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宁当时很委屈,说通知他参加这场晚会时,他已先有合约在身,等他完成合约并于晚会的当天赶回北京时,导演告诉他,已经来不及排练了,也就无法参加了。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毛宁开始马不停蹄地参加各地各种抗洪晚会和音乐电视的拍摄,甚至自己跑到湖北的抗洪前线,为战士们唱歌、送自己的录音磁带等。

n 郁钧剑

 

他们当中各自有不同特点和性格特征
郁钧剑谈他认识的男演员
 

 

 

本文作者郁钧剑也是名演员

 

夜半接到毛宁的电话

一阵又一阵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乡中唤醒。睡眼迷糊地边看小闹钟边拿起了话筒,寻思着都快半夜一点了,谁还来电话?在我对着听筒连“喂”了好几声后,终于有一个熟悉的但又有点怯怯的声音说话了:“郁哥,我是毛宁。不好意思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你不生气吧?”

我能生气吗?第一,既然已经醒了,气有何用?第二,我知道如果他没有急事,也不会深更半夜地给我来电话。

“咳!”毛宁在长叹一声后对我说:“郁哥,报纸上又登我了,说那个拿着一张旧船票的歌手,拒不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抗洪赈灾晚会。”

我说,报道我看见了,这两天好几家颇有影响的报纸都登了同一作者写的这条消息。毛宁很着急:“郁哥,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事情的经过你都是知道的啊……”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因为在半个月前,报纸上已经有过披露。记得在披露发生后不久,我在武汉的一次赈灾晚会上遇见毛宁,还与董文华一道说他做得不对。

毛宁当时很委屈,说通知他参加这场晚会时,他已先有合约在身,等他完成合约并于晚会的当天赶回北京时,导演告诉他,已经来不及排练了,也就无法参加了。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毛宁开始马不停蹄地参加各地各种抗洪晚会和音乐电视的拍摄,甚至自己跑到湖北的抗洪前线,为战士们唱歌、送自己的录音磁带等。

毛宁是个感情细致而丰富的性情中人,因而也就有了过于率真而显得不成熟的瑕疵之点,这样的性格往往也是容易受到外界有意或无意的伤害的一类。三、四年前他母亲去世后,他近一年多没有参加各种演出和录音活动,说是没有精力。

去年年初,我父亲去世时,我与他同在美国演出,当从国内传来噩耗的那晚,赵安、彭丽媛、牛群、黄宏、蔡明等都来安慰我,唯有他一句话也没有,默默地坐在一边,陪着我一同流眼泪。
到了去年年底也是在一个夜晚,突然接到了他从老家沈阳给我打来的一个电话:“郁哥,现在我跟你一样了,也没有爸爸了,他今天去世了……”

后来我曾开玩笑般地对他说过:“老弟,如今你是孤儿了,以后有事你就找我吧。”

今晚,他果然找我了,可我又能为他解决些什么呢?

我只能劝他,劝他正确对待,劝他顺其自然。因为消息已经发了,更正又有何用?而且也不可能。中国有句很受用的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我还劝他,披露这个消息的导演本意应当是好的,因为中央电视台的这场晚会,是在抗洪抢险斗争中的第一台晚会,多少演员都想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啊。而机会给你了,你却来不了,导演不能不表示一种遗憾吧。而知这个遗憾后写文章的记者也没有错,因为在这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的抗洪紧要关头,记者是多么希望演艺界的所有“名人”们都能站在抗洪斗争的第一线啊。

说这些话时,我真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好在电话那头的毛宁似乎来电话的本意也不是为了听听我的这些官样文章。

等我如此这般地言不由衷了好一阵后,他说:“郁哥,我开始时心里堵得慌,想来想去给你打个电话,现在好受多了,今晚你说的顺其自然,我记住了。”

放下电话,想想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其实都跟毛宁一样。大多都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也都有容易被人揪住尾巴的通病。

其实,演员也罢,导演也罢,记者也罢,应该都算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只不过是职业的分工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分工又同是每一个人人生经历的过程。

我记得当天晚上我还与毛宁探讨过,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的磕碰、许多的坎坷,才使我们如此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起伏跌宕,几度波澜壮阔,几度流水潺潺。

窗外漆黑一片,推开窗,满天星斗,心绪如天。

唐杰忠“喧宾夺主”

也许是与唐杰忠先生在相声里担任“捧哏”的职业有关,在他的那张宽阔的面孔上,写满了温良恭俭让。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里,与唐杰忠先生有过交往,便会相信我说的这是真话。生活里的唐杰忠处处给人以谦让与和善,在文艺界是有口皆碑的。

前些时候,在福州成立了一家对海外华人、对台湾同胞广播的华艺广播公司,我与唐杰忠先生等许多文艺界人士前去庆贺。

在下榻的宾馆里,我看见唐先生正翻着一本新印制出来的中国飞机航班表。这对我们经常“满天飞”的演员来说,是很需要的一件东西,于是我便对唐先生说:“唐先生,您跟民航局的人熟吗?”

唐先生答:“我有几个熟人。”

我又说:“那您就把这本航班表送我吧。您认识人可以再去要,我不认识民航局的人,要不着呢。”

唐先生看了看我:“那好,等我今天查完了航班就送给你吧。”

后来演出一忙,加上这事也是随便说说的,也就忘了。不料在离开福州前往机场去的颠簸的汽车里,只见唐先生东摇西晃地在同样也是西晃东摇的行李堆里翻寻着什么。大家心疼他,纷纷说:“唐先生,您就别在那忙活啦,要是摔倒了,那可咋办呢?”

而唐杰忠先生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依然在那堆行李中翻寻,一边翻寻着一边还自言自语地说:“哎,我记得我专门将那本航班表放在外面的呀,我答应了要给小郁的呀……”

后来,当他乐不可支地拿着那本终于找出来的航班表送给我时,我豁然明白了,为什么文艺界有许多小辈都称呼他为“老爸爸”。

唐先生爱喝两杯,一喝就满头大汗。然后他便从容不迫地从兜里掏出一条洁白干净的,但是被他揉得像一朵菊花似的手绢,不停地擦。

一次,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到东北某边境小城做慰问演出。当地的市政府举办了盛大的招待宴会,气氛极其热烈友好。

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说唱团的同志们怎么都觉得应当有他们的代表,上到台上去说几句表示感激之情的话。于是大家便推年纪稍长又颇受尊敬的唐杰忠先生担任这个光荣的任务。

唐先生也不推辞,一手握着那方菊花似的手绢,一手握着一只盛满白酒的杯子,风度翩翩地走到了话筒的跟前,他说:“各、各、各位来、来、来宾,今天这个宴会十分盛、盛、盛情,这充分体现了边边边边疆和北北北北京心连、连、连着心。大家要我说、说两句,我就说、说它两两句,如果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就请、请、请大家多、多、多包涵。”

而坐在下面洗耳恭听的说唱团的同志们,此刻顿时全“傻”了,不是让他上台去致谢的吗?怎么他却道起歉来了?

正当大家纳闷之时,只见唐先生依然是风度翩翩地走到了市长的面前,感觉良好地说:“怎、怎、怎么样,市、市、市长先生,我的发、发言不错吧。”

而这时市长也完全被唐先生弄糊涂了,也不知他到底是真是假,急中生智迸出了一句:“唐先生,你,你真幽默。”

于是,哄堂大笑一阵接一阵,哄笑中大家突然明白了,这是唐先生在酒中玩幽默来了个“喧宾夺主”。

“摄影家”牛群

现在你见到牛群时,他已很少是利利索索,衣整帽正的绅士风度了,而是时常穿着件前胸后背、左膀右臂上开着无数口袋的“牛仔”背心。那背心的口袋里七凹八凸地鼓囊着许多东西。懂行的人知道这叫“摄影”服( 你看那电视上露脸的,大凡有身份的记者,都套着这种背心 ),不懂行的还以为是什么……呢。

牛群兄现在是摄影家啦,不过是业余的。因此我在写这题目时,在他的摄影家上打了对引号。可是为了这对引号我还真“得罪”了牛兄。

那次我在《北京晚报》的《艺海拾趣》专栏里写过他一篇摄影的趣事,称他为摄影家时,打了这对引号,没想到牛兄“很不高兴”,还专门在《 中国青年报 》上撰文,说我这叫“画蛇添足”了。并宣称:“我牛群嘛,就是真正的摄影家嘛!”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首都体育馆里的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演奏会上也看见牛兄的“倩”影啦,看见他身背着好几个照相机在台前跑来跑去,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久我遇见他,问他:“你还有空去干那事?”

牛群兄还一本正经地回答我:“那晚上我还拍了四个卷呢!”

牛群兄迷上摄影的时间不长,也就是近年的事。每逢去外地演出,别人最多拎一只装着演出服和洗漱用品的提包,而他却要多带好几只锃亮的铝皮箱子。那里面装着高级相机、各式镜头、相机架等等。这当然又得苦了冯巩,因为从此他便不好再“游手好闲”,得腾出手来帮牛群扛箱子了。
开始,我以为牛群兄的摄影,仅仅像广东人对那些爱唱歌的歌迷叫“发烧友”一样,也叫他为摄影“发烧友”。可是在一次他把他所拍的许多演员的照片拿出来让大家欣赏时,我一看顿时就“傻”了。

那照片上的名人风采,绝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能捕捉到的。因为只有生活在这些名人中间的摄影者牛群,才能得心应手地找到何种角度、何种表情是这些人的本来面目。

一次在外地义演,牛群忙前忙后地在抓拍“瞬间”,快轮到他上场了,他才赶紧脱掉他那件鼓囊着胶卷啦、电池啦等等乱七八糟杂物的“百宝”衣,换上西装上台。那天他的表演十分成功,面部表情丰富极了,而他那硕大的照相机正好又架在主持人倪萍的身边。倪萍便说,快快快,谁会拍照,快把牛群自己给拍下来。

当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弄不明白他这机器。焦急中不知谁还碰了它,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大家都“奋不顾身”地扑向了那照相机,才使它平稳如初。此后,吓得大家没一人再愿靠近那物,也没人敢告诉牛兄那惊险的一幕。

我知道那照相机可是牛群的宝贝呢。还有一回演出,我正在后台休息室里看书。轮到他上场了,他一边跑进来换西装一边对我说:“老弟,我要上场了,今天这后台可是四通八达的,不安全,你千万别离开这里,帮我看好这相机。”

说完他便跑了,留我一人坐在那里。可是正好那晚上他与冯巩的相声说得特别的“火”,其他的演员又都跑去听他们的新段子去了,害得我在那偌大的体育馆后台茕茕孑立近半个多小时。

我对他说过:“您应当在不久的将来举办一个艺苑人物的专题摄影展。名人拍名人,定能轰动一方。”

他答,办展览固然是个标志,但重要的是通过摄影可以修养自己的为人为艺之道。

我还问过他,“你在最红的时候钻研别的技艺,是否有点别的什么想法?”

他停了片刻,答非所问地说:“哎,我儿子受我影响,也爱拍照了呢。”

我知道他儿子名叫牛童,牛童管牛群,儿子胜过老子,也许二十年后中国又多条好汉。

黄宏,我是你的好友吗?

我跟黄宏挺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我一见他就叫他“宏宏”,他一见到我就叫我“郁郁”。

我跟他家里的另外两位“主人”也很好。每当打电话,我刚说:“宏宏老师在家吗?”

电话那头必是一阵非常温柔的笑声。我知道这是黄宏的夫人,便说:“你是小洁老师吧?”

问毕,肯定又是一阵如此这般的笑声后才能说正经事。这半年来,接电话的换了个奶声奶气的童声,我说:“你是豆豆吗?”奶声奶气地问:“你是谁呀?”我便唱《当兵干什么》,奶声奶气便高兴了:“哎呀,我知道了,你是郁钧剑叔叔。”

黄宏告诉过我,他女儿打小就认识两个歌手,女的是宋祖英,男的就是我了。每当黄宏在演艺圈的众人面前提起他的女儿这点本事时,我都会在一旁感到特别的得意。

跟黄宏好归好,但他的缺点我还是要指出来的。我觉得他最大的缺点是脸上一点儿事都挂不住,比如说每年的春节还差两三个月呢,他脸上的肉就开始耷拉下来了,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时候我也就知道他又为春节晚会的节目吃不下睡不好了。

在这段时间里,只要他遇见我,常常会没头没脑地给我说两个“段子”,并要我给他“判断”,用哪个“段子”改编的小品上春节晚会会有戏。

就说这次去九江抗洪前线慰问演出吧,临出发前他还很开心,他准备去前线演些拿手的节目就行了。结果没想到一到九江,大家就都被战友们舍生忘死堵大堤缺口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得亢奋了。黄宏一见我们唱歌的都在连夜写歌,脸上的肉顿时又耷拉下来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便在招待所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地推开我的房门,把刚刚得到的抗洪事迹编成小品给我表演。

就这样出去进来,进来出去,不到一个多小时,他的小品《大堤情》就问世了,而且在抗洪前线一演就是十多场,成为我们演出小分队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最后还被选上了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万众一心》抗洪救灾义演。

黄宏创作之快,编词之快,反应之快在演艺圈里是一流的。生活中他有很多即兴的句子让你捧腹。

记得不久前我们同去国外演出,早上进电梯,正好遇见俩老外,老外客气,问候我们早上好,而早上好的英语语音很像“毛宁”。只见黄宏面不改色地回应老外:“您认错人了,我不是毛宁。”

老外不懂中文,还以为黄宏也是问候他们,一个劲地谢谢,谢谢。

黄宏有“涮”人家的时候,也有被人“涮”的时候。有一回我们总政歌舞团去上海演出,每到黄宏出场,总会在远处有位小姐站起来高喊:“黄宏!我爱你!”

弄得黄宏每场下来都青春焕发,骄傲地对彭丽媛、董文华她俩说:“怎么样?我也有追星族!”

结束三天的演出了,在最后离开剧院临上车的一刹那,那位小姐又出现了,又高呼“黄宏,我爱你”了。

黄宏赶紧迎上前去,一看那小姐已年逾四十,身挎军书包,胸戴伟人像。旁边剧场的同志对黄宏说:“别理她,她每天都来,神经有毛病。”

黄宏写书的速度也快。我记得大概是两年多前,他刚与我聊起想写写书,不料今年已有三本著作问世。其中两本书是包括了《超生游击队》、《打扑克》等作品的曲艺小品集,一本是自传体的《从头说起》。他写《从头说起》这本书的情况我都知道,因为我们常在一起下部队,常在一起外出演出,那段时间里常看见他在写些什么,甚至在飞机上就用“清洁袋”的背面写。

今年三月在青岛,黄宏将即将付印的最后一稿给我读,并说,我是第一个读他书的好友。弄得我又特别的感动。后来书出了,里面提到的好友有不少人,于是我自以为他也会提到好友郁钧剑,结果是我找遍了全书也没有找到,弄得我又特别的失望。

黄宏最怕的是别人看不准他的年纪,因为从他的相貌上看还真不好说。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大,比我还小好几岁呢。因此,如果大家要在生活里见到他,一定要往他长相的十岁以下说,这样,他会笑得很灿烂。

写到这里,中午翻阅刚收到的《新民晚报》,在《夜光杯》栏目中看见了黄宏的散文《记住》。文章写得挺美挺好,诗化的。读后赶紧给他打去了电话表示祝贺,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今天他居然在家。不像前些日子,打他手机,不在服务区;打他家里,总是“女秘书”在接电话,当然,那只能是他太太。我告诉他看见他的《记住》了,电话里就能感到他喜形于色。

黄宏是性情中人,好坏都挂在脸上。他要我帮他把文章保留好,还说正要找我呢,要我无论如何在今晚收看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集电视电影《让我们记住》。

我知道这部戏,不仅在该剧创作时黄宏就曾经告诉过我,而且在北京诸多的媒体上也都看到过对该剧的报道,这是一部描写在抗击“非典”期间一家人与一楼人的感人故事。

前些日子他不接手机不归家,就是在不分昼夜地赶拍它。听到黄宏说当晚就播出,心里当然也为他高兴,正想告诉他我正憋着劲要等着看呢,但想想还得跟他“逗”:“你拍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黄宏说:“不光看我呀,里面还有好多你熟的演员都参加了拍摄呢,真是大腕云集啊。”

我继续开“逗”:“大腕云集?没有郁钧剑,那能叫大腕云集吗?”

电话那头,他乐。

我们俩在一起就喜欢“逗”。在生活中,“逗”能产生幽默,产生智慧,增加友情,还能使人年轻。

放下电话,我就请夫人在晚间用录像机把此剧先录下来,因为在播出的同一时间段我早有别的安排。夫人当然“遵旨”,一看家里没有录像带了,还专门上街去买了盘新的。

晚上十点多后,回到家的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录像机。当扮演医院院长兼父亲兼儿子兼丈夫的黄宏一出场,我就笑出了声,因为他满脸焦虑的表情,马上使我想到了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他的节目被审查前就是这种表情。我们太熟了。就像看见扮演居委会主任的蔡明,我永远长着一双透视眼,在她那老太太的外表掩盖下,永远是一位靓美的小妹。

当然,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也渐入佳境。也会随着演员的出色表演而喜而悲,而笑而哭。然而等夜半时分我把全剧看完后,突然感到今晚令我感动的竟不仅仅是此剧,而更多的是黄宏的人品。
作为一个演员,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能做好自己分外的事,尤其是能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刻,冒着危险,不计得失,站到最前线去,黄宏是勇者。感慨行此小文,聊表对好友的一种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