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文革时期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遇到的谎诞离奇事儿真是车载斗量,俯拾即是,“改名”闹剧就是这类怪事中的一桩。

改名最流行的年代是1966年秋、冬季。其时,中共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如火如荼的时刻,各级学校早已停课,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全力投身于运动之中,他们纷纷成立了各色各样的革命战斗团体也就是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组织。小学生则有样学样,成立了“红小兵”组织,跟在哥哥姐姐们的后面摇旗呐喊。

红卫兵们大都身着绿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载红袖章,手里捧着毛主席的小红宝书,口里喊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和破四旧为名,到处闯荡。当时这些人的权力可大哩!他们不但在所在的学校里可以为所欲为,把领导和师长们剃了阴阳头并赶进“牛棚”,日夜批斗;还随意进入民居抄家,甚至异地抓人,有的还大搞打、砸、抢。

红卫兵运动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认可、嘉许和莫大的支持,自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止,他老人家也穿起绿军装和佩戴红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先后8次接见来京串连的11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莫名其妙的改名闹潮自此启始

在8月18日这一次接见中,毛主席他老人家问起一个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他听后摇摇头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经过领袖的英明指点,这宋彬彬立即改名为“宋要武”。

宋的改名影响非常之大,这事一经新闻传媒报道,在全国广大青少年中立即掀起一个改名的热潮,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仿效宋彬彬改名的不计其数,热闹非凡。比如,仅笔者从两个总共只有五千多人的大学的了解得知,在这次浪潮中改了名的学生和教师职工就有好几十人。

分析一下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改名的原因是很有趣的。

有一些人原来父母给他(她) 做的名字还是不错的,只是不合当前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或未能凸显对革命领袖的祟敬与热爱,故尔改名。具有这种心态自己主动改名的,以衷心崇拜革命领袖、热心这场革命斗争的青少年居多。

有一些人原来的姓名因被认为带有所谓封建意识,如×光宗,×耀祖,、×念祖、×礼义、×仁智、×仁孝、×永德、×孝悌等;或含有企望升官发财、唯利是图、贪图享乐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如×富贵、×荣华、×厚禄、×晋爵、×进财等。在当时社会,这些人常会受人指责,或被耻笑,原名难以再用,因此也改了名。

还有的人名字叫×学修,×必修或带有亲美、爱美、崇美、思美等词儿的,在举国上下高举反帝、反修大旗的这个时候,更是大忌,不改就成了众矢之的!

改名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

某些人的改名是自告奋勇、自做主张的;也有一些人的原名虽然不合潮流,但自己并不想改,但因出身不好,政治上受到歧视,迫于群众舆论压力而不得不改。

在某些地方和单位,更有由造反派组织出面,以专政手段发出命令或公开张贴布告,勒令人改名的。布告用十分强硬的语气,限此人必须于×日×时之前改好了名,并到他们的总部报告,以便审查,否则后果自负。被勒令改名的这一部分人,大多是运动中已成为审查、批斗对象,身不由己,改名乃是由别人摆布的。

改名运动中还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如有位名×光宗的教师,出身地主家庭。红卫兵头头说你这名字十足反动,是炫耀剥削阶级祖先并为他们涂脂抹粉,必须立即改名!他申辩说:“不错,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地主成分,但我姓莫,叫莫光宗,意思是不要荣耀我的祖宗呀!”

另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职工叫蔡念祖,红卫兵基于同样的理由也要他改名。他说:我祖父是贫农,父亲是贫雇农,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因生计艰难,把我卖给现在这个地主父亲,我这念祖名字思念的是原先贫农、贫雇农的祖,而不是现在这个地主父亲的祖!结果这两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改。

还有位叫×卫国的,造反派一查,此人生于1940年,而且从出生到文革一直是住在“白区”,因此说他保卫的这个“国”大有问题。幸亏这位老兄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又历史清白,从没干过坏事,名字坚决不改。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名字虽然是深深地打上了这场运动的烙印,并用了几十年或一辈子,可是这名字并不是他自己做的,也不是造反派勒令改的,而是出生后他们的父母或亲人给做的。

像获得1992年世界乒乓球赛冠军的马文革,是1968年3月27日出生的;江苏省篮球健将胡卫东,是1970年1月3日出生的;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常文革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文革,则分别是1968年与1966年生的。故可以肯定,这文革、卫东之名,肯定不是刚刚出生或者尚在襁褓之中的他们能够自己做的。

改什么样的新名最合潮流?

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改名热潮中,不少青少年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换上一个新的、革命的、合乎潮流的名字。但改什么新的名字最好呢?

当时,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把新名与他们最最崇拜和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联系起来。而非常有趣的是,大家改名的思路竟然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都纷纷改为×向东、×卫东、×敬东、×颂东或×思东。这向东、卫东、敬东、颂东、思东之名,在那个年头,他们认为是最光荣、最革命和最响亮的。

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其时被喻为“革命群众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故此红太阳也就成了众人景仰、拥拜、无限热爱的形像,於是改名为向阳、朝阳的人颇多。

当时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还没有塌台。全国子民按照上方规定,在每一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与一切集会开始之时,在单位各个大小头儿的带领之下,人人都必须肃立举起右臂,在三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紧跟着还要高呼三声“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林副主席这个在中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也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因此也有人改名为卫彪、向彪、敬彪、思彪与爱彪的。远的不说,笔者手头一份家乡的地方文史资料就记载着当地有位叫××标的,为了赶潮流,当时曾改名为×健彪。其寓意明白不过,是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江青是伟大领袖的夫人,地位十分尊贵,她既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旗手,又是钦定的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备受革命派祟敬,因此各地青年(尤其是女青年)中改名为卫青、学青、志青的也大有人在。

此外,也有一些人因领袖不爱文质彬彬,公开倡导要武。因此很多人就改名为要武、爱武或耀武的;还有人因为热爱解放军而改名为拥军、学军、忠军、志军或一兵的,或者干脆就名为张军、李军,张兵或李兵;因为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破四旧和立四新而改名为×文革、×反帝、×反修、×修震、×立新等的人也不少。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文革运动提倡造反,说“造反有理”,因此就有人改名为×造反。读者对此如有疑问,请你上网就能轻易地找到在中央农垦部的刘造反,此君还是一位女姓呢!

哪个年龄段的人爱改名?

众所周知,当年在中国大陆闹改名的人群中,老年人是绝无仅有的,中年人也少之尤少,除非他们是被迫改名。综观绝大多数自愿改名的人,都是青少年。例如,在一个个的学校中,改名的大部分是学生,其次才是少数的青年教师与职工。而个别年岁较大的教职工的改名,乃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所迫,或是造反派的勒令。

网上公开显示的资料也同样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如查到的仇文革(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是生于1959年8月,文革发动的这一年(1966年)他只有7、8岁。马向东(原中共沈阳市市委常委、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后因巨贪被判死刑,)是生于1953年,1966年时才13岁。高向东(山西省运城市市长)是1957年11月生的,文革伊始只是个9岁的娃娃仔。

有些人是因姓氏特殊而改名

说来十分可笑。文革中还有一些人本来是用不着改名的,但由于其姓氏独特,惹了众怒,而被卷进改名浪潮。如姓蒋名军或姓蒋名兵的,全名就叫蒋军与蒋兵;更有姓蒋名登陆的,全名就是蒋登陆,当时这些人的日子真不好过,原因是在台湾的蒋介石,趁着文革动乱,提出要‘反攻大陆’。造反派认为这些人的名字有助于虚张老蒋反攻大陆的声势,影响很坏,非改不可。

据传媒透露,一位安徽藉、长年在北京做工、名为蒋登陆的人,群众贴出大字报三番两次迫他改名。改成什么好呢?先是改为蒋卫东,后来改为蒋向东,因造反派老是把这个姓和蒋介石联系起来,用卫东、向东之名不伦不类,不给通过。后来有人给出了点子,改为蒋卫生。这名字没有一丝一毫与反攻、登陆有关,造反派很满意。而且“蒋”与“讲”同音,读起来就是‘讲卫生’,真是个很不错的名字!就笔者从网上得知,在咱们中国,以卫生为名的蒋氏人就有好多位哩!如一位蒋卫生是在重庆大学数理学院;一位蒋卫生在湖南交通设计院下属的监理公司;一位蒋卫生在广东深圳市奥生科技公司;另一位蒋卫生在成都四川大学;还有一位蒋卫生是在陕西省定边县白泥镇的郑国洲中学。

改名以后,全国同名的人处处皆有

因为许许多多热爱领袖毛主席、崇敬林副统帅、拥护江青、爱文革、爱军、爱武、爱造反、破旧立新、反帝反修意志坚决的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改了名,并且勒令一些人也必须改名,而新改的名又大都相同,故此就全国而论,同名同姓或同名异姓的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单就最响亮的卫东、向东这一类名字,全中国自东而西、由南到北,无论是城市、县镇或穷乡僻壤,可以说处处皆有。仅笔者所在的单位、亲友、邻居中,就有好几位改名为向东、思东、敬东与卫东的。好几次外出开会,还见到多位外单位的卫东与向东。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久前笔者上网查找,发现各地都少不了有名为卫东或向东的人,如名为卫东的就有成卫东、袁卫东、覃卫东、王卫东、竹卫东、莫卫东、冒卫东、胡卫东、姚卫东等等;以向东为名的也极多,有鲁向东、范向东、马向东、李向东、郭向东、薛向东、金向东、陈向东、石向东、袁向东、高向东等等。

至于以上诸人的出生地域则见分布于大半个中国,遍见江苏、陕西、浙江、江西、四川、广东、广西、辽宁、山西诸省。

单位、马路紧跟其后也改了名

当时中国大陆掀起的改名热就像一阵狂风骤雨,到处吹刮淋洒。在许多人争先恐后改好了名之后,紧跟其后的,是许多学校 (主要是中、小学和幼儿园)、工厂、商店、医院,马路也都改了名。

当时那些有权力为学校、医院和马路改名的人,他们改名的思路基本是一样的,像新改的学校名、医院名或工厂名,都离不开什么红卫、红旗、东方红、东风、朝阳、向阳、工农兵、反帝、反修等。马路改的新名最常见的也不外是东方红大道、反修大道和反帝大道。以中国南方的某省为例,大部分城市都有名为反帝、反修或叫东方红的马路。

作为新闻传媒的报纸当时也有改名的,如全国知名的《大公报》改名为《前进报》;广州的《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

山岳胜地也被改了名,如山东济南的千佛山改名向阳山;广州的白云山拟改为红云山 (后因许多人反对没改成)。

广东省有名气的汕头中山公园正门上有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造反派头头说“天下为公”这句话不好,要换上毛主席的话。有人硬说辽宁省的沈阳有审判太阳之嫌,而太阳乃指万民敬仰的伟大领袖,因此他们主张应将沈阳市改为升阳市;还有人说首都北京是伟大领袖坐镇之地,应改为东方红市。

但因事非小可,争议不定,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些倡议也就不了了之。

新名也有改回来的时候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改了富含革命斗争内涵名字的人、单位和马路,后来又有些什么变化呢?

当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且被官方正式文告宣称是一场动乱之后,有不少改了名的人立即把名字改回来,他们不再让人叫他 (她) ×向东或×文革了。

文革结束伴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倒台,那些改名为志青、学青的人,更是早早回头是岸,用回爹娘原先给他们启用的名字。当然,我那位当年改名为健彪的老乡,在得知林彪出走摔死于温都尔汗之后,再也不好意思用这个名字了。

各地大小城市的什么东方红大道、反修大街或反帝路的路牌早已不见踪影;一度称为红卫医院、卫东中学以及小小的东方红幼儿园,还是叫回了原名。

无数人跟随着文革脚步改个时髦名

n 中国广东   树立

文革时期青年人时兴改名
 

文革改名风气的缘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生、高干子女(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后,毛说“要武嘛”。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8月24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于是在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改名风,也就是文革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趺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被毛泽东改名后带动改名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