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祸根

我自知出身不好,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敢轻举妄动。文化大革命初起,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没参加,是个所谓“逍遥派”。1967年1月,掀起了称为“一月风暴”的全国夺权运动,我们那个县的一派红卫兵组织在2月2日晚上在解放军支持下夺了县里的“党、政、财、文”大权。

一派夺权,另一派便以不是“大联合夺权”起来反对。夺权派便动用专政机器对另一派组织进行血腥镇压,连外地来串连的大学生也有十几人被抓进了监狱。此时我想,“这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革命派怎么能这样来对付革命群众?”便心生对被镇压的一派的同情,随之写了一张呼吁停止镇压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贴在县革命委员会院墙上。大字报有据有理,文字精彩,引起夺权派的重视,发起了全面的反击。两派的大字报在县城铺天盖地,轰动全城。

真是自投罗网,一个国民党员的儿子,胆敢攻击新生的“无产阶级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所幸我没被抓进监狱,但从此便成了夺权派的眼中钉。

到1967年4月,上头(自然是“四人帮”)为打倒反对文化大革命夺权的一批老干部,诬蔑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逆流”(称为“二月逆流”),下达了在全国反“逆流”的指示,称夺权后镇压群众就是“逆流”,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命令放人平反。我便成了“反逆流”被平反一派的一员。

在“反逆流”中,省里的“左派”在解放军支持下夺了省里的全部大权,得到中央(自然是“四人帮”)承认支持。

按省里夺权的派系,县里自然是“反逆流”一派正确,支持他们夺权的解放军也转态支持“反逆流”派,于是我便站到了省“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都支持的一派。对此,我曾自我庆幸“站对队”了,还被推举为一个组织的副头头,便埋下了在“清查运动”中惨遭迫害的祸根。

落网

到1969年4月,夺权上台,身兼解放军大军区政委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忽然被中央宣布犯了错误,被赶下台。支左部队随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检讨“支左”支错了,转向支持原来的夺权派。我所在的一派便开始倒霉了。从此,这一派的头头便成了文革中一系列运动的对象。

批判省革委会主任,我们便成了他的走卒,集中到一个农场办“学习班”,检讨错误,交代问题。接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定性为“坏头头”,同叛徒、特务、坏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打在一起,实行专政,进行批判斗争。最后查无实据,无法定性,便平白无故地就放在农场劳动改造。接着,中央又展开清查“516”分子运动,我连“516”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又把我等一些派头头打成“616”分子,进行隔离专案清查。禁闭批斗了一年多,上面下指示停止抓“516”才作罢,地区派来了新的县革委主任才主持把我等“516”分子解放了。

上述一系列整人运动,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领导搞的,在我们县里便是那些夺权进县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领导实施的。因为那时的革命委员虽然号称由解放军代表、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可是解放军代表不了解地方情况,结合干部被批斗得惊魂未定,畏首畏尾,掌实权的是那两个当了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以派性权力整无权的一派,力度可谓坚强,必然残忍有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样在文革中诞生、发展的权力,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新的党中央定性“文革”是“十年浩劫”,宣布“文革”结束以后,又领导了全县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我又变成了他们清查的对象。被清查了三年,直到中央下令停止县以下单位清查运动才不了了之。

监禁

“四人帮”被捕,县里掌权的一派马上摔掉了造反派的帽子,自称是反文革的保守派,以示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我所在的一派就成了与“四人帮”一夥的造反派了。造反派头头便成了县里的“小四人帮”,成为清查运动的主要对象。经过办学习班的逼供交代问题,全县最后找出了22个重点“清查”对象,设立专案隔离监禁审查。设立了22个专案组,分布在县城对家属保密的22个隐蔽地点。

我被带到县党校原来作仓库的三间厢房里。我住左边一间,正间是监管我的哨位,右边是专案组的办公室兼审讯厅。专案组由五人组成,一个当了局长的派头头任组长,副组长是个刚解放结合干部。

组长对我宣布学习班(他们把这种隔离监禁仍然叫做学习班)的纪律: 1、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端正态度,如实交代问题,争取早日解放;2、不准随便走出此屋,不经专案组批准,不准与任何人接触。有人给你送水送饭,上厕所要报告,由人带领; 3、不准家属探望。

这些专案组成员都是特别忠于县革委领导的清查运动的。造反派头头组长新官上任加上报派仇,分外卖力不用说,结合干部刚解放在等待任命官职,更想表现积极。这样坚强有力的的审查班子,可就害苦我了。

“四人帮”倒了,上头说文化大革命错了,我也信服,懊悔参加了一派,没把逍遥派当到底。所以在办我学习班的时候我便作了认真诚恳地检讨,写了三千多字的检查材料交了上去。他们说我态度很好,把我写的材料还在县广布站广播了,还说准备解放我。可不知为什么学习班结束了还不准我回家,没有通知家属就把我禁闭到了专案组。在开始审查时他们才说了拘禁我的理由。专案组组长的审讯开场白说:据县清查办掌握你所犯错误和罪行的事实,你那份检查避重就轻,完全是为了蒙混过关。所以要重新清查你的问题。希望你这次竹筒倒豆子,全部彻底把错误和罪行交代清除,争取宽大处理。

真是快刀斩乱麻,说完开场白就要我交代问题。我有预感,看来这次是要来恶劣的,要当罪犯审理了。

我承认参加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我的主要错误是写了写批判他们的镇压群众、挑动武斗,批判支持他们一派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和传单。那次在全县广播的检查就已经“竹筒倒豆子”了,再交代还是那些事,没有新问题,也没有揭发同夥的新事,岂不要惹恼他们?!

审讯进行了一个阶段,看样子他们很着急。从他们逼供的言辞中听得出来,他们这个组进展太慢了。于是对我采取了非常手段,以至差一点命丧其手。

殴刑

监禁审讯期间,对我动手动脚是常事,严重殴打也有多次。

一次,因为他们听到了我的笑声,使我挨了一顿拳脚。

好长一段时间,任他们怎么折磨,我也没有新问题交代,看他们的神态也颇有些技穷之意,每天审讯的次数少多了,我的思想随之就有些放松。我住的屋子夜间常有老鼠出没,偷吃我当晚剩下的饭菜,我便想了个法子逮老鼠。把小块肉放在一个敞口药瓶底下作诱饵引诱老鼠上当。此法挺灵,一天晚上果然一只小老鼠钻进了药瓶,我急忙捂住瓶口,盖上盖子。看着逮着的小老鼠在瓶子里乱窜,逗得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凑巧,被在门外值班监视我的人听见了,推门进屋问我笑什么?我不好实说,又不敢否认没笑。便支吾说可能是做梦吧?看守没说什么退了出去。

第二天,专案组成员一上班。便把我传了过去。组长主持要我交代昨天晚上为什么笑?我仍然说可能是梦中笑,我不知道。他们不信,便开始批判我。 组长说:“你是在笑我们专案组无能,没有搞出你的新问题,那你就等著吧。”

说着他就带头对我拳打脚踢。至此,我更不敢说实话了,要是把瓶装小老鼠拿给他们看,只有招惹更惨的毒打。这次挨打我把账记在那个贪吃的小老鼠身上。

一次是我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要求见儿子不许,把我毒打了一顿。

专案组审讯地点是保密的,我妈妈思儿心切,多次到县城找儿子找不到。后来偶遇一熟人无意中告诉她我关在县党校(后来得知,那位泄密者也被清查了好几天),第二天便步行30里到县城找我。我在紧闭室听到母亲在窗外呼喊:“旧社会还准探监呢,你们是共产党吗?!”

他们把母亲推走以后,就把我揪到了审讯室,以拳头开始了审问。“是谁告诉你妈你在这里?”

我不知道,无法回答。大概他们也觉得问得无理,便不问了,组长上前打了我一拳,嘴里嚷道:“这一拳是替你妈挨的,说我们不如旧社会,那我们就当旧社会揍你这小子!”

接着,组员一齐朝我没头没脑地打。直到他们打得累了才把我送回屋里。时值中午,他们送饭来让我吃,我想到母亲因儿子受辱悲恸难忍,哪里顾上吃饭。他们拿饭碗时扔下一句:“你想绝食啊?饿死没人负责!”

再有一次是他们发动了十几个人到专案组把我打得昏厥过去,找来医生才把我抢救过来。这次殴刑惊动了县清查办公室,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兼清查办主任的的造反派头头,亲临专案组训话,我在屋里听他在吼“出了人命你们谁负责”?我知道是在批评他们。

县清查办批评了专案组,接着却是县清查办对我采取了更加恶毒的侮辱行径,把我拉到了全县刑事罪犯宣判大会上“陪判”。

陪判

“陪判”是他们的发明,这词是我杜撰。一天上午,他们把我带出去,说去参加一个大会。赶到一个大广场已经人山人海,搭起的台子上后面坐着一排人,横幅会标上写:“XX县刑事罪犯审判大会”。 我正想可能是要我站在群众中听审判对我震慑一下,不想却来了几个大汉把我架着就走。我想他们是把我也要架上台了,但是他们却把我推上了台下两张叠磊的的八仙桌子上。一会儿,一帮戴着手铐的罪犯被带到台上,在台前一排弯腰低头站着。我孤立的站在人群众中高高的八仙桌上,比台上的罪犯更显眼、更令人注目(这种形式也是中国人的创造。)我小时候看见村里斗地主就是这样,把地主分子弄到两张高高的八仙桌上站着,斗到群情激愤时就“拉雷”(把下面的八仙桌抽掉,使地主摔下来,称为“拉雷”)。桌下有几个大汉看管,但因为我站得高,他们对我不能像台上警察对罪犯那样按头锤腰,我可直腰昂头站着扫视全场。这时我什么也不顾,随时警惕着他们“拉雷”。

从宣判词中得知那些罪犯,是一些抢劫、强奸、杀人犯,另加了几个清查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也许是“同病相怜”,我特别注意倾听那几个清查对象的罪状。一个“现行反革命犯”,罪状是被清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怎么能全推到‘四人帮’身上?再说,毛主席的老婆还能不听毛主席的?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革命的,有错也不在我。”他被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刑八年。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罪状是攻击专案组搞逼供信,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四人帮没有两样。定为对抗、破坏清查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判刑三年。
他们为什么单独对我采取这等卑鄙手段?后来才知道是他们掌握了我的“现行反革命”言论,我没交代。有个同夥揭发我在一次聚会上说“江青是法家,周总理是儒家”。

“清查办”如获至宝,定为“攻击中央领导”的现行反革命。指示专案组一定要清查到底。这话是那人被逼揭发我瞎编的,我无从交代,结果把我逼上了八仙桌去“陪判”了大半天。后来听说是中央发现清查在全国严重扩大化,到了难以收场地步,下达了县级以下单位停止清查运动的指示,他们才无可奈何地收场了。

劳改

要收场,他们总要找个因由。他们要我写检查,说要在县直属机关全体干部会上作检查,检查稿要上交。我在屋里写检查,听的出他们整天在审讯室摔扑克。

进专案组时他们允许我带了以前的检查稿,再写只按他们的要求加上了“经过清查运动的教育”的几句开头语,限三天交卷,一天就抄完。第四天便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检查。检查后,那位“清查办”副主任到我屋里找我谈话说:“你这次检查进步很大,经我们研究和上级批准,解除对你的审查。但是根据你所犯严重错,还要进一步检查认识错误,真正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县‘清查办’决定送你到XX农场劳动。期限视你改造情况而定。改造好了早回家,改造不好就不能回来。帽子在群众手里,现在不给你戴,不好好改造就给你戴上。给你三天时间回家看看,在这里的情况不准对家属讲,也不准对别人说。回来就送你到农场,自带行李和生活用品……。”

谈话虽然语无伦次、生拉硬套、使人不知所云,但态度倒挺和蔼,显然是在找梯子下台。到了农场我还真的解放了,不知他们对农场如何交待的,但场里工人、干部直至场长都没把我当“劳改犯“对待。看我身体怯弱,不分配重活,说我有文化,叫我在育种组作记录员。县里规定每两月回家两天,场长说同工人一样休周末,他说“上头要问,有我”。

在农场的一年两个月,是我自文革到清查的十多年里最放松的时光,也是家属亲人最放心的日子。

后来他们让我回机关,自然说我改造好了。那时“清查办“早解散了,要我到县人事局报到重新分配工作。局长亲自跟我谈话说:“不用说你自己也知道,文化大革命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在县里部门工作了,考虑你擅长写作、语文水平不错,派你到XX中学当语文教师。”

走出人事局我心里好笑,这些人也真不懂教育,至少是不重视教育,把一个犯有严重错误又不懂教学的人送到中学当教师,岂不误人子弟?那时对我的“严重错误”并没有结论,而且一直没有结论。他们嘴上说的就是结论。

我二话没说,便到中学当了语文教师,直到退休。但我心里一直在想,他们到底为什么下那么大的力气来整我?

后来,曾是当年“专案组”成员的一位朋友对我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这也不能全怨县里那些夺权掌权的派头头,那时上头下达‘清查运动’的文件就说,要对‘四人帮’分布在全国的爪牙、余孽一个不漏地清查出来,以杜绝后患。对你们一派有仇的掌权派怎么会轻饶了你们?你不是主要头头,为什么对你那么狠,一定要设法除掉你,算是个特例。清查办主任XXX那时对专案组多次指示,对XXX主要查他的政治问题。他知道你在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方面找不到毛病,所以当有人揭发了你的反革命言论,他便如获至宝,亲自出马搞你。后来是中央下指示纠正清查运动扩大化,才对你不了了之,赚了个中学教师当当。”

赚也罢,赔也罢,离开机关的政治纷争清静地教了十几年学,对我也是好事。可是他们对我的清查,是清算文革罪行,清查四人帮余孽,就是铁案了。他们对我既没有结论也不算处分,就更没有改正与纠偏的事了。大家都不提,事情就算了结了。我只好以不怨天、不怨人,只怨自己不该参加文化大革命来安慰自己了。

自己一生的惨痛经历遭遇见证了那个时代

n 加州   玉草

我在文革后运动中的遭遇

[附录]本文作者给《美洲文汇周刊》编辑部的信选摘
编辑先生: 这篇文稿可能是个另类,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很多,可是没见谁写过“十年浩劫”之后,文革继续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简称“清查”运动)。这个历时三年的全国性运动,是在新的党中央把十年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后,并明文宣示“今后不再搞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之后搞起来的。因此,就我个人经历是“十年浩劫”后,又被“浩劫”了三年。起码说明“十年浩劫”后,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又漫延了三年。如果此文能用,请署笔名,也不刊登照片,不作作者简介,以免惹麻烦。如果不便采用,能否转给美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请他注意文革的这段历史,权作提供一份口述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