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人生而要吃要喝,这不是文化。是本能。饮食升华而为文化,必然是和社会形态、和时尚、和人际关系以及道德规范之类的东西联系紧密了,不可简单地再用吃东西填肚子来加以界定,这就成了文化。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么笔者对饮食文化开始找到感觉并认识深刻起来,是从“大跃进”其后接踵而至的饥饿年代开始的。其时笔者就读于成都第五中学高一年级。

成都五中原名“列五中学”,辛亥时期著名革命志士张培爵(字列五)创建的,很有些历史了,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过不少有用之才。记得初中时候,一块大匾还赫赫地悬挂在教学区走道顶端,匾额上四个遒劲的颜体:“桃李增辉”,下面一大堆名字,估计全是“列五”出去的达士闻人。

后来大跃进,不知匾消何处,校园里但见遍地土高炉、腾腾黑火烟。断铁丝、锈钉子、破剪刀……凡娃娃们能在家中翻箱倒柜搜索出来的金属铁,通通装进煨中药的土罐,外敷耐火泥继而置于土炉之中,接着风箱通宵达旦拉个不停:有点像神话故事里的太上老君炼丹。三天三夜之后歇火开炉,药罐里倒出的断铁丝还是断铁丝,锈钉子还是些钉子,破剪刀还破是剪刀……大红海报照样宣布它们已百炼成钢,老师照样带领大家敲锣打鼓去党支部报喜邀功。

除了大炼钢铁,还有就是去农村支援秋收。居委会主任已经正式通知了,从某月某日起我辖区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城里既已“共产”,农村的人民公社更当如此。食堂吃饭不兴要钱,只要遇到开伙时分,见者有份,均可猛撮一气。

收成如此之丰硕,娃娃们帮助秋收也就可以大而化之了。记得是收土豆,地刨开,把大个的拣了,中不溜儿的全翻到地下,小的更不在话下:通通沤成来年的生态肥。

殊不知半年后就出了问题。虽说城里风声还不算紧,农村已经顶不住了。

1959年夏收,我们去磨盘山支农,学校师生的饮食已不敢和农民混为一谭,必须独立开伙独立核算。当时中学生定量32市斤,填饱肚子还略有裕余,农民就已经很惨了。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前一年成立公社,家家户户的铁锅全都砸烂喂了土高炉,男女老少一律得到“一大二公”的食堂打饭。虽说吃饭不要钱,可问题是已经无饭可吃。

1959年夏天,我们看见的农民就只能吃玉米。在自古以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西平原,这已经够呛,更何况顿顿都是玉米做成的稀糊糊,更何况每人份额少得那么可怜!社员领取食物的情况很像现在电视上非洲灾民排队领取联合国难民署的赈灾救济。一只大木桶,几十号人颤巍巍地排成一字长蛇阵,忐忑不安地耐心等待。登记员站在桶边(此人当是生产队的会计或者保管什么的,气色总之不错)捧一个花名册叫号。

花名册是很长的一张纸,层层叠叠摞成一册厚帐本的。掌勺者更是威风凛凛。围在桶边的眼睛全都死死盯着那厮抖得非常厉害的手和同样抖得非常厉害的勺,并且和它们一起发颤。骨锁形立、面黄肌瘦的社员和体态丰胰、脸色红润的伙食管理员在我面前形成反差极大的一幅风俗画。

尤其那位手托着帐本,用圆珠笔在社员名单上神气活现划来划去的干部,老让我想起阶级教育展览会上替地主催租逼债的管帐先生。情绪一时激动,我甚至窃想,如果有谁振臂一呼“打倒炊事员”,绝对应者云集。

行为至此,吃饭问题显然已经开始上升到文化层面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饮食继续越来越文化。

饥饿一旦蔓延开来,比瘟疫要快得多,就打那一年秋天始,饥饿便势不可当地从农村涌进城来。先是听说某个地方饿死多少人,某个地方全村已饿死一空。一贯坚信“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的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说法,绝非“三人成虎”而是确有体会。

当时我四哥在某诊所当徒弟学医,为多讨些真传密笈,总喜欢搞点小贿赂去巴结师兄。师嫂是近郊农民,每回进城探亲,四哥总要回家找妈妈把家里未吃完的挂面拿上一把两把或者粮票拿上一斤两斤去行贿:这就是我得知农村死人的主渠道。又因哥哥为个人私利占用家庭共有粮食指标,我遂多次向母亲表达了不满。

母亲在俩儿子间左右无计,因此协助行贿的事总是进行得作贼一般诡秘。发现了母亲的尴尬,我自己也就十分难受,还好,没过多久问题不解自决,善良的母亲也终于彻底松了一口气:常常带来农村噩耗的师嫂,她本人也饿死了。

农村的饥荒搞得城里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开始省吃俭用,攒粮食攒粮票备荒。恰恰就在此时,一个官方“通知”让四川老百姓全体震惊。秋天某日,省府当局突然宣布省粮票全部作废!近读四川省委的《大事记》,方知出此臭招的准确时间是“1960年9月1日”,政府一纸公文,便教四川父老茹苦含辛积攒下来的“4800万公斤旧粮票”顷刻间灰飞烟灭。

此举对老百姓的打击,不啻是雪上加霜!政府的公信度大打折扣,当然也是题中之意。

这还不够。当局接着发下话来,号召所有人等一律“自觉要求”减低定量,为国家节约粮食。事实当然是你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反正都得减。大会动员,小会表态,吃饭一旦上升为政治问题,谁人敢说半个“不”字?中学生标准定量32,一律“自愿”减为19斤。粮食的紧张本来就意味着副食品全面消失。少年人正长身体,正需要营养,每月吃19斤食物意味什么不言自明了。

几十年后,退休赋闲的老校友们笑谈往事,看见满世界熙来攘往的“新人类”、“新新人类”个个牛高马大,总会感慨系之:如果当初有他们营养条件,我们这代怎会一个个都长成武大一般“残废身材”?

如果要把吃饭状态叙述得具体点,那么情况就是这样:每顿饭八人一桌。饭是用洗脸盆蒸出来的。八人一盆,自个儿平分,每人正好八分之一:一块底边为圆弧的袖珍三角形。直到两年后我有幸考入高等学府,大学生吃伙食依旧照此规矩办理。必须补充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微积分里有个概念叫“无穷小”,教科书是用希腊字母“德耳塔”来代表的。字母“德耳塔”正好像个三角形,所以大学生就给吃饭取了个极富学术味儿的称谓,叫:吃“德耳塔”。小小一盆“德耳塔”,八人分吃,犹如小小一块迦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想多占地盘一般,少不了要发生冲突的。为避免争端并有效保卫自己的利益,年轻人把所有的智慧都调动起来,在小小饭盆间创造出许多神方妙法,真可谓百花齐放,不记可惜。

下面略举数例:

轮流坐桩法。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即每位参与者均有一次机会选择最大的一块“无穷小”;必须说明,实施此法,规定分饭者必须最后一个选择,这样就确保了他切割饭块时必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拈阄法。即:将饭块切好后,顺序编号,然后用书有“第一”至“第八”的纸团掷之于桌,食者各拈其一以确定饭块归属;

飞叉法。所谓打飞叉,是将饭块切好后,每位参加者需在桌前旋转若干圈,确保晕头转向而不带任何理性选择地将叉子瞬间掷出,戳着哪块吃哪块……总之,如今任举一例都足以令人喷饭。这些方法的全记录完全足以构建一部关于饥饿年代人类生存状态的专著。必须补充的是:大学生当初在分饭问题上表现的非凡智慧,后来成就了许多建设事业的优秀工作者。

食物的绝对数量如此稀微,肚子肯定是没法填饱了。当时大家比较习惯用物理方式而不是化学方式思考问题,坚信胃的体积多大多大,而“德耳塔”的体积仅占它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缺口如此巨大,只能想办法哄哄它了,这就有了所谓“代食品展览”,政府为满足广大群众需求而隆重推出的大型项目。地点在成都市青羊宫,当时的四川省展览馆。这次展览的规模绝对盛大、观者绝对踊跃,琳琅满目的展台上有芭蕉根做的粑粑、有土茯苓做的面饼、有各种草根各样树叶精研细做搞出的稀奇古怪食品。如果让尝遍百草的神农氏和寻遍千山的李时珍来此一睹盛况,绝对会自叹不如。城里没草没叶,我们的兴趣自然集中在能够弄到手的食品及其原材料上,遂有一道食品加工工艺重点纳入了众人眼球:“三开三蒸法”。

一只硕大无朋的鱼盘,里面装了堆积如山的米饭,且著明是用三市两、即1 5 0 克大米加工而成。解说员介绍的加工工艺是这样的:先把米用开水沸煮浸泡数小时(记不清了),然后狂蒸数小时(也记不清了),再沸煮,再狂蒸……如是者三,是为“三开三蒸法”,最后就弄出如此诱人的一大鱼盘。众人正啧啧赞叹,同班同学、几十年后某著名大学的副校长李允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道:罗蒙诺索夫的物质不灭定律在此还有效么?这样又泡又蒸的,米的营养到哪儿去了?体积大是大啦,吃的是米渣还是大米?

说到代食品,不能不提“小球藻”。

上面说到展览会上新品种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若按生命力、知名度和普及面排座次,“小球藻”坐头把交椅绝对是众望所归。“小球藻”可不是小打小闹之物,而是(据说)乃日本最新科技成果是也,营养价值十分高超。(关于这个,下面还有专述)

又据说,“小球藻”在小便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其快捷,因此成都五中闻风而动,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

程序如下:先满灌清水,再施以小便(学校专门在男厕所安置新购尿桶两只,提请小便同学切勿抛洒),接着就把“藻”苗恭恭敬敬倒将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始而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便往大食堂的锅里倒。与此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两桶,第二天再取两桶倒入次日饭锅,再向水池补足新鲜尿液……如此周而复始,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东洋藻类。

开始还行,后来不知怎么有人发觉饭里一大股尿臊臭。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炊事员公然另开小锅,他们的饭里根本就没有倒入“小球藻”,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鄙夷地宣称:谁吃“尿饭”、“尿面”?我们才不吃!

同学忍无可忍,于是一状告到校长那里。校长袁忠智勃然大怒,马上召开全校大会,将“尿饭尿面论”痛批一通。

“什么尿饭、尿面?”他在大会上指出,“完全不懂科学!告诉你们,尿已经分解了!变成营养了嘛!怎么还能叫尿饭尿面?科学研究指出:每人每天喝一碗‘小球藻’,相当于吃了100克牛奶!吃了两个面包!吃了二十片饼干一块巧克力!”

最后,校长斩钉截铁地宣布,从今天起,炊事员一律不得另开小灶!为确保令行禁止,校长亲自下厨督阵:必须先用尿桶把色泽深重的池水倒入锅内方得下米,这下,炊事员们没辙了。

“小球藻”功能虽然如此丰伟,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明不白就销声匿迹。事实上,那时最受欢迎、采用最普遍也最方便的代食品,就是盐和水。盐是在家里放在锅里炒过的,(我已想不起为什么要炒?反正大家都炒,我也跟着炒),趁热装进玻璃瓶带到学校,一上桌,每人一瓶,全放到面前,“德耳塔”分到手,就将盐直往里倒。盐吃多了自然想大量喝水,大量喝水肚子自然就灌饱了。
肚子哄是哄住了,可没多久全身就开始浮肿,用手指姆在腿上一摁一个坑,皮肤和肌肉绝对不会反弹复原:用工科术语讲,就是发生了“塑型形变”而不是“弹型形变”。娃娃们知道事情坏了:得水肿病了!再下去就该死人啦!

学校里水肿病人太多,领导不能不想办法了,于是弄了个“营养食堂”。该食堂蔬菜大约比大食堂多点油星子,另外还定期供应一包“康复散”:磨碎的糠壳和面搅合而成的粉末之类的。大量没得病者或准得病者,成天也是个有气无力。体育课是整个儿停了,体育老师程宏毅原来是搞体操的,跳马、双杠、单杠、曲臂倒立、大回环……十八般技巧样样精到,那时节除了象征性地比划比划太极拳,绝对没力气再对娃娃进行任何其他示范。

当然还有比上述方法更简洁也更流行的办法,就是精神会餐。什么物化的东西都不要,凭一张嘴就成。课间聚于走道,睡前躲进被窝,年轻人谈说的、争论得、渴望的,永恒的热门话题都是什么时候吃过什么好东西。任何一种食物品名、原材料、调味品,包括每一个加工细节,全都如实道来,说得津津有味,无一遗漏,直说到残涎欲滴、无法忍受便嘎然而止,最后一声长叹:这辈子何时能吃到一嘴红烧肉就好了!

1958年吃饭不要钱时代的豪气已一扫而空。这儿必须谈谈服装。饥饿年代的服饰也是很有特色的。人说服装作用有二:一曰御寒,二月美化形象之功能。饥饿年代,御寒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为防止冷气入体无端带走为数不多的能量,那时候所有人等除了倾全部财力物力将自己棉包棉裹,还尤其注意用绳子将腰部、袖口、裤腿以及腿关节、手关节等所有可能进风的位置一律扎得紧紧,很像旧社会讨口要饭的叫花子。形象虽有不雅,然酷爱美好生活的人们还是千方百计从饰品上对自己加以装点。

饰品当然都与饮食有关。最标准的就是金属叉子,或者勺子:一般为一把,或多把:插在上衣口袋处,就像中东的恐怖分子随时都要蒙个面罩、握一柄K57冲锋枪然,很是神气。叉子除了金属的,还有竹子削成的(川西多竹,容易就地取材);而勺则多为铜制。金属铜延展性好,同样易于手工作业:先用铜皮剪出个葫芦形状,再在地上抠个坑,把铜皮垫在上面用石头敲打,很容易就加工成型(笔者赶时髦,也让在工厂当工人的三哥帮我弄了一块铜皮,仿制过一柄,不知怎么就丢了。可叹!)。

虽然人人都怀揣如此利器,实际上却很少有用武之地,此种服饰绝对不是为了实用,因此只能解释为服装的第二功能:审美取向。人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服装诠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顽强等待或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可奈何。更有甚者是工薪阶层,领了工资,狠狠心,便去刚刚开禁的农贸市场高价买来一捆胡萝卜,怀抱于胸(如当今靓崽帅哥怀抱美女)边走边啃,招摇过市,煞是得意,不失为饥饿年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当年为吃饱肚子实在无所不用其极

n 云南  周孜仁

我所亲历的那些饥饿日子 (上)

本文作者简介

周孜仁,成都人。196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文革中,参加“重庆八一五派”,主编重庆大学《815战报》。文革后期被审查,发配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69年底调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办公室任秘书,谭遇刺后,转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74年涉嫌参与“中共(马列)特别行动委员会”,送农村隔离审查,后以反革命疑犯身份送云南汽车厂劳动。79年冤案平反,调技术部门工作。后调昆明自来水公司任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远程教育培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