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前言:借着美洲文汇周刊《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说说半个世纪之前的经历。如今已过古稀,红墙内外已发生巨变,我想“保密”性已成为历史,命运的驱使使我经历了这些。又因有些朋友知道我的一些经历会有些不合情况的遐想,所以我就向大家作个交代吧!

特别要告知的是我当时的年龄是十五岁到二十岁。我一九五零年一月参军,一九五一年调到叫“八中”的机关,有军籍,六年半的军龄后转业在四机部一个大型工厂工作。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我是一个湖南妹子,抗日战争初期妈妈去了四川重庆,她是银行职员,先将我放到湖南同乡同事的家乡,后来就没有接走我。

直到解放,我已经初中二年级肄业,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当学员,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开始时,也就是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的时候我被调到北京,开始在香山集训。

就在香山,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是作为一名“译电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虽然当时我是初中文化,但是解放初期十分需要稍有文化的人,因此,对我的政治审查进行了半年多,最后终于被分配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我当时还未满十五岁,刚入伍我就将头发简短,像个假小子,虽然年纪小,但当时我已是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那时我们实行的是包干制,大家都穿蓝色的列宁装,有时我还是喜欢穿军装,也有老同志给我在延安时穿的灰布军服让我穿。我当时不修边幅,样子有些邋遢。

记得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毛主席来了,上山了”,而且他所在的位置大概在“双清别墅”,当时已是夏天了,反正我当时根本没想要穿什么衣服,总之就是一身不合身的衣服穿着二话没说,就跟着往山上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

当我撞到了那个院子内,已有不少人围在那里了,我只看见在一个竹制的躺椅上坐着一个穿着背带裤的男士!“啊!是毛主席!”

旁边已有人围着他,我不知道他看见我没有,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形象不是非常好,因此马上钻到人群里面,从人缝中看毛。因为我记得在张家口的课堂上,北大请来的语文老师(记得姓黄)他点名让我站起来,他点到我,我站起来说“到!”我旁边坐的男生忽然低下头突然又抬起头,“怎么这个名字像女生的?”然后他赶紧抬头看看我,引起全班哄堂大笑……因为自己在外形上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没有勇气往前凑,后来我还是自己安慰自己,反正我见到了毛主席了!

我看到毛泽东的时候他看上去面色红润、和蔼可亲的样子,他躺在竹椅上,肚子微突,说明他比较胖。

一生中工作最紧张的记忆

我开始值夜班的时候是被老同志带领投入紧张的翻译电报工作的,因为我们当时用的是“密码”,因此,必须记字。

当时我们的的工作就是比记忆、比速度、比忠心的工作。由于我年轻,很快就进入了状况,电报分“平报”、“加急”、“特急”、“机密”、“绝密”……;我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受的教育是“一字之差,人头滚滚”,要求绝对准确,不能出错。

当然,发出的报和收到的报,有校对把关、有老同志把关,有股长、办报科最后检查送出去,但如果错了是会有损业务成绩的,所以我的心经常是紧张的,但又很困,下了夜班往往一睡就能睡到下午四点,起来之后马上又去办公室工作。

因那时我们毕竟太年轻,有时还会搞恶作剧……

有一天,我和同事干完活就回寝室睡觉去了,大约晚上两、三点钟,当时值班班长是“西北台”杨组长,我是“中南台”的,我和一个同事、外号叫“小蛮子”的是同宿舍的,床也是并在一起,我和她一同在杨组长脸上画着大花脸(他当时睡着了),我们画完就走了,等有人翻好电报,要组长审查时把他推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捧腹大笑……他们说:“这两个小蛮子真调皮!”

笑话还多呢!有的人因犯困,本来嘴中应报码子(即数字),而说出“天气很冷”,因为当时刚好有人一掀门帘风吹进来了。有个同事叫“金豆子”的,一次,因为她太困了,在收到的报上画了许多打瞌睡的线条……像一条条小虫……

我当时最高兴的事

当时因年轻,思想单纯,记得最高兴的事是如下几项:1.吃夜宵;2.看电影;3.跳舞,这些事情的详细来历请看我一一道来:

1.吃夜宵

虽然是五十年代,我可还是有口福,我参军在张家口,一周只打两次牙祭,平时都吃小米饭、窝窝头。但一进了北京城参加了工作,值夜班是很累,但一过十二点就有夜宵吃,而且夜宵都是细粮,花样不少,如炸荷包蛋、馄饨、饺子、肉丝面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凭夜餐票就可以吃。

记得机关的食堂大师傅是两个胖子,一个姓高、一个姓王,因为当时我们的年纪小,他们对我特别好,时常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对我们说:“小鬼,多来点!”

他们是北京郊区的贫下中农,满口京腔。

我还记得那个姓王的大师傅抻面做得很好,他胖得上公共汽车都困难!对于当时的他们我至今记忆犹新!

2.看电影

那时一到周末我们这些人不是有看电影看,就是有舞会,真是高兴极了!机关里放电影有时在食堂、有时在操场,场地不讲究,有长条板凳即可。

记得看的电影以苏联电影较多,都是非常好看的。我记得要说看电影还是五十年代最多……如《乡村女教师》、《列宁在一九一八》、《没有说完的故事》、《第四十一个》、《攻克柏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武训传》、《居里夫人》。

记忆最深的是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舞会,按照一般的惯例跳到十二点还有“小电影”看。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好坐在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的后面,那天看的是原版《居里夫人》。少奇同志一般都较少来跳舞,来的时候也有时来的较晚,而且经常是和夫人二人一起都来,他们喜欢看电影……

那天,只听王光美在他旁边讲悄悄话,因为她英文好,正在把电影中的情节翻译给少奇同志听。我坐在后面也沾了光,所以我本人对那部电影印象很深……

⒊跳舞

我所说的“跳舞”,指的是跳交际舞;我在迎接湖南和平解放时会扭秧歌,也是女扮男装(我上的中学是女校)。刚参加工作,在香山就有舞会,进了城,每周末也有舞会,我们的机要处长李XX就很爱跳舞,他个子不高,跳起舞来微闭着眼睛很有风度。

当时的跳舞服装大概是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吧,女生穿“布拉吉”(裙子)。跳交际舞是很时髦的,我爱唱爱跳,很快就学会了,还会带人。

我在勤政殿看到了谁?

我们机关紧连着“中南海”,都是在红墙内,但里面还是隔着另外的红墙。首长们工作十分辛苦,周末放松一下理所当然,而我们这些“译电员”是可靠的,周末都是由机关俱乐部的负责人领进去参加舞会。

中南海的舞厅并不大,约可容纳百把人,由警卫团和乐团伴奏,还有警卫文工团团员,加上中南海内部工作人员和机要局的人员就不少了。

我当时是共青团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我下半年也入党了。又是文娱委员,十分活跃。

我只同毛主席和朱老总跳过一次舞,同毛主席还是在北戴河海边舞厅跳的;同朱老总却是在中南海舞会上跳的。他们在跳舞时会同我讲几句话,我的印象是朱老总因年事已高,不能跳得太晚。记得那一次他刚同我跳了一场舞,我的印象是跳慢四步,但是速度同走路差不多。跳舞的时候我很小心,怕踩到他们的脚。

朱老总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做什么工作”。我的第六感觉得他特别慈祥、和蔼可亲,像长辈。但只到了八点半就有警卫上前向他行军礼,这时候有人送热毛巾让他擦脸。只见当时的老总站起来就同警卫员走了……

同毛主席跳舞则是一九五四年夏在北戴河,我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上级奖励我十天假期。我休假期间在海边沙滩舞场见到了毛主席,我不知为什么对他老人家有敬畏和恐惧心里,不少人争先恐后请他跳舞,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请他的。和他跳舞的时候我只能靠着他半个身子的一边,他厚厚的大手很温暖,他也问了我的姓名,他说:“你也是机要局的?”

我说:“是!”

我觉得他老人家已经很累了,就跟着他走步,生怕踩了他的脚!当时的我除了十分紧张,也十分兴奋!

另外,我在“勤政殿”看见江青,还有少奇同志的大女儿,她们只在舞厅内找一般人跳舞。记得当时的江青穿黑色长裙。

在厅的正中有沙发和桌子,看到毛主席来了,乐队就奏慢四步,舞曲奏到毛主席的坐椅旁边即停止。杨尚昆的夫人是戏剧学院的院长(一时忘了她的名字)(《美洲文汇周刊》编者注:杨尚昆夫人名为李伯钊,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北京市文委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等职)又留过苏,她常跳完舞大步走向毛主席身边,与他亲切交谈。但是我的确没看见毛主席同江青跳过舞,或者江青曾经坐到毛主席身边,究竟谁是江青还是别人指给我看的。

我在舞厅没有见过小平同志,但是周恩来总理我见得最多,他的舞跳得太好了,一般他来得迟,一来就要乐队放快步:“来个新疆歌!”

在舞会上他大多是同文工团员跳,我根本不敢请他跳,怕踩到他的脚!

一件最难忘的事

在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我从见习译电员到正式译电员到独立工作者、班长,我转业时是正排级。在工作上,我从翻普通电报成长到翻“绝密报”。我工作的电台是“中南局”、“中南军区”电台,有时还是“志愿军司令部”。

后来,我所工作的三科几乎全部入朝,而我留了下来,但同朝鲜每天都有电报来往。记得有一天我已回宿舍睡觉了,又有人叫我回办公室说有“特级绝密报”。当时翻译绝密报是指定的人,我当时已是班长兼绝密报翻的人员。我十分紧张地奔到办公室,看到电报是从香港发来的,当我译出其内容时心中既紧张又害怕,内容是:已截获台湾已派特务要炸飞机。

这一次,就是总理周恩来要去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次。

我忘了我是如何很快地把电报翻译好,马上送到楼下值班的送报员,经过审报后,送报员会马上骑摩托车送进中南海。

在这段工作期间我常亲自发出毛主席亲笔起草和批出的电报,他老人家常是用铅笔在纸上龙飞凤舞,我也习惯看他钩来转去的字句,基本上能看清并较准确的发出。

记得在奠边府战役期间,也由我来翻译,绝密报是另外的密码本,翻译员要对部首(如同字典)十分热悉,才能又快又准地翻译出来,如果是特急报,要翻一百字,送一百字。

有一次,工作出错了,当时,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回去准备休息后又把我叫回来,说有错误,这件事惊动了局长,但又是一查不是我的错,而是拍电报的拍错,对我而言实在是一场虚惊。

我还记得一件外交部译电员出的事,出事之后通报全体译电员要以此为戒。就是“中印联合公报”登在报上,由印度方面找出一处错误,经查是译电员的错。当时周总理十分生气,本来要处分那个译电员,因这位人员平时工作态度好,才改为通报批评。

要细说还有很多生动而有趣的事情,但限于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了。

我二岁离开生母,他们后来去了台湾,在文革中因有海外关系我被批斗,经过风风雨雨,一九八九年七月来美探亲,与生母团聚。如今她老人家已走了五年了。

我如今是基督徒。

完稿于11/27/2007清晨

早年的中南海机要员成为基督徒

n 加州   玉草

我曾经和毛泽东跳过舞

本文作者个人简历

本文作者1936年7月10日出生於上海,湖南长沙人。解放前就读湖南省一师附小,周南附小,福湘女中(初中二肄业),1950年1月10日参军,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第五大队学员。1950年11月调山东为“中央办公厅中央机要处培训队”,1951年3月参加工作,为中央机要处译电员(后改为中央机要局),1956年10月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部国营774厂工作,历任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宣传委员。1966年至1978年受文革冲击,牛棚、下放车间、劳改,至1979年还未落实政策。1979年至1989年在774厂培训中心技术学校任教语文和政治,班主任,1989年7月到美国探亲,1990年5月获得美国绿卡,2003年成为美国公民,2003年7月成为退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