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一看,她的那点严肃还真是对了。否则,像她这样一个十几岁就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无依无靠的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求学、奋斗的女孩子,没有这点严肃、这点为人的谨慎,能获得这经过多少寒暑的刻苦钻研才有的民族声乐硕士学位吗?能靠实力去摘取一顶顶艺术的桂冠吗?能有她洁身正派的好名声吗?

n 郁钧剑

 

作为名人的她们各自有各自的小习惯
郁钧剑再谈那些女演员们
 

 

 

 

彭丽媛与南通“老陈”

有一年,我的祖籍老家南通演出公司的经理老陈来北京找我,要我无论如何帮他请彭丽媛去参加一个庆祝活动,说在众多的歌唱明星当中,唯独她没有到过南通演唱了,因此南通的观众十分殷切地希望她能去一次。

老陈挺不容易的,都近六十的人了,还拖着条有点残疾的腿东奔西跑。于是我便给小彭打了个电话,将南通方面的邀请告诉了她,并说具体的演出时间等事项由老陈与她联系,小彭听后就满口答应了。

没想到我把这情况转过来告诉老陈时,老陈把眼睛一瞪,惊讶得很:“哎呀,我可不敢一人去找彭丽媛,人家都说小彭人严肃得很,不好说话。”

我一听就笑了:“彭丽媛又不认识你,不严肃一点,难道一见面就与你嘻嘻哈哈不成。”

老陈点点头:“这倒也有道理。”

不过的确是这样,小彭的严肃、“不好说话”在文艺界是出了名的。不要说生人,就连我们这些相识了多年的老同事老同学在早几年也都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

我认识彭丽媛的时候也觉得她有点不好接触。那还是一九八一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录制了在国内发行的第一盒独唱专辑磁带。

当我录完返京时,责任编辑黄美娟老师委托我一定要找到彭丽媛,转告黄老师对她的邀请,也请她录制一盒独唱专辑。回到北京后,我立即骑自行车从西郊的万寿寺跑到什刹海,到当时还在恭王府里的中国音乐学院找彭丽媛,没想到连找两次都扑空了。

于是我便给她留了个便条,请她见字后给我回个电话,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音讯。一直到后来我们成了同一个学校的校友,同在总政歌舞团的战友,相互比较熟了,我问她为何当初不回电话,她笑着回答:“一是学校没有公用电话,打一次电话要走到很远的邮局,二是我又不认识你,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从不主动给男生打电话。”

现在回过头一看,她的那点严肃还真是对了。否则,像她这样一个十几岁就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无依无靠的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求学、奋斗的女孩子,没有这点严肃、这点为人的谨慎,能获得这经过多少寒暑的刻苦钻研才有的民族声乐硕士学位吗?能靠实力去摘取一顶顶艺术的桂冠吗?能有她洁身正派的好名声吗?

言归正传,还是说老陈吧。

在老陈的盛情邀请下,彭丽媛那次终于去了南通。我比小彭晚到一天。老陈一见到我就说:“哎呀,小彭可不像别人传说的那样,接触起来一点架子也没有,为人好得很呢。”

后来我问同小彭一道去的卢秀梅,怎么老陈对小彭印象这么好?

卢秀梅说:“小彭觉得老陈为人真挚、正派,她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到了晚上吃夜餐,我果然听见小彭对大家说:“老陈还没来呢,等他来了咱们再吃。”

后来有人给小彭送来了一篮子香蕉,她把一半分给了老陈,并不止一次地对卢秀梅和我说:“像老陈这么大年纪了,腿又不方便,还不肯退休,比起他来我们应该知足了。”

小彭对老陈好,老陈也对小彭好。一次赶上吃河豚,彭丽媛说什么也不敢吃。老陈就说:“我先吃,等我吃了十分钟以后,我没事了你再吃。”

从南通回北京必须要到上海乘飞机,一路上老陈又忙前忙后地为小彭拎行李。在虹桥候机厅,老陈紧握着我们的手,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吩咐着:“我走了哦,你们一路上要当心哦……”

当他消失在人群中的一刹那,我突然发现两颗泪珠从小彭的眼里夺眶而出。

过了不久,老陈又来过一次北京,打过电话给小彭,可是无人接。他便托我无论如何要转告小彭他来北京了。不料阴错阳差地我给忘了。等我想起来,老陈已走了。小彭知道后一直怪我,半晌了,我还看见她望着窗外的天空,喃喃地在说:“唉!说什么也该请老陈吃顿饭啊。”

爱瞪眼睛的刘晓庆

一九八○年初冬,刘晓庆搬到了豁口小七条一号。小七条一号是当时总政歌剧团的宿舍,其中也居住着不少总政歌舞团的演员。那时候我也住在此院里的北楼。

北楼是一幢五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共三层,刘晓庆搬来时就住在三层上的我的隔壁,我们自然也就成了朝夕相见的邻居了。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公用的水房里,她刚从四川拍片回来,带了一大堆北京见不着的蔬菜:新鲜的碗豆尖。她把这稀罕之物分给左右的邻里,还说:“我还得留些给我婆婆,她可爱吃呢。”

于是,我觉得这位刚拍完电影《小花》的大明星,心肠挺善良的。

一天,好友李克威来找我玩。单身汉相聚少不了买几瓶啤酒,几个肉罐头和蛋糕,两人边侃边吃。克威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电影剧本《女贼》的作者,而刘晓庆呢,则是《女贼》中主角黄毛的扮演者。他俩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划拍摄这部影片时见过一面。后来这部影片因故下马了,他俩就再也没相遇过。

当克威听我说起刘晓庆就住在墙那边时,便高兴地说:请她过来如何?

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刘晓庆款款地来了,并毫不做作地坐在桌边自己动手切蛋糕、吃罐头,十分随和。也许与我们当时的年龄有关系,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总喜欢聊些未来的事业、奋斗的理想什么的。

所以,那次我们的聚会也不例外,大家在一起聊电影、聊文学、聊人生。记得我和克威在感慨了奋斗的艰难后说了一句:“咳,想想也真没什么意思。”

没料到刘晓庆把眼睛一瞪,看着我俩极为认真地说:“为什么没意思?我觉得生活越难才越有意思呢!”

第二年春天,我们先后搬出了那筒子楼。那时候我已正式调到总政歌舞团,搬到紫竹院后面的万寿寺了。而刘晓庆忙于拍摄新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分给了她房子,搬到北影去了。

搬出去不久她还曾托北影的导演杨启天捎过一张她新拍影片的审查票给我。到了后来,接触少了,也就慢慢地疏远了。

一晃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才又见面。大年三十现场直播完了后,已是初一清晨。我俩都不想再去吃夜餐,又因为同住在三环路上挺顺道的,电视台便派了辆车送我俩回家。在车上,她突然问我:“哎,小郁,你觉得我今天主持晚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一切都蛮好的,就是你在往回走的时候,一不注意就容易有点驼背。”

我话音还没落,只见晓庆又把眼睛一瞪,极认真地看着我:“你为什么不早提醒我?这样要是被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现了,那该多不好啊!”

苏小明逗冯巩

前些时候,苏小明从法国回京探亲,和她新婚的法国丈夫一道来找我玩。

眨眨眼五年多没再相见,可是小明依然如故,手脚不停嘴不停的,精力充沛极了。

她的那位新婚的丈夫英俊得很,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子,高高的鼻梁,挺挺的下巴,一副运动员似的体魄。

我问那法国新郎,你是怎样看上苏小明的?是不是看上了小明的“对眼”( 小明的眼睛稍稍有点过于‘集中’,不注意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

我的提问一出口,小明就哈哈大笑起来,她的丈夫就赶紧用法语问小明,郁先生说什么了?

小明边笑边用法语翻译给她丈夫听,只见她丈夫也一阵笑后叽里咕噜地又与小明说了一通,然后小明再告诉我:“他说你说得很对,我正是看上了她的这双具有这种中国特点的眼睛:对眼。”

我说:“您别瞎扯,小明这对眼可不能代表中国特点,在中国,她也是‘稀有品种’呢。”

那天我还问过小明:“听说你在法国首都巴黎开了家日杂店?你真的会做生意?”

她说:“咳!甭提啦,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啦。那阵子我们几个留学生合伙盘了家小店卖提包,一人一天轮着卖货。你是知道我这人的,哪里能坐得住?轮到我卖货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一天就好像一年似的。后来学习也比较紧张,我便把课本带到店里,边看书边卖提包。慢慢地我发现,在我看书的时候,总有些中东人在店里转来转去又不买包,等到了晚上一盘点,准会少几个。后来想想,我们几个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就把店又给卖了。”

说着说着,她又拿出了在巴黎音乐学院上课时的录音给我听,还挺像模像样地练着西洋歌剧的咏叹调,全然没有一丝当年的《军港之夜》的痕迹了。

小明为人直爽热情,爱开玩笑在文艺界是出了名的。她最擅长的是冒充总机的服务员要你等长途电话。比如说大家一起到某城市演出,下榻宾馆后,各自到分配的房间住下,要不了多久,苏小明冒充总机值班员的电话保证会随后而来。

我亲眼看见过她坐在宾馆的地毯上,一手握着话筒,捏着嗓子与别人说话,另一只手不时地扳动着床头柜上的那许多壁灯、顶灯、电视、收音的按钮,“噼里啪啦”的,以制造出总机在接线的响声假象。这样一来,对方则完全被她迷惑住了。

据说有一次她在下部队时,冒充总机给住在她隔壁的一位带队的领导打电话,然后假装说:“这是您爱人来的电话,北京线路不好,您能否让我在中间为您转达?”然后又假装拼命地喊:“喂喂,北京,北京,线路不好,请您大声点!”

而这边的领导一听爱人有话要交待,便赶紧说:“你就转达吧。”

只听得小明在电话里:“什么?让他给您带两双新皮鞋回家?要买牛皮的?”

……如此这般,这位领导当然不会再有怀疑,于是那几天总在街上转着,为老婆买皮鞋,最不可思议的是,苏小明自己说完了后却把这事给忘了。

等那领导千里迢迢地将皮鞋带回了北京,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好在这皮鞋还真能穿,不至于浪费。

在小明所有用电话开玩笑的事例中,数她逗冯巩那次最为“精彩”。那是冯巩和刘伟刚调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搭档说相声时,我们一起到南京演出。

那次我们一起住在当时在南京已算是相当不错的丁山饭店。一天中午,郑绪岚笑得捧着肚子对我说,刚才她看见小明给冯巩打电话了,当拨通了仅在隔壁的冯巩电话后,小明便捏着鼻子说:“喂,请问是某某房间吗?我们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呀,我们昨晚看了你们的相声,激动得一夜没睡觉。我们从心里崇拜你们这两位相声新秀呀,现在我们在宾馆大厅,想见见你们可以吗?”

电话里的冯巩一听高兴极了,连声说:“可以可以。”

小明接着说:“那么,先生请问您是长脸还是圆脸?”

( 因为冯巩脸圆刘伟脸长 )冯巩一愣,想了想答道:“我是圆脸。”

小明又装成极惋惜地说:“很不好意思啦,我们想请长脸说话。”

冯巩赶紧叫过来刘伟:“快快快,刘伟,大学生找你。”

当刘伟拿起了话筒,刚刚寒暄了两句,只听得小明又问:“对了,请问先生您是高个还是矮个呀?”( 因为冯巩个高刘伟个矮 )

刘伟答:“我是矮个。”

“很不好意思啦,我们想请的是高个说话……”

就这样翻来覆去的,一直被冯巩识出了破绽,小明方才罢休。

“乖乖女”许晴

好多观众都是从《皇城根儿》的电视剧里认识许晴的,她在那部戏里演的角儿名叫金枝。其实早在此戏之前她就主演过《 边走边唱 》、《狂》几部电影,极有台缘。播《皇城根儿》的时候,只要我得暇,总是要看的,为的是看看我的邻居许晴的表演。斗胆地说一句,我还是看着她长大的呢。

十几年前我们就同住一个大院中。到了六、七年前,我们又搬到同一单元里。那时候许晴还上中学,楼道里进进出出地见了面,她总是文文静静地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了。我知道她无法叫我,叫哥哥乎,我与她母亲是同事;叫叔叔乎,我与她姐夫是朋友。

一直到了近年,她“出名”了,我见了她就说:“哟,大明星回来啦!”

她也打趣地说:“哟,大歌唱家没出去啊。”

这才算有了言语的来往。不过,许晴与我五、六岁的女儿却是话多得很,大老远地就叫:“毛毛!毛毛!”

无奈毛毛见了她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弄得许晴的妈妈在一旁直乐:“毛毛呀,没想到就你这小东西不买你许晴姐姐的账。”

许晴在屏幕上乖巧,在家也孝顺。她妈妈说起她来总是喜形于色的。老人告诉我:“这孩子从小懂事,还没上小学呢,就知道用画画给出访朝鲜的我写‘信’,那信上画一个穿着裙子的小姑娘,一双大眼里流出了两行点点滴滴的泪水,她说小姑娘在想妈妈。”

长大后第一次挣钱,就知道给搞了一辈子舞蹈,并落下腿疾的母亲买回了一双鞋,并从此只要遇上好鞋就给母亲买,她懂得心疼母亲一生的事业都系在腿上。

母亲也爱她。只要她回家了,就能听见我这邻居家里溢出音乐声,欢笑声,煎炸烧炒声。只要她家寂静一片了,也不见她母亲在楼里走动忙碌了,这便是许晴又远行了。她妈妈老提醒我:“小郁,你走的地方多,要是看见了有许晴的报道呢,无论长短,都帮我捎回来,让我读读。”

去年秋天,许晴与新加坡签约去了狮城。春节时放假,她竟不远万里地飞回来,看望她孤独的妈妈。节后我在楼道里又碰见了许晴母亲,老人幽幽地说:“才回来几天,又走啦!”

触景生情,我突然也想起了我的远在千里之遥的老妈妈,我说:“儿女大了,就像是只风筝,可放飞的线头呢,却永远缠绕在母亲的心坎上。”

“拉过我一把”的杨澜

好像是在《正大综艺》上听杨澜讲了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小女孩,五岁时不小心尿床了,她便央求自己的父亲不要将这尿湿了的被子晾到屋外去。父亲想了想,答应了女儿的请求。

从此,长大后的小女孩就一直深爱着和感激着她的父亲。杨澜说,这个小女孩就是她。那晚,我一直被她的这个故事震颤着,因为当时我也有个五岁的小女儿。

于是我对杨澜不再陌生。对她在屏幕上端庄的仪表,修养有素的谈吐不再奇怪。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女。

后来去拍《正大综艺》,第一次与杨澜见面,也就实实落落地打了招呼。正巧作曲家雷蕾要我的电话号码,我便叫住了刚要走过的杨澜,从她的手上拿过了她马上要主持用的稿子,“扑剌”一下撕了半截。雷蕾一惊:“哎呀,你怎么把人家的稿纸撕了?”杨澜笑笑:“没事儿,只要上面的答案他没‘偷’去就行了。”

很多电视观众以为,那《正大综艺》里主持人向特邀嘉宾们提出的问题,答案都是事先告诉了的。其实还真没有。

我当过两回嘉宾,每回还都提心吊胆的,生怕答错了,会在电视观众面前露怯,那回我便央求杨澜“走个后门”,通融给我一个答案。杨澜想了想,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不料被身旁的另一位嘉宾“偷”听了过去。当时她声色不动,等赵忠祥老师刚一提问,她却率先抢答成功。台上的杨澜看见台下沮丧的我,也只能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片刻之后,赵忠祥老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问一个带有容器的削冰刀怎样称呼?我答是容器,别人答是冰刀,赵先生判我错,我不服。杨澜一看机会来了,便问赵老师:“那冰刀下的小圆桶是什么呀?”

赵老师不知有诈:“是容器!”

杨澜马上接着说:“那郁钧剑没错呢!”

于是,引起了观众席里一阵哄堂大笑。赵老师愣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不能翻案!这是先有冰刀后有容器,所以答案必须是冰刀!”

散场时,赵老师一把抓住我:“好哇,你小子和杨澜串通好了的吧!”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与杨澜合作。等月余电视录像播出时,不知为何却把那段默契的合作给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