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桑简历

1950年出生,法国人,1969年开始学习汉语,1973年至1974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1975年回法国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工作。1987年创办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1991年至2000年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0年起任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和巴黎政治学院汉语教授,1998年被任命为法国教育部的兼职汉语总督学,还担任世界汉语教育协会副主席,2006年3月1日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首位专职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出版过多种关于汉语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在汉学界赢得广泛声誉。

n 白乐桑

 

法国人到文革时中国遇到过很多怪事
1973年我曾经在中国留学
 

 

 

本书作者1973年作为法国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第二年转入北京大学。回到法国后,从事汉语教学、研究和推广工作。现为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曾经荣获中国政府2003年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本文作者白乐桑现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创始人之一。1973年,白乐桑作为法国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下乡劳动,在中国度过了难忘的两年时光。《再见了,中国,我的“七零”印迹》记叙了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亲闻。

1973年,中国恢复与部分西方国家的交流,法国获得派30名学生赴华学习的机会,白乐桑成了其中一员。白乐桑30多年前到中国求学,参加了他认为的“上山下乡”,并至今对那段艰苦岁月无法忘怀。他喜欢鲁迅,每到中国农历新年都要庆祝春节,他的朋友给他取外号“中国人”。

中国人说路易时代的古法语

1973年11月初,临近出发去中国的日子。收拾行李的时候,我记起法国外交部官员的谆谆教导:“中国的电压是110伏”(后来被证实只有使馆区的电压比较特殊,是220伏!),“那里没有洗发香波”(这条信息在我第一次造访我们大学周围的商店时就被否决了,不过我一直保留这个秘密没有声张)。

1973年11月19号,到了北京。周一晚上,大约夜里11点,在去北京语言学院的路上,一个来接我们的老师一路上跟我们讲的是意大利语!

“老师,对不起”,我对他说,“我们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们是法国人,不是意大利人。”

“我知道,可是意大利语和法语,差不多一样嘛,是不是?学院里没有足够说法语的老师,所以就派我来接你们了。”

我说:“法语和意大利语是两种比较相近的语言,但是我一点也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这位老师看起来很惊讶,也很失望,于是沉默了……

到了半夜,吃了语言学院食堂迎接我们的一顿小吃之后,我来到宿舍,语言学院10号楼3层的一个房间。我来到房间对面的盥洗室想洗洗脸清醒一下,再喝点水解解渴。这时候碰到一个中国同学,正准备去旁边的厕所,跟我打招呼:“Bonjour,jevaisauxcommodit’s(您好!我要去出恭)……”

离开法国24小时之后,第一次和中国朋友亲密接触,一个中国老师说意大利语,另一个中国学生使用的是路易时代的古法语!

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明白,这些学生学习法语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法文的《北京周报》,内容是关于帝国主义和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另一个是19世纪法国的小说选本。

我正在水房喝水,听到那个“出恭”回来的同学在我后面大叫:“小心!你喝的是凉水!”

“我知道,太好了,我正渴着呢。”

他一脸惊讶,“到我的房间来吧,我给你点儿喝的。”

我以为他要我到他的房间去,是请我喝些中国酒什么的,庆祝我们的到来。可是他给我倒在杯子里的却是冒着热气的开水,我等着他给我加进茶叶来,可是没有。“可是,这是热水啊。”

“对啊,怎么啦?”

认识中法两国文化的不同,从我到语言学院学习的第一刻就开始了。

加了白糖的西红柿

第一次去中国食堂,在语言学院,是到北京的第二天,桌上有一盘西红柿,大家看了之后,认为肯定没办法吃,因为放盐放得那么多,白花花的一层,让人怎么能吃呢?真想把它给师傅送回去。
了解法国菜的人都知道,法国沙拉里面的西红柿是放盐吃的,或者加点咸橄榄,或者加点希腊的奶酪。

有个胆子大的同学先尝了尝,原来放的是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放糖吃的西红柿。我们不能理解,西红柿怎么能放糖呢,这不是点心啊,西红柿是菜呀!

这刚刚第二天,连西红柿都不一样,我们相信,真的登上“月球”了。

[附]家信(1974年1月8日)

这是一个非凡的气候,到北京以来,一滴雨都没有下,有时刮西伯利亚风,最突出的是空气非常非常干。到处湖啊什么的都结冰,中国人都玩,除了乒乓球外最喜欢的运动滑冰。我越来越不幸运,中国人看到我的脚有这么长,就会吓一跳。他们说某个地方可以定做可以滑冰的鞋。昨天毛主席八十高龄,没有人给他过生日,好像是他自己不愿意庆祝。

关系到吃的问题,到了这里可以发现是全世界第一,而且当之无愧是一种艺术。我们去吃烤鸭的时候,给我们端来了十多个菜,都是用鸭子做的,甚至汤都是鸭子做的…… 我告诉你们日常生活中的几个价格,书的价格特别的低,从两毛到两块。一天三顿饭,总共一块八。一公斤面粉八毛,大米一公斤四毛。理发包括按摩四毛。

现在回答妹妹的问题,这里不过圣诞……

赖在医院练口语

1974年,在语言学院学习了半年。

一次,乒乓球比赛,我自告奋勇,准备代表法国留学生努力为国争光。当时法国学生30个,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人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算最多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只有8个,英国也差不多,北欧只有两、三个。

于是我去锻炼,打篮球,活动身体,突然腰疼,回房间休息一下。

一个小时后就比赛了,只好告诉同伴我一会回来。我回到房间躺下来,这一躺下来就不能动了,连坐起来都不行。

中国老师过来,看到我不能动了,把我送到北医三院,是腰肌扭伤。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但是因为我们的国际角色受到照顾,于是就住院了。

大夫给我针灸治疗,实际上一、两天就好了,可是我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很少有外国脸,大家对我很照顾。连厨师每天都上楼来问我,今天吃什么,我于是趁机说“吃饺子”,得到了满足。

赖在医院的一个星期之内,我发现我的口语水平突飞猛进。我于是找到学院领导,跟他们说,我有意见,只有等到住院,语言水平才可以提高,我非常不满意。在医院一个星期之后,那种起飞的感觉才过来。

若干年后,也就是近三十年后,我成为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也是兼职总督学,同时负责汉语教师协会的工作。

一次,驻巴黎的中国旅行社老板找我谈法国学生暑期去中国的事情,我们在巴黎一家名为“青岛”的酒家边吃边聊。

忽然进来一个人,老板跟他打招呼,并且介绍我,说白乐桑教授如何如何,我准备和那个人握手,打招呼,那个人很冷静地说,不用介绍,我认识他。

我以为是近期的招待会的熟人,我说:“对,可能。”

他说:“不是可能,我们肯定认识,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我实在想不出来,然后他接着说:“您是不是在北京住过医院?”

我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知道,不是开玩笑吧?”

他说:“你不是住的北医三院吗?”

我的好奇心愈发不可收拾,我一定要弄个明白。他说在北京不是有很多护士照顾您,我就是其中一个护士的男朋友。

他说完这句话,我还是想不明白,这么长时间过去,在时空变幻如此大幅度的时候,他不经意地一瞥,居然能认出我,简直是超现实主义的经历。

秘密去长城

我们法国学生不遵守纪律是有记录的。有一次去华东旅游,在春节假期的时候。当时我们总共花了30元,去苏州、杭州、上海等地。

到了第一站杭州,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可·波罗讲得最多的城市,大家都很向往。语言学院的老师宣布在杭州日程,总共两天一夜,第一天去××工厂,下午去一个××公社,明天再去一个工厂,然后晚上回去。

我们很天真地举手,问我们什么时候去逛街,看景点?

我们以为他忘了。

负责人说我们看杭州干什么,不去,只看工厂。

我们非常不满。

第二天中午,我和一个女同学去找老师,说我们胃疼,很不舒服,领导很照顾我们,说:“好,好,你们留下。”

于是我们留在旅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心满意足地溜出门外,开始了杭州逛街之旅。
那个女学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巴黎凤凰书店的女老板。其余28名法国学生憋了一肚子怨气去参观了工厂。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实在忍不住,向同学炫耀,只有我们才了解了真正的杭州,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我们的见闻。老师知道以后开批判会,我们反正无所谓,还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
记得还有一次,也就是1973年12月2日,我们接到通知,和其他留学生一道被安排在12月集体去登长城。

早就听说过中国的一个成语“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法国学生想提前做一回好汉,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清早坐火车秘密地向八达岭进发了。

我们乘坐火车来到一个叫做“五道口”的小站,到了南口准备转车的时候,得知等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心里按捺不住要去探访一下真正的“中国”,走出站口,来到这个小村庄。

在村子的小土路上刚刚走出100米远,就听到有人朝我们这边大喊,而且挥着胳膊做着手势要我们回来。

我们顺着原路回来,看清那个挥手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把我们让进一间屋子。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小时……

在此之间,给我们吃在煤火上烤的馒头,同时和外交部或者什么机构打着电话。

我们一点点明白自己是到了村里的警察局,因为我们属于“非正常进入”,长城对外国人是需要许可才可以进入的。

我们在南口的“旅程”一直持续到下午:我们走出警察局,在村民不友好的目光下上了对面的火车,直接拉回了北京。

没有做成“好汉”,却接到学院领导的通知,等着去接受批评。

半夜偷偷贴大字报

1974年冬,我们到北京的第三个月。一场政治运动以满街大字报的形式展开,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利用这个机会,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外国学生也决定写一张大字报。

一支毛笔,加上墨水、胶水,我们趁着夜色把它贴到那些批判孔夫子的大字报上,上面写的是:“我们,外国留学生,也要去农村锻炼。”

我们希望到农村去生活,就像其他中国学生一样。

然后我们又悄悄潜回宿舍,对自己的胆大非常满意。

第二天早上7点半,正当我看着楼下的中国学生慢吞吞地做着广播体操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8点去校长室。

走进大厅,看到昨天夜里贴大字报的小分队成员都在那里,我有点儿担心起来。

几分钟以后,学校的领导进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发言之前,他先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干笑了几声。

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一些,可是他随后的话加重了我们的担心。

实际上,他刚笑完就紧接着说:“昨晚你们的行为很严重,你们已经插手到中国的内部事务来了,由此引起的处分是长期的,直到你们离开学校,离开中国。”

看上去令人震惊的不是我们的要求,而是我们采用的形式,也就是大字报这种形式,只能由中国的政治运动家采用。

副校长的笑声一直留在我记忆中,有点金属的质感,那是他表达愤怒的方式。

形形色色的笑容

1974年2月,趁着春节的假期,我们第一次外出旅行,准备去马可·波罗笔下美轮美奂的杭州。
就在我们快到达之前,火车突然停下来,然后又开出几米远就无声无息了。我探出窗外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个年轻的农民,20岁的样子,刚从田里回来,走过车厢。

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火车突然紧急刹车,可是这里并没有车站啊?

他笑着回答:“有人轧到火车下面了。”

我没有继续和这个农民谈话,因为车祸的悲剧和他的反应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大约十年以后,我在北京一家书店,找到一本按主题分类的同义词词典。我的眼光停留在关于“笑”的词汇上,这些词汇异常丰富。有惨笑、呆笑、痴笑、大笑、妒笑、干笑、故笑、怪笑、憨笑、假笑、奸笑、僵笑、娇笑、惊笑、惧笑、哭笑、苦笑、狂笑、冷笑等。

我不禁回想起火车惨祸那天青年农民的笑,副校长批评我们时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