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征文专栏

(文接上期)

《孔雀舞》首演了,非常成功,轰动了首都的文艺界,那时候,我们团每年都要到清华,北大,以及八大院校,五道口俱乐部去演出,呈献新节目。《孔雀舞》受到了高校师生的欢迎,他们非常喜爱这个舞蹈,学生们边走边谈论“高级,高级,太高级了。”

但是,云南的同志提出了批评:“我们傣族人跳舞,不许把腿翘起来,《孔雀舞》违反了傣族的传统习惯”。《孔雀舞》被冠上了违反民族政策的帽子,简报上报到国务院。幸运的是,那时对艺术作品还比较宽松,《孔雀舞》虽然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未被禁演。

1957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青节”上,《孔雀舞》荣获了金质奖章,并由此风靡全国。各地歌舞团纷纷来京学习《孔雀舞》,招待外国元首的国家晚会必有《孔雀舞》。

金明导演对艺术十分执着,为了探讨舞蹈艺术的发展,1960年在〈舞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路遥知马力〉,阐述了他对舞蹈艺术如何发展的见解,并引用了“只有行动才是强者”这句名言结束了全文。这篇文章给金明导演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歌舞团副团长金明遭到了大会斗、小会批、关牛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五十年后的今天,全国各种有关孔雀题材的舞蹈,腿翘的不是更高吗?艺术需要创新,发展。金明导演在舞蹈艺术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美国,一些中国舞蹈社团今天依然在表演《红绸舞》,《孔雀舞》。可见,经典作品的魅力是无穷的。

我有幸与金明导演合作是在我调入北京歌舞团之后。我团创作的大型乐舞《宗清乐舞:盛世行》是描写清王朝康,乾盛世的作品,其中《南巡》一场总是不尽人意。领导把金明夫妇请来(金明的妻子肖秀清也是知名舞蹈编导)重新编排这一场。我是作曲者,金明导演又是我的老团长,我们一起去故宫,雍和宫,避暑山庄,承德外八庙,西安,敦煌去采风,合作的很愉快。后来《宗清乐舞—盛世行》荣获全国《文华大奖,歌舞奖》。

金明导演不幸于前年在北京去世,仅以此篇文章作为我这学生的缅怀之作吧。

民间管乐大师肖万才

《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的开始就是十分感人的母亲忍痛卖女儿的戏。母亲的扮演者是著名舞蹈家徐杰(中央歌舞团《荷花舞》的领舞白荷花)。女儿的扮演者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最年轻的舞蹈家海燕。他们情真意切地表演仿佛把人们的心抓在他们手上,随着他们的表演,提升,下沉,再提升……..,人们的心碎了。伴随着这催人泪下的表演,远方飘来用双管独奏,百余人乐团协奏的撕人心肺的《江河水》的音乐,深化了剧情。

乐曲《江河水》源于东北辽宁省,述说一个苦命女子在江河边哭诉的情景。现有双管独奏,二胡独奏,舞蹈,无伴奏合唱等艺术形式。

传统民间乐器双管也出自辽宁,顾名思义,是两根木制的管子并排在一起,每支管子的吹口各有一个芦苇制成的哨片,同时口含两个哨片,竖吹,声音高亢、凄厉。原始的声音就反映出世世代代人民的苦难。这是一件几近失传的民间传统乐器。《东方红》中的有识之士将它搬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并且一炮打响,真乃一大善事也。

演奏双管的民间管乐大师肖万才,精通双管、大管、小管、筚篥(朝鲜族管乐器)以及各种唢呐。总政歌舞团将他从辽宁调到京城,服役几十年现虽已退休,仍以八十六岁高龄去各地演出,为总政干休所知名的长者。其子肖世同也是管乐名家,随北京歌舞团出访欧,日,美,足迹踏遍全国,退休后仍在老干部乐团,道教乐团演奏。他的“卡戏”堪称京城一绝(卡戏是把铜制簧片含在口中,与唢呐,管子轮番吹奏,模仿各种戏曲唱腔,维妙维肖,深受中外观众喜爱)。

令人担忧的是:双管,卡戏以及类似的文化遗产,处在后继无人的状况。他们不像京剧,昆曲那样的大剧种,各级首长都重视,充其量也就是小菜一碟,在当今“欧风美雨”的激烈冲刷下……..
我这是“杞人忧天”了。

著名歌唱家胡松华

《东方红》汇聚了众多的歌唱家,舞蹈家,堪称“群英会萃”,先后出场的歌唱家有:王昆,寇家伦,贾世骏,李光羲,徐有文,邓玉华,郭兰英,胡松华,才旦卓玛。第六场担任独舞的舞蹈家有(出场先后为序):莫德格玛(蒙古族),阿依吐拉(维吾尔族),欧米加参(藏族),刀美兰(傣族),崔美善(朝鲜族),金欧(苗族)。

以上每一位精英的艺术生涯皆可成书,我这支拙笔只能简略地介绍一下我所熟悉的胡松华和才旦卓玛。

1963年8月,我们中央歌舞团一行60多人即将赴苏联,东欧四国访问演出,文化部特调胡松华和才旦卓玛加盟。当时胡松华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风华正茂、一表人才,他演唱的歌曲:“森吉德玛”(蒙古族歌曲),“丰收之歌”(维吾尔族歌曲),另加一首被出访国的歌曲。

声乐专业有它的特殊性,比如搞器乐专业的,使用的乐器坏了送去修理,修不好了再换一件新乐器。可声乐演员的乐器就是自己的声带。禁令颇多,辛辣的,太咸的食物不能吃,烟,酒少沾为好,起码演出之前不要沾。(有的演员不吃辣椒嗓子不亮,那是极少数的例子)。

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的“乐器”(声带)多休息。时不时的说话不太对劲,坏了,长“小结”了,医生处方:“禁声一个月”。

胡松华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歌唱家,离莫斯科的首场演出还有十多天胡老师就开始准备了。从北京经二连至莫斯科六天六夜的火车路程,正是由东向西变换时差难受的时候,他忍受着身体的不适,轻声讲话,保证睡眠,更不能感冒,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俄文歌词,精心处理每一首乐句、揣摩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在随团医生邢舒大夫的关照下他度过了难关。

演出即将开始,胡老师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地走上舞台。几首歌唱下来,全场观众热烈持久的掌声、欢呼声,一而再,再而三地谢幕,就是对他精彩演出的回报。

演出结束后的酒会是全体演员最兴奋的时刻,胡老师也和大家同样地沉浸在这幸福的时光中。在应酬完苏联领导人的礼节后,他又要提早退席准备明天的演出了。

胡老师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之一,他演唱的感情非常真挚,投入。在基辅市演唱乌克兰民歌《彼得留拉》时,宽松,优美的歌声,真挚的感情投入,准确的俄文发音,吸引了全场观众,许多人默默地流淌着热泪……歌声远去了,消失了。如长梦初醒,观众起立,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人问他:“你唱的《森吉德玛》蒙古味怎么那么足?”

他感慨地回答:“哥们儿,我是六下内蒙,三进西藏啊。”

才旦卓玛插话说:“胡松华在我们拉萨还唱藏戏哪!”

丰富的阅历是他驰聘歌坛的资本,卓绝的才华、艰辛的努力,使他踏上成功之路。《赞歌》(胡松华作词,编曲),是《东方红》第六场天安门广场上狂欢过后的第一首歌,歌词,曲,演唱均十分精彩,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一抬手、一投足都经过反复推敲。从声音到动作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述。从而达到至臻至美的境界。回想起他演唱过的电影〈阿诗玛〉的插曲,歌剧《阿依古丽》的男主角------每一首都渗透着他的心血,每一部都是他卓越才华的体现。

赴苏联访问演出归来前夕,胡老师送给全团六十余人每人一幅不同的字画,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诗作、绘画、书法均是一流的。“艺不压身”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赴苏联演出途中,我团艺术指导,著名音乐家李凌力排众议,指定我当晚演出笛子独奏。 我紧张地准备了一天,上台前一刻腿哆嗦了、嗓子发干了。 想到李凌恩师白天掷地有声的决定:“我不搞论资排辈,我要的是演出效果”,我镇定下来,刚演奏完第一首乐曲《姑苏行》,哈尔科夫市的里哈乔夫汽车工厂的工人们沸腾了,掌声,欢呼声让我不知所措。第二首《喜相逢》结束下台,全身真的发抖了。

吃完夜宵,胡老师祝贺我的成功,并指出我的“台风”需好好整理。

“怎么办呢?”

“我教你”,说着他就当场比画起来。“你的台步不行,要大气、有信心,记住,你不是毛头小伙子,你是中国音乐家,步子不要太快、要稳,谢幕时别慌,慢慢地行礼,向左,再向右,要帅气,让他们多鼓会掌”。四十三年来,经历了无数的舞台,面对了无数的观众,从演奏员改当指挥,我依然牢记胡老师的教诲。

胡老师后来由中央民族歌舞团调至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事业仍如日中天。近几年,胡松华和他的妻子、著名舞蹈家张曼如一起拍摄了电视片《长歌万里行》,踏遍清山绿水,重访他终生难忘的热土:各少数民族地区。现已七十六岁高龄的他和妻子在珠海市共同创办了一所艺术学校,为培养新一代歌唱家,舞蹈家,辛勤地耕耘着。

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

《东方红》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各民族联欢的场面热烈,感人。当阿依吐拉(维吾尔族)结束了热情奔放的《手鼓舞》与才旦卓玛(藏族)互相施以各自民族的礼节时,嘹亮的笛子声自远方飘来,才旦卓玛那金子般的歌声传遍了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

1963年8月才旦卓玛调到我团共同出国演出时才24岁,她的性格直爽,开朗,笑声不断,大家亲切地叫她“才旦”。

那时候出国演出的各项规定是很严格的,如各专业队一大组,男女二人或三人组成互助组,做轿车时男演员靠窗,下车、进出饭店要为女演员开门、关门、拿大衣…..

我和才旦是两人的互助组,她的汉话不错,人也很坦诚,我们一起交谈时也谈到她的农奴出身,与她的丈夫(藏族)相识、相爱…..

我们相处的很愉快。只是每天上午都要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各种博物馆、集体农庄等, 一般的不准请假,实在太累了。那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我们的八评、九评苏共的文章正在发表。外出时她身穿藏族服装十分引人注目,一大群记者立刻围上来,翻译刚巧不在身边,幸亏大使馆二秘康先生及时解围,我乐的躲到一边休息去了。

1963年才旦卓玛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对她这样的民族歌手,既要教会她科学发声,又不能死搬西洋那一套,教不好会把一位歌手纯真的声音毁掉。她的老师真正是一位行家里手。我们听才旦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电影《农奴》插曲、《东方红》中的演唱,她那绝无仅有的歌声的魅力是难以用恰当的词汇来形容的。我想起了1957年在北京上演的苏联影片《心儿在歌唱》,用这片名来形容才旦卓玛的歌声再恰当不过了。才旦卓玛的演唱也是晚会的高潮之一,除了藏族歌曲《年轻的朋友》、《阿玛勒火》之外,她唱的波兰民歌《小杜鹃》别具一格,深受波兰观众的喜爱。

在生活中她也有鲜为人知的苦处,有一天她对我说;“今天上午我不去参观了,我请了假,我要休息”。

“你的脸色很不好,找邢大夫看看吧。”我说。

“看了也不行,我在这里、在北京、在上海都不习惯,心里憋闷,回西藏就好了。”

原来,我们内地人到西藏会有高原反应,藏族人到内地来也不习惯。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才旦回西藏去了,每逢全国政协会议或有重要演出才来北京。来北京时到我家作客,后来逐渐失去了联系,只有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她的消息。

今年春节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才旦卓玛、胡松华等四位老歌唱家又登台演唱了,她那发自内心的歌声,唤起了我四十多年前的回忆,心中涌现出无限感慨之情。

虎头蛇尾的《东方红》大歌舞

随着排练,演出,录唱片,电影分镜头的逐步完成,一些单位在逐步撤回人员了。1965年10月1日,现场拍摄了《东方红》全剧,包括合唱团、乐团等大场面的镜头,观众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全场齐唱《国际歌》的场面。

电影拍完了,大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几天以后,传来小道消息,文化部颜金生副部长要带领“文化部文化工作队”去广东花县,工作队员都是文化部各艺术研究机构的精英。我们中央歌舞团将组成四十余人的演出分队随工作队出发。(广东花县当时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卫生村试点)。大家议论纷纷:“大歌舞还没结束那,不是待命吗?”

“早结束了,部队文工团全撤了。”

“还没总结哪,怎么也得‘撮’一顿”。

“别想美事了,昨晚看的电影《东方红》就是慰劳咱们的。”………

伴随着七嘴八舌的议论,团里临时组成的四个分队各自奔赴农村了。我们这个演出分队随颜金生副部长率领的“文化部文化工作队”去了广东花县,开始了近一年的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思想改造。除了白天犁田,育秧,插秧、施肥、管水、收割、脱粒、晒谷、上山砍柴等劳动,晚上要到各公社、大队演出,汇报我们接受改造的成果,直到第二年6月份,被召回北京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后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员多,场面大,范围广,时间长,我这支拙笔只能从自己这个小小的侧面来追忆,挂一漏万,望当年的领导、合作伙伴,观众们补充,修正。)

(全文完)

四十三年前之事如今想起历历在目

n 明尼苏达州   张鹰

我参加过东方红史诗演出
 

东方红史诗简介

《东方红》(大型歌舞史诗)是中国第一部歌舞史诗巨片!为国庆15周年献礼、由周总理担任总导演、3500名艺术家集体创作出的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经典!总导演为周恩来。创作历时从1964年7月起至10月1日。全部史诗由三十多只革命歌曲和二十多个舞蹈组成,其中包括五个大合唱、七个表演唱,还穿插了十八段朗诵。许多诗人、作曲家和舞蹈家参加了创作;首都和部队能主外地七十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舞台美术人员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员等业余演员们共三千多人参加了演出。《东方红》1964年10月2日晚上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首次隆重上演。当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大合唱声中结束时,上万名中外观众全体起立,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