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下面继续说与饮食有关的文化问题。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此观点延伸下来,就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即:敌人和朋友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回答:当然是物质利益。饥饿年代什么物质利益最大?回答当然是:吃。正是围绕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们的生活态度等等,发生了分野。

上高中时候我们班同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纯属街头里巷的市井少年,另一部分则为出自机关(甚至高级机关)的干部子弟。当时,“干部”二字在市民孩子心中是高不可攀的,有点像现代人谈说某大款、某大腕。市民孩子每周回家能够带来学校的副食品只有千篇一律的炒盐巴,而干部子弟却能够奇迹般地摆出罐头大嚼,反差够强烈了。

一位郭姓公子不知每到晚间是否也会饥饿难当?抑或虚荣心使然?此公好几回晚自习都在课堂里公然开罐便嚼,这就不仅引起同学公愤,而且惹得同样饿肚子的班主任王女士也难以接受,尤其该郭位居班长之尊,这就更有点儿乱章法。班主任忍无可忍,这就宣布开会:号召支部全体团员对郭同学进行“帮助”。王老师虽然纤纤弱女子,但那些年政治运动频乃耳濡目染,多少也学得些阶级斗争真传。在她的领导下共青团员们同仇敌忾,把对无法吃到的罐头之满腔仇恨转化为对该郭的帮助,几个回合下来,身出名门、模样儿高贵、随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郭班长,活生生被“帮助”得痛哭流涕,发誓诅咒不再和“他妈的罐头”来往。

具有喜剧意蕴的是:时过不久,“干部集团”终于发现“市民集团”在分饭过程中出现多宗舞弊行为,遂暗中搜集情报、数据,整理成文,筹划反攻倒算。

“市民集团”领袖姓林名德松,团支部书记,乃父系街道上的板车夫,典型的“引车卖浆者流”。林放学回家常常需要帮父亲拉车卖苦力,能量消耗自然大,饥饿自然来得快,说他分饭舞弊该是情理中事。上次“帮助”郭班长,贵为书记的林同学首当其冲,结怨自然最深。他压根儿没想到的是,眼见得高中马上毕业了,班主任王老师却突然下课,换上场一个叫曾绍甫的老头。这老头上任伊始,曾便旗帜鲜明地站去了干部子弟一边。林德松预感末日来临,吓得六神无主。

记忆最深是某日下课,他秘密约我外出急商对策。我和他,俩娃娃像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一般,害怕跟踪,一前一后、彼此相差一、二百米,鬼鬼祟祟地蹑嗦前行,直到天将黑尽,直走到离学校很远的龙王庙小街这才躲进一座漆黑的古宅门洞后面,傻里傻气地捣鼓了老半天。

事实上我们的反抗已毫无意义。有班主任撑腰,郭班长每天晚自习后都把“市民集团”成员一个个弄去单独谈话表态,一直到确认林已成孤家寡人,这才正式由班长来召开团支部会,把林书记干掉,自己取而代之。顺便补充一点,笔者因为和林私交甚笃,也同时受到整肃。

几十年后,老校友故乡聚会,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说起少年旧事,大家很超然了。十五、六岁的娃娃,谁和谁有仇啊?无端惹出这多故事,怪谁呀?谁都不怪,就怪那“狗日的粮食”。

这个故事当然并不具有典型意义。饥饿年代,最大的一对矛盾其实并不存在于吃饭者内部,而在于掌勺者与吃饭者之间。用伟大领袖的说法,这才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炊事员执掌饭勺,而管理炊事员又由食堂管理员统领,因此搭伙者的仇恨,最后总是全部集中在这厮身上。

《三国演义》上有个故事,说某次曹营军粮将尽,曹操命令仓官王垕(相当于食堂管理员)“以小斛分散”(有点儿像是动员大家吃代食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搞得军心浮动、怨声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这个经典案例给人一个启发:在伙食问题弄得人心浮动的年代,把食堂管理员弄出来修理修理,不失为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好办法。成都五中就出现过一位类似王垕的倒霉蛋:徐应昌。

徐应昌,伙食管理员,时年约四十许,身材魁梧,满脸红润,就凭这个,说他贪污粮食就绝对有根据。1960年冬天,当时好像没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肚子问题日益严重,学校当局就根据什么精神把他揪了出来。先是在老师内部组织批斗,知识分子一个个文质彬彬,毫无火力,远远难以达到领导期望值,后来就不得不把我们这帮高三学生搭上了。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参加政治运动,很新鲜,又因为和自己肚子饱饥攸关,所以心情十分激动,记忆也特清楚。

第一个环节是揭发。地点是图书馆。凡参加过食堂劳动、和徐打过交道的同学都在会上义愤填膺地揭发了,说某日他带领同学去青龙场拉米,徐曾私下去某处购吃酸辣面若干、某日去八里庄拉红薯,徐又在午饭问题上如何之图谋不轨……一笔笔帐地揭发并当场要徐交代核实、低头服罪。

批斗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同学们吼得精疲力竭,可徐死皮赖脸,到最后只承认多吃多占了粮票一千多克、约三市斤多一点。气色如此红润才贪污了三斤出头,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于是领导决定将参会人员范围继续扩大:高二、高一的娃娃也全部拉上阵。大会改在食堂里开,就地取材,把饭桌摞起来供批斗之用,很有气势的。

再后来,干脆初中生也全搭上,在大操场开。革命师生齐上阵,集中火力打黑帮。操场正中也摞起饭桌,让徐表演杂耍一样站在上面示众。经过前几轮揭发,徐的贪污数量已突破五十千克大关。虽然徐不认帐,一个劲儿地喊冤,正因为不认帐,就更说明其态度之顽劣,必须斗倒斗臭。正是数九寒冬,北风劲吹,徐虽胖,仍旧冻得簌簌发抖,这使革命师生挺觉惬意。校长大喝一声:同学们,你们说怎么办?

下面有的喊:叫他把粮票退出来!有的喊:罢官!

(饥饿年代,人们以为实在没有比伙食管理员更实惠的官位了。) 有的喊:把他关起来!……
革命群众正在兴致勃勃地商讨何种量刑最爽,一句高八度的吼叫猛然声震全场,有如石破天惊:枪毙他!

数百人回头看时,原来是我们班的高才生、几十年后重庆交通学院的著名教授张志宏。他吼叫得如此斩钉截铁,却又如此离谱,顿时引来了全场哄笑。

以至于站在台上的徐应昌也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将起来。校长一时气急,只好大声弹压:不准笑!大家不准笑!

批斗大会继续进行。

接下来徐被正式揪出隔离审查,后事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高考在即,我们一门心思投入了功课复习。只是偶尔看见他上厕所干什么的,灰头土脸,身子也日渐消瘦,远无昔日好气色了。他的左右总跟着两个监护老师,影子一般不离不弃。到我们上大学离开母校,两个影子好像也已经消失。

听人说,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查出来。徐应昌自由了。

如果说发生在成都五中的事件是官方有意制造,属自上而下性质,那么此后发生在重庆大学的类似事件,则完全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了。

这件事更能雄辩证明伟大领袖关于敌友之论断的英明与正确。

时间是1962年某日,我们船舶系学生借用冶金系食堂举行文艺晚会。演出进展得正当顺利,炊事员的娃娃跑来台下捣乱了。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理论,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全由经济状况决定。广义地说,饥饿年代炊事员的经济地位绝对属社会上层,那么,炊哥的娃娃以为自己血统高贵,继而作风纨绔,喜欢寻衅兹事,惹是生非,就一点儿不足为怪。

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对这此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正发愁找不到机会发泄呢,烂崽闲儿们一旦捣乱,他们就师出有名了,毫不手软地就将其通通打出门去。

“高层子弟”们当然也不示弱,马上又东窜西钻,溜来台前继续胡闹,又起哄又砸石子什么的……

如此“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追”,来回骚乱,有点像伊拉克的恐怖分子,鼠窃狗偷的三两号人就把世界头号霸主美国佬搞得晕头转向。直折腾到晚会结束,大学生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抓住几个小家伙给了一顿打。

炊哥爹妈闻讯赶来,哪肯罢休?双方少不了一场混战。只可怜大学生缺料少食、弱不经风,一旦动了真格哪是营养丰足的炊哥敌手?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最可怜其中一个同学尤为虚弱,竟然被打得爬地不起,只好马上送医院实施抢救。

同学和炊哥(当然还有食堂管理员)之间的矛盾本来就已烈火干柴、一触即发,自然经不住如斯血案煽情?

第二日马上全校震动,群情激愤。重庆大学曾发誓建成万人大校,后虽因灾荒而壮志未酬,但七、八千学生还是有的。如此众多的知识精英一旦震怒,其势用“睡狮猛醒”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那些天的重大校园,人流涌动如潮。大字报铺天盖地,把学校政经中心饶家院一带的墙壁贴得满满宕宕。“五·四”时期的、“一二·九”时期的标语、口号、宣传画全都借过来改头换面,什么“血债要用血来还”、什么“严惩凶手”之类……真的个万炮齐轰,口诛笔伐,让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当时笔者刚读过革命小说《红岩》,大学生对炊哥所表现的同仇敌忾,让我联想起小说里描写的重大校园光荣的革命故事,不期然由衷地为母校骄傲,为自己能作一个重大学子而自豪。

这次风潮由校长亲自授命,由老态龙钟的总务长林诚毅先生亲自出面调停,最后终于成功平息。平息的主要措施包括:亲自发布公告,向同学道歉;亲自去小心翼翼将大字报一张张揭掉,交大学当局研究慎处;亲自去医院慰问伤员,亲自承诺对肇事人严肃查处,等等。

事虽平息,但几年后四川文革大乱,鬼使神差,偏偏又在重庆大学的“八一五广场”(现在叫“思群广场”)肇端。说1962年那场短命的闹剧为其预演,也许算是一个喜剧性的推论吧。至少,笔者正是因为那场风波,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做:“学潮”。

作为本文的结尾,后来还发生过一则故事,故事主人公就出在我们班:文昌武。

我们系的食堂很远,出宿舍,翻一个大坡,还要跑好大一段路,还要下一段阶梯,故事就发生在这段阶梯上。那天文同学跑去食堂等饭吃(每早起床,大学生均已饥肠漉漉,因而首要任务都是飞快跑去食堂等饭吃),文昌武乃班上文体委员,故而冲刺速度尤其迅猛。

那日他最先到达了食堂前面的阶梯:这就发生一件蹊跷事。文似觉鞋底踩到了什么东西,软绵绵的,检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小块四四方方的生猪肉,这东西立即引起饥饿难耐的大学生们的怀疑,众人一涌而来,围着方形猪肉便开始了现场分析、推理、判断、质疑、辩论……

七嘴八舌,很快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生猪肉几何形状如此规矩,肯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从形状判断,当是用来制作红烧肉之用);其次,生猪肉既然加过工,只能是从食堂厨房出来,而不可能是运去食堂(运往厨房的猪肉只能成一大片或者成一大块);第三,食堂位置低于路面,加过工的半成品不可能自动爬梯上行。猪肉上梯只有一种可能:炊事员夜间切肉完毕顺手将半成品偷窃回家,不慎遗失梯上;最后,如此大胆行径,很可能是一种集体性行动。既然是集体偷盗,那么组织者只能就是一个:管理员……

越分析哥儿们心里越亮堂,群情越是激怒难遏。事主文昌武有如此众多同学撑腰,简直就义无反顾了。他将肉块作为铁证严加收藏,并上街急买白纸一张,急书大字报一份张贴于食堂门口,再用竹棍一根插入砖缝,将肉块悬于报前。大字报的题目摹仿反右时期领袖语调,大气磅礴地质问道:这是为什么?很煽情的。

文同学满以为一文既出,马上就会天下呼应,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把整个校园又搅个沸沸扬扬,于是又得由林总务长出面收拾残局,不仅管理员被狠狠地训一回,而且年轻人的虚荣心又可以狠狠地美一回。

出乎意料的是,事情过了两、三天,公然没有任何大字报响应:一张没有,半张也没有!一块方形猪肉孤零零悬在那儿,悬好几天了,公然引不起任何人的欲望和仇恨!天气已经开始变暖,再不处理,好端端的一块肉眼见得就要发臭,甚至变质,甚至生蛆,完全不能食用!需知:为了这个事件,文同学单是买纸就花了好几分钱呀!如再不对肉块采取措施,最终很可能人财两空!

文愤怒至极,狠狠心,从墙上把肉取下来,用树叶包了,小心翼翼塞进伙食团到炉子里,一直待到猪肉被烤得吱吱渗油,这才拿回寝室,当着我们把烤焦的叶子剥开,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一边吃,一边自我陶醉道:可以可以!好吃好吃!

事后分析,此次行动失误的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饥饿年代已近尾声,大家对伙食管理员的关注程度、从而仇恨程度,已大大淡化了。

饥饿年代结束的全过程如下:

先是,政府对农民网开一面,准许他们种自留地了,自留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卖了,这样,一些勤劳的农民就把高粱做成粑粑,装在洗脸盆里;把红薯煮熟了,也装在洗脸盆里,然后端去学校里摆卖。大学生寒窗苦读,饥饿难当,攒够钱,隔三间五就可以到农民弟兄的洗脸盆里去补充一点能量。

周末开舞会,一曲终了,肚子顶不住,也去舞场外摆卖的洗脸盆前照顾一点儿生意。一般是男士,大大方方,一买就两个,一个自用,另一个作为爱情信物献给心上人,吃得双方其乐也融融。后来高粱粑粑和煮红薯的生意慢慢衰落,学生食堂的油水日盛一日,谁也不想再吃粗杂粮品。油水吃得充足,筋血活络,人就想活动活动了。

闹饥荒时,运动场上长满野草,一丛一丛的,像癞痢头,难看死了。后来运动场上的野草被铲锄净尽,大学生又开始在上面活蹦乱跳。

与此同时,全中国也都吃饱了。

全中国的油水越来越大,阶级斗争也就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开始“向雷锋同志学习”了;开始批判修正主义了;开始“前十条”,开始“后十条”,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向古巴支援甘蔗刀向阿尔巴尼亚支援大米开始到也门援建公路到印尼修新兴力量运动场;六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广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方……好戏连台,全中国都活蹦乱跳。

中国人对自己的肚子,确实不再那么关心了。

当年为吃饱肚子实在无所不用其极

n 云南  周孜仁

我所亲历的那些饥饿日子 (下)

本文作者简介

周孜仁,成都人。196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文革中,参加“重庆八一五派”,主编重庆大学《815战报》。文革后期被审查,发配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69年底调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办公室任秘书,谭遇刺后,转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74年涉嫌参与“中共(马列)特别行动委员会”,送农村隔离审查,后以反革命疑犯身份送云南汽车厂劳动。79年冤案平反,调技术部门工作。后调昆明自来水公司任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远程教育培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