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乐民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欧洲学会原会长。1930年生,在大学毕业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曾游历亚非拉欧美各地,参加了大量国际会议,进行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1991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戴高乐》、《撒切尔夫人》、《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并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扩张史》(其中三章由周弘撰写)、《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陈乐民集》、《欧洲文明十五讲》。散文随笔主要有:《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与资中筠合集)、《临窗碎墨》。

n 陈乐民

 

当年的国际国内形势奇怪而独特

在维亚纳的那些日子
 

 

 

1955年我刚到维也纳的时候,奥地利还分成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区”,维也纳也分成四个“占领区”。满脑子“政治斗争”和“政治责任感”,一句话,几乎彻底“政治化”的我,初到维也纳的苏联“占领区”,有一种很特殊的,似乎是“肩负重任”的心态。

我和一位外交信使从北京先飞到布达佩斯,换乘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维也纳“苏占区”的一个很小的军用机场。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苏联占领区反正都是“苏占区”,都是苏联的“天下”,奥地利还没有取得自己的主权,所以我没有办任何入境手续,便从北京到了维也纳。

住在Favoriten Strasse的Mollwald plaz四号,那就是中国书记和工作人员的驻地,比邻的一幢楼房就是不久前从布拉格迁此的“世和”书记处。

中国书记是李一氓,带领着三四个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世和”书记处每周开一次例会;李一氓和一名翻译去参加。那时,奥地利还没有独立,中奥没有外交关系,李一氓这里成起了向国内通消息的渠道,也是对外联络的机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

我一下子被抛进了某种“国际环境”中。“占领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战争结束已经十年了,但四国分占的局面一天不结束,战争的痕迹就一天不能涂抹干净。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我自然而然有一种“神秘感”和为一种事业而工作的“使命感”。“世和”是苏联制造出来的搞“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组织,正是为了便于争取西方的“和平进步”人士,才从布拉格搬到这里来,因为维也纳的地理位置对于开展这样的活动比已属“苏联阵营”的布拉格更加有利和方便。

奥地利人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19世纪的奥地利帝国以及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断羽之后,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因而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战后则沦为被美英苏法四国占领的地位,奥地利人感觉到没有祖国了。

在东德和西德早已分别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后,奥地利人在对比之下更加强烈地渴望从被外国占领的地位摆脱出来。

也有一种少数人的意见,认为奥地利太小,是否具备单独生存的条件还是个问题,有的甚至主张与联邦德国合并。我们所结识的奥地利朋友当然不认同这种意见:奥地利凭什么不能独立地生活呢?

然而战争毕竟已经结束了十年之久,占领局面不可能长此以往地维持下去,而结束占领,势必与恢复奥地利国家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欧洲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联系起来。

在四个占领国与奥地利各大政党反复循环的磋商过程中,一种共识终于达成了,那就是奥地利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定期取消“占领区”,彻底结束对奥地利的战时状态;奥地利实行有国际保证的永久中立。

1955年5月,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和奥地利终于在贝勒维代尔宫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

签字这一天,维也纳全城沸腾,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那天正是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天公作美,好像有意驱散久久笼罩在维也纳上空的阴沉的乌云,预祝着奥地利人走好运。从此奥地利成为享有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四国占领军将在约定的日期以前全部撤出。“世和”书记处的大楼里也热闹起来,喜气洋洋,大家同在这里工作的奥地利人握手祝贺。

我到维也纳的第一年,大楼里的气氛是“和谐”的,反正一切都听苏联书记的,他是这里的“太上皇”,一切他说了算。法国共产党派来当总书记的,每次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总要问:“苏联同志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和谐”是在“一边倒”情况下的“和谐”。

1956年,我所熟悉和习惯的形势和思维方式突起波澜。上半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应,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洲共产党)一下子失去“主心骨”了,困惑、疑惑,失去了判断的能力。

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动红军镇压了匈牙利人民。虽说“世和”以其活动的性质不能对共产党的党务表示态度,但是主持“世和”工作的主要国家的代表都是各国共产党派出的,当然大多数是党员,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样的大事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波匈事件及其所掀起的反应已经超出了“国际共运”的范围,是“世和”不能置若罔闻的“国际问题”。平时在“世和”书记处的“和谐”气氛不见了,各国的书记们以及各国派来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手足无措地张望、猜测。

1956年4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做的全面否定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立刻传遍世界。

大约做报告的第二天上午,“世和”书记处的阿根廷书记把李一氓约到他的办公室,我作为翻译同往。阿根廷书记很神秘地告诉李一氓说,出了大事,随即拿出一张刊有“报告”全文的西班牙文的报纸,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内容扼要地讲给李一氓听。阿书记说这在西方已经传开了,报刊上全是这件事,不知是不是真的。

李一氓说无风不起浪,看样子不可能是谣传。

我听了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和“大惑不解”,已经习惯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哪知他竟是一个希特勒式的暴君;近代史整个要乱了套。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后,一氓同志立刻叫我们到报亭去买报纸,并且立即把载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纽约时报》寄回国内。那时我们派到西方国家的人员还很少,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估计我们即使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把信息传回国内的。

很快,“秘密报告”的消息即成为“世和”书记处内上上下下纷纷议论的话题了。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被打乱了,每个人都以复杂的心情观望时局的发展。书记处里的法共党员最多,他们对“反斯大林”保留最大,表态是比较慎重而“正统”的。有的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是非搞乱,说赫鲁晓夫搞的是“突然袭击”。

反应最活跃的是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对彻底否定斯大林至少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苏联代表也不像过去那样镇定和神气了,他们对于赫鲁晓夫这一手同样没有思想准备,当别人向他们问及“秘密报告”的情况时,他们只能闪烁其词,形容尴尬而又被动。“世和”书记处是面镜子,具体而微地反映出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失掉了“主心骨”般的失控状态。

我年轻而幼稚,当时在政治上只晓得要按党的文件和指示去思想和行动。

实际上脑子里一盆糨糊。上面有一氓同志顶着,我们这些小卒好办;不过在和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一起时不能完全哑口无言,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有了对外表态的准绳。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苏联的“威信”马上一落千丈了,各国共产党一向如众星拱月般以苏共为中心,现在发现“偶像”的威严面具被扒掉了,自然就“离心离德”了。像当时法共那样还顺着苏共的已属凤毛麟角,实在没有几个了。

1956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先有赫鲁晓夫的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继有苏联红军大枪大炮加坦克镇压匈牙利所谓“叛乱”。

波兰的局势也显然不稳,以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的波兰工人党已不听苏共的指挥,在闹独立性了。这种情绪在波兰人心中是十分普遍而明显的。这年夏天,“世和”书记处放暑假,大家应波兰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去度假期。我们接触到的波兰人都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反感,甚至有些“恨恨然”,反苏情绪是不加掩饰的。陪同我们中国人的一位波兰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位中年妇女,随时流露出对苏联以大压小的不满。

一次,我们在大街上散步(就是战后波兰人民以很快速度重建毁于战火的那条大街,时誉为“华沙一条街”),这位中年妇女指着一座苏式建筑(就像我们的早已改称“北京展览馆”的那个苏联赠建的展览馆)说:“多么丑陋的建筑物呵!它与我们波兰的传统多么不协调呵!这是我们的‘盟邦’强加给我们波兰人的‘礼品’。”

诚然,她说得对,“多么不协调呵”。不久,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军队先开进了布达佩斯,几乎箭在弦上,多跨一步就能进入波兰,只是迫于各种压力,没有敢这样做。但匈牙利则未能幸免。

这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风和日丽,“世和”书记处的各国工作人员组织到奥匈边境的一个风景区游览,突然间从匈牙利那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们立即感到不妙,那些日子已不时传来匈牙利人民对当局不满的消息,对苏共扶持的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政权怨声日增,屡有群众性的游行活动。这些枪声显然与此有关。

我们赶紧返回了。

以后的几天,一片乱糟糟,各种信息瞬息万变地袭来。弄不清是谣传还是事实,时时涌进“世和”书记处的大楼。在我们住处的法沃斯顿大街,接连好几天,人声鼎沸,从匈牙利方面的大批“难民”蜂拥穿过,神情激动,听不懂他们喊些什么。

维也纳日常的沉静不见了,充塞在空气里的是喧嚣、混乱,维也纳的上空一时间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某某区的奥地利共产党组织被砸被烧的消息时有所闻;反共的、拥共的传单满街飞扬……报纸上登出了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的街上冲撞的照片。我们在维也纳感觉到了咫尺之遥的匈牙利在发生着可怕的事情,它的冲击波能射出多长多远?难道会波及到维也纳吗?此时,李一氓同志正好不在维也纳,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奥地利已是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拒绝发给入境签证。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只有我和资中筠,还有一位厨师,“留守”在这里。

一时间,我们有一种困据“孤岛”的感觉,不知道对这发生的一切该取何态度。等局势略微平静一些时,我们去了一趟布拉格,中国与奥地利尚无外交关系,我们同国内联系只能通过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

在“世和”书记处,苏联代表的态度颇为“怪异”,他们出了兵,侵入了自己的所谓“盟国”,听到人们的质问时可能自觉理亏,便缩头缩脑、闪烁其词。过去“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不见了。法国书记(根据当时法共的立场)是支持镇压的,看到苏联代表那种软巴巴的样子,表示不理解。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推行同西方缓和的政策,苏联在“世和”的主要工作是在西方国家内搞“统战”工作,苏联的出兵使它的“统战”工作受到严重损害,所以苏联代表的态度不可能一贯。这种形势到11月在赫尔辛基“世和”执行委员会表现得最为突出。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是从国内赶过来的刘宁一。我和资中筠从维也纳去赫尔辛基与他会合。他在会上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指责西方帝国主义干涉匈牙利内政、鼓动匈国内“反革命分子”发动暴乱、企图颠覆匈牙利政府;单枪匹马地冲在前面为苏联辩护,坚定地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他说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邻居家里闯进了强盗、或者是着了火,能够袖手旁观不去救援吗?

可是苏联代表在会上却只是个理屈词穷的“被告”,在众多的谴责声中无力反驳。而在会下却向刘宁一千恩万谢地“感谢中国同志”的支持。

当时,我很佩服刘宁一在会上的“口才”,只他一个人东推西挡地为苏联“保驾”。刘宁一开完会回国前,我们向他提出,接替李一氓的领导同志(即书记)要尽快派来。 波匈事件以来,尤其是这次赫尔辛基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日子和各国共产党唯苏联马首是瞻的日子已成为过去。这种变化具体而微地反映在小小“世和”书记处里。我初到维也纳的几个月里,一切都是苏联代表说了算,总书记是法共作家拉斐德,后来是法共的维尼,可是在做会议总结时总要问“苏联同志”的意见,“苏联同志”的意见就是莫斯科的意见。

书记处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来自英国还是奥地利、拉丁美洲或是亚洲……都一概听从苏联代表的“指挥”,几乎听不到不同的意见。而在这以后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苏联代表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有一天,奥地利内务部突然下令查封了“世和”书记处,命令立即停止活动并限期撤离奥地利。显然,“世和”书记处已被看作“共产国际”一类的组织了。

这道命令等于宣布“世和”书记处是“非法”组织。书记处和我们居住的大楼门口都布置了奥地利警察把守,不许进出,各办公室的文件柜加了封条。办公大楼成了一座“空”楼。我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我们被“封锁”了,我们自觉“责任重大”,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焚毁了我们认为“机密”的文件。在书记处最终找到落脚的地方之前,还有一段期限可以留在维也纳,只是不能去办公楼了。

这样的气氛自然令人感到紧张,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很想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便与一位奥地利朋友约好,不定期地在公园会晤,从她那里知道一些社会新闻和时局动向。我们实在太幼稚,竟然不知这是我们的“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后来接替李一氓同志的新领导批评我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居然敢于“无组织、无纪律”地擅自与外国人接触!他说时态度郑重而严肃,板着面孔,似乎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我觉得这种“批评”毫无道理,心里很闷气:一氓同志走后,国内长期不派人来“领导”我们,把我们两、三个青年人丢在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我们却经常通过中国驻布拉格使馆向国内写情况报告,反映这里的动向,这些“报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哪怕一两个“批复”的字都没有,反倒批评我们“妄动”,这不是岂有此理嘛!好在这只是一个从来小心过甚而又疑心太重的领导人的“批评”,说说也就过去了。如今的年轻人听了定会觉得可笑而奇怪,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所谓“工作人员”就是受“顶头上司”差遣、为他们服务的“工具”,是没有“独立人格”的。

1956年底,“世和”书记处终于搬迁到新的临时驻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什么是“芬兰”呢?芬兰是与苏联紧邻的“中立”国家,它对于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邻居,不得不“礼让”几分。书记处正在做着两件大事:一是筹备来年夏季将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再是同奥地利政府交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解除对“世和”书记处的禁令。

我和资中筠经斯德哥尔摩随书记处一起到了赫尔辛基,一住就是半年。最近去看那时的旧档案资料,还看到许多以“陈、资”署名写回的“报告”。

看了以后不免有些说不出来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