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原名“曾正昌”,自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帮他副主任等职。他参与过许多党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是当年公认的秀才。然而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为官之人,自称是“京兆书生”。

就是这样一个书生,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老百姓的利益讲真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的母亲董边,是和父亲一道从延安火热斗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1948年, 在邓颖超大姐的引导下,她走上妇女工作岗位,一直在妇女战线奋斗了50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母亲也去世10年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却越来越广地被传扬,他们的品行、神采、精神、风貌化作不朽的人格魅力,每每令我们感动和欣慰。
今天,我们姐妹追溯一段苦难岁月中同父亲和母亲共同度过的难忘岁往事,也许记忆会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往事如烟,有些事经岁月的磨洗,便淡漠如烟;往事如昨,有些事却经历愈久,愈加清晰,而且每当追溯,便让人心潮难平。

难以承受的打击突然降临妈妈一下落入万丈深渊

她欲语凝咽······

1966年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一天。我的父亲田家英,“文化大革命”的最早殉难者,在那一天含冤离世,此距标志“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发出,不过一周。

5月23日,下午3时,妈妈还在妇联机关里。上午,她在党组会上刚刚做完检查,缘起是《中国妇女》杂志,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的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此刻,她并未因自己暂时交了帐,内心稍得安宁,却更惦记着我的父亲。

22日,中央三人小组来打我家,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

在随后清理文件的过程中,父亲一直闷闷的,什么话也没说。

23日早晨,父亲问妈妈:“中午回不回来?”

妈妈想着要做检查的事,就答道:“不回来了。”

她见父亲靠在床上,似乎一夜未睡,安慰了他几句,可父亲依旧未说什么。

现在他会怎样了呢?一向颇有主见的妈妈,此刻心里却仿佛没有着落的。

妈妈正想着,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妈妈的心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在西楼会客厅,安子文、汪东兴在座。组织上对妈妈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这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使妈妈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妈妈只觉得天旋地转,欲语凝咽。

安子文一定要妈妈去看一下父亲的尸体,并且还一直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的路,妈妈不知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她的丈夫田家英“畏罪自杀”的事实。

永福堂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父亲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妈妈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妈妈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妈妈看到了父亲那张蕴涵着无尽痛楚和悲愤的面孔。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妈妈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的行装还要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没有带走一分,匆匆的离开中南海的寓所

临出门前,她看到父亲的手表端放在办公桌正中,显然是父亲有意放下的,妈妈只拿了这一件父亲的东西。在此后的整个“文革”期间,始终陪伴着她的,就是父亲这唯一的遗物。

妈妈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办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陆续放学的姐姐和我,已被守候在中南海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住送往那里。

当时我们还都在初中读书,即便是在今天的初中生眼里,那时的我们也太懵懵懂懂,不谙世事了,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对突然离开温馨的家、那有着读不完的图书的家感到不解,向妈妈睁大了询问的眼睛。

那天的晚饭,我们是在丰盛胡同口的饺子馆里吃的。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我对面的妈妈,筷子挟着饺子,几次举到嘴边又放下,半天也没吃下一个。

妈妈眼圈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落下来。那时我太幼稚,真的什么也不懂,但妈妈那强忍痛苦的眼睛,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直到“文革”结束后,妈妈才详细地同我谈起那个难忘而恸心的不眠长夜:

让人难忘的那一天,事情发生之后,晚上,照顾我们入睡后,已是夜深人静,可妈妈的心却波澜翻滚,反反复复穷诘的,就是父亲为什么要自杀?在此之前,迹象是什么?

记得5月22日是星期天,下午3时,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的寓所,十分突然地向父亲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宣布完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戚本禹留下督促交文件,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父亲清点文件,包括父亲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父亲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其中有一件胡乔木在延安纪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建国初父亲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让妈妈抄的。

父亲特别拿起这份文稿问妈妈:“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会连累你。”

妈妈说:“交。我不怕!”

父亲这才把它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文件清点到午夜12点,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妈妈没有听清说了些什么,只听到父亲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父亲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戚本禹50年代初到中办秘书室工作,是父亲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普通干部。他个人表现欲强,不安心本职,曾屡受父亲批评。1963年,戚本禹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使他崭露头角,不久,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社。

在以后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戚本禹投江青所好,步步青云。

此时,戚本禹的电话是故意打来的,他仰仗江青之势施威风,使父亲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侮辱。而这些情况,妈妈当时并不了解。

妈妈见父亲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

父亲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妈妈,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母亲是了解父亲的,她后来如此回忆:

家英把江青、陈伯达视为恶人,不是近期的事。他历来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至于陈伯达,家英与他共事长达25年,对他贪人之功,诿过于人、心地偏狭的品行深为了解,长期斗争。有次我跟他半开玩笑地问:“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

谁料家英毫不迟疑的回答道:“当然是阶级斗争!他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不斗行么?”

想到此妈妈有些难以推理下去了,他了解父亲对江青、陈伯达的一贯看法,对他们也从来不畏惧,可为什么今天突然采取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妈妈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追溯道:

“那晚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我真悔呀!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悔不该再去上班。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可孩子们还小,她们爱爸爸,怎么向她们解释呢?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

因父亲的牵连妈妈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斗的“走资派”

由于父亲是“文革”初期最早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就受到株连,这在那个时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她是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历来按党的宗旨和规则严格律己的妈妈,太相信问心无愧了,以至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时,她居然端着水杯、拿着检查提纲坐到讲台上发言。可没讲三分钟,台下有人大喊:“她还以为是书记作报告呢?把她揪下来!”

妈妈立即被推搡到台下,被迫低头站着,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来,不容她分辨。当有人提出“董边和反革命丈夫一起开黑点,把持妇女杂志,贩卖封资修黑货”的观点时一位资格很老的女干部高声说:“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

她的话立刻引起群情激愤,冲上来的人又把妈妈从台角拉到中央,喝令他交待更多的“罪行”。妈妈的心在抽搐,父亲去世前说的“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在脑际一闪而过。

妈妈是个自信心和个性很强的女性。她从小反对男尊女卑,她那向上的人生,完全是靠自我勤奋努力铺垫的。建国前夕,当组织上要她去党校学习时,她毅然选择了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做妇女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

她主持《中国妇女》杂志工作后,发行量由初创时的5万份,扩展到90万份,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妈妈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深得父亲敬重。

50年代,毛泽东和田家英关系融洽,无话不谈。一次无意间问到我妈妈从事什么工作,得知是编刊物的,毛泽东笑着说:“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

由于父亲在特殊的工作岗位,妈妈律己更为严格。搬入中南海后,我们家和杨尚昆、胡乔木等寓所相邻。他们是父亲的领导和挚友,他们的夫人李伯钊、谷羽,也是妈妈在延安时的领导或女大同学,关系很熟,但她没事从不去串门。她反对夫显妻荣,看不起靠丈夫提携的人。

可现在黑白完全被颠倒了,仅仅因为丈夫的“问题”,自己就被推入任意诬陷的泥淖。她此时的才对运动可能升级有所预感,更大的打击和迫害还在后面。

这一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词,《人民日报》头版发的消息,点了妈妈的名:“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罢了她的官,夺回了这个宣传阵地。”

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会上挨批,严酷无情的打击,使她因精神过分紧张,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回忆我父母在那特殊年代的艰难生活

n中国北京 曾自

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上)

             本文作者曾自及其父亲田家英简介
                                本文曾自,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其父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田家英1922出生,1966年自杀身

                     亡,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

                    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

                    历史组组员。田家英和明代状元、大学者杨升庵、著名抗日将领王铭章并为新都人民的三大骄傲人物。1948

                    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

                    《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