上的发髻。

桑格在协和礼堂的演讲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可以说,中国妇女处境的改善,有一部分是从身体解放开始的。这些关于助产节育的行动,开始改变中国人被生育牵制的悲惨状况,渐渐地,中国妇女们可以自主地选择什么时候怀孕,用什么方式来控制生育,如何优生优育。

林巧稚:中国第一代妇产科专家

林巧稚的弟子、今日的协和妇产科名家郎景和,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在今日关于林巧稚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到她的这句话:“健康应从婴儿抓起。我一辈子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为了事业我决定不结婚。”

虽然她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经她手接生的孩子千千万,人们给了笃信基督教的她这么一个称谓:不曾做过母亲的“万婴之母”。她为林徽因、冰心这些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朱德夫人、彭真夫人看过病,她更为众多社会上的普通妇女治过病接过生。就像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一位内蒙古的女工焦海棠给林巧稚来信,说她已经连续夭折三胎,现在又怀孕待产,向大夫求救。林巧稚根据信中所说的症状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病,国内尚无成活的先例。接受焦海棠这样的病人风险太大了,但林巧稚不能面对一位母亲的求救而背过身去。她遍查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搜寻有关治疗新生儿溶血病的资料,最后决定用婴儿脐带换血的手术,来挽救新生儿生命。她组织各科专家制定了整套方案,并亲自主持手术。就这样,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病手术成功了,母亲为孩子起名叫“协和”。

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六年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是恶性肿瘤,必须尽早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了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考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大多数专家仍坚持应尽快手术。

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

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是正确的,一个六斤重的女婴降生,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原来董莉的宫颈肿物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在林巧稚接生过的孩子中,有不少名字叫“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的。这也许是来自民间的普通妇女们,表达自己对林巧稚感激之情的最恰当方式。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的,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她签上了英文“Lin Qiaozhi's baby”。所有经她之手接生的孩子,都有这么一份出生证,这温暖的签名深深地打动了冰心。终身未婚的林巧稚说自己“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这生命的进行曲,胜过人间一切悦耳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