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简历

原名梁黄胄。中国画画家。直隶(今河北)蠡县人。1942年从师学画。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西北师范学院讲师,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军事博物馆创作员,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美协第三届常务理事。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作品《爹去打老蒋》、《苹果花开的时候》分别攻第一、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一等奖。《打马球》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一等奖,《洪荒风雪》1957年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曾在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有《黄胄作品选》、《黄胄速写集》、《百驴图》等。

n 欧阳奋强

 

我们当时条件很差我走时还是哭了
我和黄胄那些年头在干校
 

 

 

1969年的春节,我收到黄胄的信,信写得很简单,只说他到了山西军队农场,一切都好。

看得出,他挺平静的。可是我工作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戚本禹说过一句“修到了家的团中央”,面临着全系统包括印刷厂都得到河南去劳动锻炼。先遣部队已经去选点了,所有的干部都在做准备。

我怎么办?

我们这个家,孩子这么小,大儿子梁穗和二儿子梁敦都惹过祸。梁敦因为在林彪的名字上画过××,被派出所记录在案,梁穗因闲得没事到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院子里抓鸽子,也被查过,因此才让我们从后圆恩寺一号搬到东四大街420号。

女儿梁缨才上小学,我走了,没人管她,再出了事我们家就没有活路了。

考虑再三,也和黄胄商量,决定把大儿子梁穗带到农村。那时他已经13岁,到农村也能劳动了。留下两个小的寄宿在同院的毕大妈家,每人每月给毕大妈20元食宿费,并请他们多关照孩子的冷暖。
梁穗听见要把他带到农村,成为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一分子,高兴极了。

4月8日,梁敦、梁缨和我们告别,他们独自留在北京东四420号中青社的宿舍院里。因为毕大妈有五个孩子,所以晚上仍睡在家里,二哥照顾妹妹,白天在毕家吃饭。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农场里草比庄稼长得高。

稀稀落落的有几个自然村,每村都住了几家农工。团中央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农场,按自然村划了连队,出版社是七连,中国青年报是三连、四连,印刷厂是五连、六连,团中央本部是一连、二连,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八连。

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不会劳动,但积极性特别高。为了不误春种和解决住房困难,七连、八连主要负责打田埂,播种插秧,四连、一连、三连主要负责烧砖、盖房子。梁穗分在一连木工组当学徒工。

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战果,每个连队都是捷报频传。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下了工,就腰腿直不起来,瘫在那里了。能睡一会儿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也没工夫想到家里怎么样了,黄胄怎么样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值得的。

秋天,金灿灿的稻谷熟了,这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我们大家从心里感到高兴。

更令我高兴的是收到梁敦的来信,说黄胄又回到北京了,仍被看管在军事博物馆的木工房。孩子在信上说:“爸爸星期天在我们还没有醒来就回到家了,他是天不亮走到城里来的,他给我们做一顿中饭和晚饭,一起吃完了饭,玩一会儿才回军博的。”

又有一次,老二来信说:“爸爸回来时很不愉快,说是在路上把刚领来要交给毕大妈的钱让小偷偷走了,爸爸没钱给人家,让我拿了一块红墨到荣宝斋卖了70元钱,把钱给毕大妈交了。”

我听了这些消息虽然觉得挺心酸的,丢了些钱,但保住了孩子。我想:谢天谢地,两个小的有亲人管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暂时也听不见挨斗和被批判的声音。

不久上级来了指示,说是为了备战,所有“五七干校”的家属都得下放农村,到干校里来生活和劳动。

我的两个孩子当然应该接来,出版社军代表和干校革命委员会决定让我和另外两个人回北京,把所有还在北京的家属于10月22日前接到干校,北京只留办事处。

10月4日,我们回到北京,这次是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得作个安排,而且非要黄胄帮我一起干才行。

我请求军博同意他回来几天帮助我。我回来不是光搬我的家,还有其他干部、司机、厨师的家都得搬,帮助他们收拾,其难度可想而知。

黄胄回到了我的身边,但我非常明白这一次相聚意味着更长久的分离,而且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家将来会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未知数。

更令我犯愁的是,1966年9月20日搬到中青社宿舍的那些没烧、没交和没被抄走的古玩、古墨,和黄胄视为珍宝的乾隆以前的丈二匹纸,都放在哪儿啊!

我把一件硬木玻璃柜和一个黄花梨木的镜框拉到寄卖行,玻璃柜只给15块钱,镜框只给三块钱,合起来最多只给18块钱。我想,再拉回来又能放在哪儿啊,索性卖了干净。

“那个所谓的席梦思沙发床干脆扔了算了。”黄胄跟我说,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我也想过将来的“家”距眼前是那样遥远,我们把这些笨重的家具处理完,是完全正确的。

我问黄胄:“咱们以后怎么过?”

他说:“不知道。我是个画画的,我的特长就这么一点,难道说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再要画画的了吗?”

我说:“你别再说这些傻话了,我们出版社那些老编辑、大编辑,每月拿两三百块钱的编辑费,现在每天都是侍弄铁锨、镰刀,身上也不带钢笔铅笔了,有时候还故意说几句粗话、脏话,以示自己在工农兵中改造的决心。画画给你、给咱们家带来多大的痛苦啊!……”

我喋喋不休地说。黄胄不反驳也不表示同意,只说:“那咱们怎么办?现在咱们还有三个孩子呢,他们怎么办?”

我也卡壳了,没有了主意。我突然放大了声音说:“不要再画画了,以后他们让你画,你也别画了,你和我都年轻,人家怎么过,咱们就怎么过。你不是在军博搞果树,和老周学了几手吗?黄湖挺好的,二、八连岗上能种果树,而且他们也计划试种苹果,把家就安在黄湖,你去给干校种果树去。像你这样又聪明又能吃苦的人不多,你要同意,我就和军代表去说!”

他不吱声,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可是我发现他把以前用过的或者收藏的古墨包了又包,看了又看,把收藏的旧纸一张一张地展平,又分类卷起来,念念叨叨地说对我:“这可是乾隆时期的,这是康熙时期的,那时候的做工是多么精美啊!”

自1966年9月以后,他再没有时间看这些了,所以看见这些熟悉的东西,又犯了傻气,爱不释手了。

如果说唐代诗人把这种癔癔怔怔的感情叫做“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黄胄正处于这样的状态。
看见他如此痴痴迷迷的样子,我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和他对它们的感情。因为以前公认黄胄在收藏鉴定方面水平极高,一般的东西他不屑一看,用古玩店的话这叫“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
其实我何尝愿意把这些好东西丢失了哇!

我去求出版社的秘书长刘文致,要求在驻京办事处留给我一点地方,以便存放被红卫兵砸坏,但还能用的那张我和小缨睡过的画案,和一个大樟木箱子,以及几捆明清宣纸。他爽快地答应在原会客室给我一个角落放这些东西,但说不能保证绝对安全。

我回来给黄胄讲,他非常高兴,说:“太好了,即使咱们再也看不见它们了,也是给社会保存了一些资料。”

这样我们收拾家的进度加快了。我发现经过这几年的锻炼,黄胄的体力增强了,什么重活他都能轻而易举地独自完成,根本就看不出,他以前是只拿尺把长的毛笔的人,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时他还不到45岁。

我曾经给一对新婚夫妇讲,家好比像个港湾,夫妻如同一艘航行在海上的船,经过一段与惊涛骇浪的搏斗回到港湾,哪怕得到短暂的喘息,也会觉得温暖幸福。我和黄胄已经有三年没有在一起谈各自的生活了,我问他:“两年前我去军博看你,后来他们斗你没有?”

他说:“没有。木工房的那些人问我,你是不是我的原配,问了好多咱们家的事。他们还暗地里说,到底是结发夫妻,不一样,还夸你来着。”

“你们‘黑帮’是不是在一起劳动?”我问他。

“有时是在一起,有时不是。冬天我得生几个炉子,掏宿舍楼的垃圾,有时候淘大粪送到莲花池,那里还有几个‘黑帮’,在种地养猪。”

我的心太沉重了,只能呆呆地坐在那儿。

黄胄见我不再说话,问我:“你呢,能顶得住劳动吗?

”我说:“我?没问题……你吃得饱吗?得多吃饭啊!”

他说:“你别提吃饭了。”

他接着说:“前些天说要吃忆苦思甜饭,就是榆树叶拌玉米面做的团子,放点盐,长久不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就多吃了一碗。有一个莽莽撞撞的战士夺走我的饭碗说:‘你看这黑驴贩子,假装积极没完没了地吃,是故意表现的。前年他们忙于打派仗,我看见桃树都快死了,就拿着水龙头浇了东头又浇西头,又热又累。桃子熟了我一个都不敢吃,可累得我也不想吃饭了,结果看管我们的人说:‘你瞧这黑驴贩子,偷吃桃子,吃饱了,不想吃饭了。’我心里委屈极了。今年就不同了,反正我不吃别人也说我吃了。饿极了,索性我看哪个好就吃哪个,其实也没有事。”

说完他笑了,我也笑了。

又有一天,我问他:“你去山西路过太原没有?去看晋祠没有?”

他立刻沉下脸来了,眼睛也红了,半天才说:“路过晋祠,但惟独不让我进去看。他们说我一直在宣传封、资、修,不是画黑画就是黄色画,那里面都是漂亮妞,看了不利于我的改造……其实我怎么能不知道晋祠里面的雕塑是些什么?那是宋代遗留给我们的瑰宝,在书刊上早就看过,还临摹过,甚至有的我都会背,但一直想亲眼目睹原作。可押送我的人却莫名其妙地不让我进去,让我坐在台阶上等他们。”

他说到这儿伤心得不再说话了。

晋祠在太原市郊,现存有唐、宋、明代建筑。早在北魏时期,就建有唐叔虞祠,北宋时期重建。其中圣母殿是为祭祀西周唐叔虞之母(周武王后)邑姜而建。内有宋塑精品43尊,彩绘侍女和女官塑像,雕塑精美,人物生动。

黄胄是一位艺术家,有此难得机会却不让进去看,真是怪事。我说:“我去看过,雕塑群像的确太棒了,等运动过去了,咱们……”

我和他突然打住了谈话,猛然想到“运动过去了”这几个字是望梅止渴啊,运动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经过两天奋斗,捆扎好了东西,我们请司机用车送到出版社。屋子里只剩下几床待捆扎的被褥和几张木板床,显得空荡荡的。

北京十月中旬以后树叶就黄了,而且不断地往下落,东四420号宿舍院,本来就是给工作人员住的,没有什么好房子,也没有什么常绿树,只有几棵白杨树,杨树的叶子掉得最早最快,飘飞得到处都是。

我们住在南边的两间平房,一夜之间,西北风把树叶都吹到我们的门前,堆成一个小堆,一开门,冷风把树叶就吹到屋里来打圈圈,更增加了我们家的凄凉。

10月20日,火车票都买好了,由于人多买不上卧铺,只买了坐席。这天,孩子们到学校和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突然我们抱头痛哭起来,怎么也没想到恋爱、结婚15年,变成这个样子。宇宙之大,天地之大,竟容不下我们这一对夫妻,容不下我们俩营造的这一个家。何日才相聚,何地是我们的家,何时才算个头啊?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伤心到了极点,黄胄是不会哭的。可这时他抱着我,我抱着他,都大声地呜呜呜地哭起来了。我们真想就此结束我们的生命算了。

过了一会儿,黄胄说:“不能哭了!”

他轻轻地推开我,但过后又把我拉在怀里,使劲地亲我,又哭起来了,我们的泪水交融在一起。我们俩又一次地山盟海誓,共同说:“这一辈子是夫妻,下辈子我们仍做夫妻。”

彼此又叮咛,要保重身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又以毛主席的话“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要经得起任何风浪”互相鼓励和安慰。

我们说好,他不送我,因为我是派回来接很多家属的,要是在火车站哭了,很不像样子。而且我一定很忙,顾不了他,他也说他不想见人。约定我们同时离开这个空荡荡的房子,他再也不回来了,钥匙由我交给出版社留守处。

第二天,梁敦、梁缨背着爸爸给他们准备的煮鸡蛋、酱猪肉、馒头和随身带的行装,和黄胄说再见。黄胄叮咛他们听妈妈的话,过了年他去看我们,或者真的到我们那儿去落户。

我们谁也没有哭,梁敦、梁缨很少坐火车,他们又好奇又胆怯,抱着背包跟着我。

啊,火车上的人太多了,我们本来是有座位的,可一上车就让没有座位的给占了。列车长、列车员和我们三个带队的干部,拿着票一个一个地给人家说好话,求人家给我们让座位。

都是因为中央“第一个号令”,要下农村的没好气,有的和我们吵,有的和列车长吵,吵得一塌糊涂。

我对梁敦说:“看好妹妹,不要让她下座位跟我了,座位要丢了,晚上就更难过了。”

到了晚上,人更多了,看来是有票的没票的都上了车,座位上有一点缝都挤一个人。通道上站的坐的都是人,只要能插脚就有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服务了。

这时梁缨忽然喊着要上厕所,可出不去,她急得又喊又哭。出主意的人太多了,有的说尿在茶缸里,有的说随地尿算了,有的则出主意说打开窗子把着,尿在窗外。

梁缨在学校是好学生,认准了要到厕所去,后来我们决定把她举起来传到厕所门口,再请人帮助她。

眼见得又没开水了,我们带队的三个人决定跟大家说,不许吵也不许闹,这是非常时期,吵闹也没有用。有用的是互相帮助,派两个体轻的人挤出去搞点水传回来。

梁敦那时12岁了,平时在家就是一家之主,他是被派的人之一,收集军用壶去灌水。谁都知道,喝了水还得上厕所,所以不渴极了不喝水。

忙乱了一大阵,总算安静了。

这时候,梁缨依着我睡着了。我想:“我们在干什么哩?我们这些人怎么就像逃难一样?我们即便是到了黄湖,这么多的人可又能够怎样安排他们啊?我们走时听说又要盖房子,盖好了没有?盖的都是十几个人住的大房子,可我们动员的是把家搬到干校的,这些人的家安顿在哪儿?”

“管他呢,只要我们把他们安全带到黄湖就算交差了,以后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渐渐地也睡着了。

黄湖到了,梁穗也在大卡车旁接我们,见到弟弟、妹妹,自然是高兴万分。可我们这一队人马,坐了火车又坐汽车,整整颠簸了两天两夜,每个人都不成样子了。有个瓦工的妻子患高血压,我直怕她出事,但她一直坚持到下了车,见了她的亲人马上就晕倒了,把我们吓得直给军代表解释。
医务室来人救醒后,我们才放心。

梁穗已经来干校半年多了,他对一连、三连、七连都很熟悉,他用自认为是“五七战士”的身份,给弟弟、妹妹介绍情况。梁缨安排和我住在一个床上,梁敦则和哥哥住在一个床上,别的人也安排得极为简单。

其实大家也没有怨言,“五七干校”嘛,就是锻炼人的。要去掉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臭习气,这是大家经常说的。

1970年的春节到了,我们到干校快一年了,干校革委会为了给大家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决定除了有问题的人留下,另外还留下一部分人坚守岗位,其余的可以去探亲,也可以让亲人到干校来探亲。

我因为1969年10月份回北京接家属,再说黄胄有问题,理所当然的没有这个权利再回北京了。

不过我们在干校过春节也很高兴,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在我身边,老大在劳动,老二和女儿在干校和村里合办的小学上学,放了假,和水牛、鸭子交上了朋友。老二自愿放牛,女儿自愿放鸭,其实是他们和大人去玩。

干校有吃有喝,也不用自己操心买菜买粮。河南信阳地区也不甚冷,两个孩子都长胖了些。
可我心里不时想到:黄胄孤身一人,是不是还是那样处境艰难?

不久他来信说,他也到莲花池和另一部分“黑帮”一起劳动了,并说是给“黑帮”们做饭,他说这是革命群众信任他的表现。

过了些日子又说,让他和贾若瑜给军博家属大院磨豆子、做豆腐。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