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一九五八年过去已经50年了,在我人生的记忆中,始终难以忘怀。

五八年秋,我考入乐山一中高中部就读。我们初中班全班同学30余人,进入高中和中专学习的不到10人,能够在郭沫若先生就读的过的学校学习,也算是荣幸了。

刚初中毕业的农村娃娃,除了读书学习,对其他的事情其实是很懵懂的,直到有一天,从家里返校途经乐山电影院门口,看到乐山师范校的宣传车架着高音喇叭在大街上高唱,“春雷一声震天响,骑上快马飞向前,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赶上英国用不了十五年......才突然觉得这世界变了,变得好象到处都在动一样。似乎这才发现到处都是“高举三面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夺高产、大放卫星”类的标语口号。

返校第二天下午,学校就召开了动员会,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全校师生积极投入大跃进运动行列。学校作息时间和课程作了调整,暂时取消星期天、每周参加劳动两天、每天下午开展放卫星及创造发明活动、晚自习後还加一节课让大家进行诗歌文学创作,歌颂大跃进。这时候,电灯是不能用的了,要确保钢铁冶炼用电。

在煤油灯下,我们冥思苦想,搜索枯肠,寻找歌颂的题目和创作的灵感,以完成每天至少两首诗的战斗任务要求。记得我曾根据在家看到社员摸黑干活的情景,凑出的四句“夜来灯火撒田园,疑是众星访人间,天亮好奇跑去看,又插油菜一大片。”

此诗歌居然还上了学校的板报。那时候的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写,哪有那么多可写的?後来连“小小油灯不简单,照着我们干得欢......”都写来充数了。

一天下午,记得我们正在开“反对右倾保守、积极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为1070计划胜利完成作贡献”的动员会,母亲见我月底没有回家,就给我送伙食费来了。

她告诉我,我们家乡已经转成人民公社公有制了,农民也是象工人一样发工资了。母亲是半劳力,每月发12元,父亲算是一个全劳力发20元,以后我的伙食费不愁了。要知道,当时的小学教师一般每月也才挣二十多元,这多么诱人和激动人心啊!

可惜的是,工资也就发了一个月,就再也发不出来了。

动员会的第二天,全校停课,汇入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我们先是开赴沙湾(郭沫若老先生的家乡)炼钢战场,记得当时我们是住在一个粮库里。我们参加过炼焦,运过铁矿石,进二峨深山背过杠炭,在大渡河边抬过木头……

返校以後,除上午上课外,下午和晚上还要参加大炼钢铁的辅助工作,还要继续放卫星活动。
我拉过风箱。那时学校没有鼓风机,炼焦时需人工鼓风。大风箱四人拉,拉不动了就由别人替换。每人当班2小时,下来後可以到食堂加餐吃一顿红苕,可以不算定量内。我还作过铁匠炉上的掌钳手,其任务是把收来的锅、铲等等各种铁制刀具、铁钉、铁丝等放到炉里烧红,趁红锤打去锈,以便煨钢。
高三年级同学和老师一起在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将几十里外运来的铁矿石和学校自己烧的焦炭下到炉里炼起了铁,硬要证明鸡毛能飞上天,用实际行动回击“秋後算帐派”的右倾言论。

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开了几次炉都没有铁水流出来,最后好不容易在炉渣里找到一块半斤重的铁铊,便说是“出铁了”,敲锣打鼓地向党支部报喜,学校又向县里报了喜,算是完成了一项历史任务。 我们班放卫星项目列了好几个,记得有造电动机、打谷机、小麦高产试验田......

在造电机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除了在物理试验中看过模型外,真实电动机还从没见过内部构造。
我们小组到电机修理站看了一回,回来後就提出要用铁片代替矽钢片造出电机的想法。班主任老师为了鼓励大家敢想敢干的精神,还带领我们参观通江公社一个发电站,那里的水轮机是用木头做的。
尽管如此,这个项目就在我们剪了几张铁皮圈圈後就无声息了。

小麦试验田在生物老师带领下掘地三尺,把下面的生土翻上来,灌满大粪(人类大小便混合物,在当时是最好的肥料),作为密植肥源,倒了几十斤小麦种子下去,硬要它放出卫星来。我是农村出来的,见过肥多了沤烂秧苗、秧苗太密沤黄的现象,就问老师“这行吗”?
生物老师出身不好,明知不可行也要行之,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即使以後颗粒无收,(後来的结果确实如此),他也不会有多大错。如果他不积极响应号召,高唱夺高产、放卫星,恐怕右倾帽子就躲不掉了。

当然,这是後话。

当时他默然了一会,说:“按照钱学森的计算,太阳射到地面上的阳光,如果大部份都进行了光合作用,亩产几万斤都是可能的。”

总之,即使能放出卫星,那也是明年开春的事,解决不了目前的需要。於是班主任就指望打谷机放卫星了。

最後,我们在圆木棍上插上一些粗铁丝,算是打谷机的主件完成了。其他班的卫星差不多都放出来了,眼看我们就要沦为下游,只好用它报喜了。 我们全班同学抬着这个木棍,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地向党支部报喜。

学校党支部书记是个文人,看了一眼我们的卫星,也还通情达理,说了一番鼓励的话。重在参与嘛!

公社化以後,办起了公共食堂,一般叫“伙食团”,说是自愿,实际上是必须加入。干部们把各家各户的锅瓢铲钳都收了起来,支援国家大炼钢铁,或者干脆就把社员的锅砸烂断绝自家开火的念头。全队在食堂一起吃一样的菜,说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萌芽”。

记得当年有篇报导叫做《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记述的就是大食堂初办时的盛况。

初时,公社尚有较多物资支撑,全队人在一起吃得热热闹闹,隔三差五还能打牙祭(吃肉),按当时一般农户的标准,算是不错的。

伙食团成天都有饭菜供应,就跟馆了一样,随到随吃,敞开肚子吃,还不收钱。

为了吃集体食堂,住家也要相对集中起来。我们家乡生产队把坝头十多户人拆迁到坝中住家多的地方,各家腾出一些房屋供其居住。我们家虽然人多,也被指定让出两间,供迁下来的一个三口之家居住。较之被拆毁了房屋的他们,我们算是较为幸运的。虽然这样,不少家庭吃饭仍要走不少路程。那些丘陵山区就更不消说了,吃饭干活都要走好远,甚至要翻山越岭。

公共食堂除了毛泽东在推荐时列举出的节约人力物力、节省燃料等优点外,对生产队干部还有更实惠的好处。开社员会、分工派工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四处喊叫了,吃饭的时候全队老少一个不差都会自动按时到齐,在食堂一讲,大家就都知道了。而对於那些不服从干部或者违反规定要求实有缺点错误者,或者令干部们不满意者,干部们又拥有了一个比其他方法更为有效的惩治手段,那就是控制其吃饭。

後来,当饥荒降临的时候,不少干部还意外地发现公共食堂是他们防饥的盾牌,以致後来发生那么多多吃多占的事情。

公共食堂一天要做几百人的饭菜,不可能象单家独户做饭可以利用禾柴杂草、枝丫落叶,又没有煤炭可烧(工业都不够用),那就只有利用最为现成而又不用花钱的树。反正已经公社化了,树木都是公社的,管他什么树,大家都不会心痛。

我们家所在村子,是岷江河中的一个岛子,周围环水,河边种满树木、竹林,用来保护河岸,减轻河水的冲刷,其枝丫落叶也是农家的燃料。由於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需要,树木被砍伐殆尽,後来岷江沿河土地被洪水卷去不少,亦加重了两岸人民的困难,这恐怕也是倡导公共食堂的人始料不及的。

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都上山炼钢去了,留下老弱病幼在家,该收的不能及时收起来,该种的迟迟种不下去,我问一个和我干线很熟悉的队长:“这样不会有问题吗?”他说:“上面说了,粮食连续大丰收,仓库里有的是,就是十年不种地都有吃的,大家放心上山。上面说了:现在大炼钢铁是超英赶美、快步跨入共产主义的头等大事,一切都要给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不然就要犯大错误。”

这也难怪,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大队视察时还担心粮食生产多了仓库装不下咋办的问题。
五九年是持续跃进的第二年。头年没有放出高产卫星的干部已经醒悟过来,找到高产卫星的”窍门“了。

学校组织我们到附近的通江公社参观小麦高产卫星田。我们看到,这个田里的小麦杆挤得密不透风,在上面坐个小孩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发现,这些麦杆脚上都带着方泥块,块间界线分明,显然是刚移来不久。我问一个社员这是怎么回事?她悄悄告诉我:“我们苦战了好几夜才从那边移过来呢!”

还有不出十天就要收割的小麦,花这么多劳力铲移过来,弄不好还要沤烂好多,这样放卫星,现在的人们看是不是有点活见鬼?可那个时候是政治的需要。假如这些麦田是社员自家的,恐怕打死他都不会这么干。

我的一个亲戚给我讲了一个他参加抬猪的故事。他们公社为了向上级考察学习团彰显副业发展的成绩,弄了一头几百斤重的大肥猪,选了十多个年青小伙专门抬这头猪在一个大队养猪场向学习团展观後,迅速翻山越岭赶到学习团到达前把猪送到下一个预定猪场。

就这样,这个所谓”考察学习团“就这条就看了同样一头猪四、五遍。不知他们是眼花,还是根本就没有很好看,还是有其他问题,总之,众人沿途都是称赞。参观结束後,这些抬猪的小伙子们被公社干部们表扬了一通,不但记了双工分,还在食堂喝酒打牙祭,狠狠地撮了一顿。

如果说组织现场展示需要费点事的话,那么放数字卫星就省事多了。层层加码、层层虚增高报成了累见不惊的心情。後来,人们都当成了数字游戏,你高,我比你更高。谁胆子大、谁唱得高,谁就会得到上级表扬,保守务实的干部免不了受批评。到了按产征粮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可就大难临头了。

饥荒,还在高唱“连续三年大丰收”的时候,就开始显露狰狞了。我们学生的定量(每月)从32斤减到29斤,肉也难得吃上一次了。学校的领导是这样给我们解释的:“丰收了,我们要储备防灾,以丰补欠;我们支援世界革命。”“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这是革命领袖的教导,其言下之意,在他统治下的我们,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有时想,既然我们这么好,为什么不见外国老百姓投奔我们的报导?倒是在街头张贴的布告中,常常看到有人“投敌叛国”。

当时所讲的主要是指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粮食是非洲国家的主要支援物资。

後来才知道,四川增加了100多亿斤的外调粮。当时四川省(包括重庆市部分)农村产粮区人口可能也就五、六千万吧,100多亿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掏空他们的所有粮仓、粮袋。

或许当时的四川省负责人李井泉也知道,所谓“千斤地”、“万斤田”都是迎合上意吹出来的,但他们在顾全大局的压力下还是答应下来,在全省推行强征强购,把四川人民推向灾难。追加的征购指标下到县,县再下到公社。县里、社里为了完成任务,把社队干部集中到公社“上楼”办学习班,要“下楼”回家就得完成征购指标。这些大队、小队干部,有多少能为本队社员的肚子去牺牲自我的?於是回队以後就把社员口粮、甚至於种子都上交抵征购了。试想这些粮食如果存於农民自己家中,恐怕就是抢,也不一定能办到。

通过公共食堂把农民口粮都控制起来,这或许就是领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管理模式吧。“政策制订以後,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人们又一次体验到这句名言的权威性。所以当安徽省书记张凯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时候,毛泽东是何等震怒:“我怀疑此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下场可想而知了。

我们家所在的生产大队全部是旱地,不产水稻,而且因为人多地少,政府核定粮食生产自给自足,公粮都折算成钱交,国家不征也不供。为了解决这些旱地区农民也能吃上一些大米,政府搞了一个调剂办法,即让大家先把粮食(小麦、苞谷)交上去,顶替水田区的征购粮指标,待水稻成熟征购下来,从中拨出相应数量返销给这些旱地区农民,叫返还粮(大米)。

五九年麦收後,政府即悉数征购,人们还梦想今年有更多的返还大米呢。可是不久发现,粮食象突然蒸发了一样,生产队的粮仓空了,乡镇的国家粮库也空了。父老乡亲也被拽进了大饥荒的队伍。
公社化运动的一个最深远的结果,就是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使用和价值取向完全成了政府和干部的事情,土改时颁发土地证书成了文物。

而且,政府还可以通过公社毫无障碍地调动和劳务性地使用农民的劳动和资源。通过公共食堂这种形式又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储粮於民”这种说法,而把农民生产的全部粮食归集体(仓库),完全由於干部掌控实际也就由政府掌握,农民自家存储粮食成了如果说不是非法,至少也是非正当的,这就造成後来面临饥馑时农民们只能眼巴巴望着伙食团的瓢瓢活命,而不能自救。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当时的中国已经走火入魔得不可理喻

我难忘的大炼钢铁和挨饿的年代

加州    李培清

 

        本文作者李培清简介

        四川乐山人。196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数学专业,同年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

先后在该厂半工半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子弟中学、“七、二一”大学和电视大学从事

数学教学及学校管理工作,副教授。200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