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六零年是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我当时在学校,受影响要轻得多。

当时我的定量一度减到19斤(大约两月後又恢复到29斤),菜蔬也少了,难得见到油星,更不要说肉了,半年都难得一次。同学和老师中得浮肿病的人多起来。

吃过饭,大家立马上床躺着,难得有人还会饭後百步走。英语老师劝导我们:“还是活动一下好,你们躺在床上不动,全身血液都集中到胃里消化,不是更快吗。”

我们的学校上午上四节课,最难熬的是第四节课,肚子咕咕叫、眼睛饿得发花,老师讲的什么都听不清了,只盼快点打下课铃。要是第四节课是自习,那就早早拿上碗筷,只等下课铃声一响便冲进食堂,按照事先的分工安排,排队端饭端菜舀汤。

舀汤是个人行为,去得早拿到汤瓢就掌握了在菜汤中捞几片菜叶的优先权。汤瓢往桶底一伸,向上一拨一撩,可以多捞得一些菜叶,这一顿就比别人“巴实了”(四川方言,意得实惠的意思)。

以前上体育课,老师一般要领着大家跑一阵,先做做预备活动,然后再进入正题开展器械或者垫上教学活动。现在就简化多了,懒洋洋地伸几下手、动几下脚或者打两式太极就算完成,丢几个球在地上就让大家分组活动,直至下课前几分钟吹口哨叫大家把球交回去。实际上,球在脚旁都难得有人踢一下。多数人在分组活动後就回宿舍躺在床上“打精神牙祭”去了。

真的是全身没劲啊!下午三、四节文体活动时间,更是大家受饥饿熬煎的时候。这时候的大家就各显手段了,有的拿出家里带来的小吃吃几口,有的喝几口酱油水或者盐巴水聊以解饥,有的甚至还买些润喉片,饥饿难耐时含上两片安慰肚皮...…

我们班上有两家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受不了学校半饥半饱的日子,也在这时缀学回家了。

学校为了让大家过得好一些,也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火米饭”:先把谷子蒸一下,让米在壳内膨胀半熟,又再晒干,再进打米机脱壳,这样得到的米粒完整,没有糠麸。

“火米饭”又松又脆,看起来是显得多一些。可能是过程中的损失多於表象的膨胀罢,吃了几天也就停了。

由於分饭常常引起矛盾,在同学们的要求下,食堂蒸起了“碗碗饭”。同学个人自备一个蒸饭器具,铝盒、盅盅、小盆盆一类的容器。由於搪瓷一类紧俏,大家用得最多的是用红土烧制而成未上釉的所谓“土耳其钵钵”。

炊事员把米分装到各个容器中(理论上分量都一样),吃饭时各端各的,省却了分饭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故,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盆盆饭”分配法,一桌一盆饭,还是自己分去。同学们为了减少相互间的猜疑和纠纷,想了不少分法,其中比较普遍而简便的方法是:推定一人(此人一般是分割水平较高的),用竹片或竹筷把盆饭分成八瓣後,一人转身背对饭桌,同桌另一人将竹片随意地插到一份饭上。然后叫背转身去的那个人用手比个数,例如5,那么从插有竹片的那份数起,第5份便是他的了,其余的也就按在桌上挨他的顺序定下来了。

这样一来,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分得哪一份,所以分饭的人总是尽可能分得平均一些,而其他的人也认运气而心安理得。不少桌甚至把此法运用到分菜、分红苕上。日子虽然过得苦,大家因此也还和睦。

我们班有个出身富农家庭的同学,在日记中发泄了对学校取消碗碗饭分配法导致他吃不饱的不满,不知哪个看到了报告给了学校,其结果是在全校进行“背靠背”的批判,开除回家。班上就此专门开了班会,进行小组讨论。

在小组会上是每个人都要发言,表明态度和立场的。发言内容不外乎是谴责他经不起考验、留恋剥削阶级家庭解放前的生活。语文老师还以此事为题布置我们写作文。我在作文中用了个排比句“没有了满桌的鸡鸭鱼肉,没有了天天的山珍海鲜......”,居然还被老师选作本次作文讲评的范例。

我们学校不远处有一家王浩儿饭店,有时卖的叶子菜,可以出售给不在该店吃饭的人(吃饭要粮票)。我们晚饭後,如果有钱,常大家会去花两角钱买份老白菜叶充实胃肠。那时候,几个月见不到油荤,肚子里没油水,人失去了饱的感觉,肚子就是胀圆了,也不觉得饱。

六二年开卖高级(高价)肉,西南民族学院有两个干训班的学员买了一只羊,十多斤的羊肉,两人竟然一顿吃完。只是尔後胃受不了,在四川医学院挨了一刀,才挽回性命。

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在最严峻的时候,城市学生和居民的基本定量还是维持住了的,哪怕是今天只能买明天的口粮。最苦的还是农村,学校为了减少农村现况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出於对学生的爱护,平时严格控制学生离校。

有个星期六,为了回家拿伙食费,经班主任老师签字同意我於下午二节课后离校回家。回家的路程不到20里,我在途中竟碰到两具倒毙路旁的尸体。沿着岷江河岸,不见了往日川流不息的船只和高昂激越的川江号子,偶尔见到一、两只,似乎也是无精打采,他们在寒风中喊出的号子格外悲凉。沿途的岸边村庄没有了犬吠、炊烟,失却了往日的生气。

六零年春节寒假回家我与家人共渡了十多天农村伙食团的日子。家里人在伙食团吃的是青菜汤,搅拌一些苞谷粉而成的糊糊清可照人,一人两瓢。当时感觉肚子是塞满了的,但一会儿肚子就扁了。
我的家里人由於长期这样进食,面带菜色,肛门失禁,人们往往大小便同泄。

我和家人“同甘”了几天後,肛门亦出现失控现象。母亲和七弟都得了水肿病,从河边到家不过半里路,七弟走一趟要歇两次。那些青壮年社员大跃进中战天斗地的豪气现在荡然无存,挑半担粪水尚且战战兢兢、虚汗泉涌、上气不及下气。

那时候,我的八弟年纪还不到三岁,晚上饿得睡不着,整夜哭叫“要吃饭呗!要吃饭呗!”
叫得人揪心。

一次,母亲带着八弟到乐山看病,顺便到学校看我。学校守门的女人不让家长进门,母亲在门外一家茶铺候着。当时正是吃午饭时候,学校规定学生吃饭不能出食堂,更不能出校门。我把饭盅藏在衣服下,趁守门的女人不注意溜出校门。

八弟见到久违的米饭,足显动物在饥饿下的本能,竟不让母亲吃一口。

我(後来的)老岳父的母亲,在解放前,按当时的说法那可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那年月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对队干部说:“土改分的田我不要了,请你们把我自家的田还给我自己种,要得不?”干部们念她是老贫农,年纪又大,不与她计较,只说:“你老讲黄话哟。”(意思是说她“不懂政策”。)

那时候,当炊事员是很受人羡慕的职业,有顺口溜云:“......饿不着的炊事员,称三两,扣五钱!”人们甚至羡慕起我们当地渡家场劳改农场内的犯人,说他们每月有定量(供应),有时还能吃上肉,比无定量可吃的农村社员强。

春节後,队里食堂连菜糊糊也开不出来了。黄队长把全队人召到伙食团开会,因假期未满,我也参加了这次会,又受了一次教育。记得队长讲的大意是:现在伙食团没粮开伙了,粮食哪里去了呢?上头说了,这是有人把粮食弄回家了。大家要明白,大河没水小河干,锅里有了碗里才有,大家把粮食交出来,伙食团不就有了,就可以开伙了。一人吃饱不算饱,要大家吃饱才算饱嘛。

自办公共食堂後,生产队就没有分粮这个事,社员家里有无粮队长比谁都清楚,我想他可能是做给上面看的罢,也许是上面转移矛盾的策略罢。

会後,上面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搜,我们家是被翻了个遍。结果早已是预料之中的,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什么规矩、礼仪都有,就是没有立过关於抄家的法。其实有法也没有用,领导、官员一句话,什么抄家、搜身、捆人、斗人都不犯法,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没有不合法的,事实上也无法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离开了家,当时一门心思就是发奋读书、考上大学,心里觉得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让自己跳出父辈们遭遇的苦难,至於家人们现在怎么过,既无力帮助,也就不去想了。

其实,对於象我们家乡那样土地肥沃、适於蔬菜生长的坝子,还算是相对好一些,毕竟还能有些许蔬菜可维持,那些贫瘠的田坝山丘地区就更苦了,既无粮又乏菜可代,在那里,吃草根、树皮乃至“神仙土”的现象极为普遍。

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未考上高中)家居茅桥山区,他告诉我他们家乡把可食树皮都剥光了,挖“神仙土”的人络绎不绝。“神仙土”就是铝土矿,除了骗骗肚子外,根本谈不上营养,吃多了大便困难,还会危及生命。他给我吃了一个“神仙土”和糠的混合馍,我吃了两口就偷偷丢掉了。
进大学後,听来自涪陵、达县地区的同学讲他们家乡有的村甚至难找人掩埋死人,几近“万户萧疏鬼唱歌”,唏嘘感叹。

六零年麦收之时,在我的家乡竟然出现政府和村民争相收麦的罕见现象。村民和政府官员心里都清楚,村民不会再信“返还粮”之说,政府也知道大家不会主动上交粮。饥饿的农民争相把麦子装进自己的肚子和粮袋,而政府为了抗击城市和其他非产粮区的饥荒,也急需这些粮食。在当时的情况下,公社干部(也是政府官员,所谓政社合一)也不敢强征强购,这些村民既是父老乡亲,也是他们的下属社员,弄不好引起强力对抗,无异於引火烧身。

於是,一边是征粮干部带着人一面收割一面现场收购,大队小队干部也在一旁吆喝,虚以应付;另一边是村民们不待队长安排就齐心协力、日夜鏖战,把尽可能多的麦子运回收藏。

这一场关乎生存的竞争进行得十分平和,直到所有麦地收割完都没有发生一点冲突。理解万岁!

六一年我幸运地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现在的西南民族大学),算是提前脱贫。政府对少数民族给予特别照顾,我们汉族学生也跟着沾光,定量从29斤一下提到34斤,有时还能格外吃到糌粑面什么的东西。一年後我的体重从高考体检时的84斤增到116斤,整整长了32斤。

我的一个本家老乡在本院实验室当实验员,他给讲了他的一个真实经历。那时西南民族学院在茂县白虎山办了一个农场,距茂县县城有几十里山路。六零年他们安排到农场劳动,农场场部设在白虎山上的一个庙子里,周围林木参天。一天,炊事班为了让大家吃得饱一些,在山上采摘了一些据当地人认为可食的树叶,加工混和面粉做成有半斤一个大的窝头,每个只收一两粮票,这东西一出来,购买自然涌跃。当天下茂县县城办事回来晚的两位老师没有买到还有意见,发了牢骚。

可是吃了这些窝头的人几天都拉不出大便。最後还是到县城买回泻药,才集体解除大家的痛苦。没吃着的两位老师暗自庆幸,意见顿释。

六零年,时任中央检察院院长、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王维舟莅临学院,看到师生们脸浮脚肿,说:“吃得这么孬,怎么不肿嘛!”

那时候,大家明知水肿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但象这样敢於当众直接讲出来事实的干部,其实不多。由於王维舟的到来,省里特供了一批肉和副食,让师生们饱餐了一顿。

听说34斤月定量就是那次作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而定下来的。

六三年王维舟又来过一次民族学院。我们全院师生在草堂里听了他的报告,内容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他开头几句:“前几年我们党犯了错误,让全国人民受苦了,也让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检讨......”

六三年冬,我们系全体人员被安排到龙泉驿(成都市的一个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期宣传。我所在的大队为了配合宣传搞了个忆苦思甜会,意在通过忆旧社会的苦提高社员群众的阶级觉悟,谁知发言者忆着忆着,不知不觉就忆到了六零年,忆到了共产党的头上。还是该大队大队长的觉悟高,他立即打断发言者的话头:“六零年那是天灾造成的暂时性的困难,与旧社会穷人吃不饱饭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大饥荒在六二年得到初步的遏制。整整三年,我们国家饿死了多少人?当时及後来几年都没有人敢去统计,因为这统计本身就意味着你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变成革命的敌人。从後来人们对有关数据的对比推算中,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不会少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战争中国人的死亡人数。

在战胜大饥荒的斗争中,大包干、小包干、三自一包、解散公共食堂等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少奇为提前结束灾害、减少群众死亡、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提升了他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的威望,甚至出现了“一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抵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的传言。六四年以後,市场物资和人民生活甚至超过了大跃进以前。就在大家为生活好转而展望美好前景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国人民带进持续时间更长的另一场大灾难。

不知是我的孤陋寡闻,还是消息闭塞,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整整三年的漫长岁月,竟没有看到和听到国际社会对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们处於挨饥受饿这样的大灾难表示过同情和友好帮助,听到的是(原)苏联撤专家、毁合同、逼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挑衅,我国以万吨粮(原本是自己的救命粮)援助非洲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如这次汶川大地震一样,把人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得到和接受世界善良人们和政府的同情与援助,能够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还人们一个自救手段,饥荒根本就不可能蔓延这么广,持续时间这么长,我们将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声望就不可能受到近乎致命的损伤。世界也许因此会是另一个样!

(全文完)

 

当时的中国已经走火入魔得不可理喻

我难忘的大炼钢铁和挨饿的年代

加州    李培清

 

        本文作者李培清简介

        四川乐山人。1965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数学专业,同年分配到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

先后在该厂半工半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子弟中学、“七、二一”大学和电视大学从事

数学教学及学校管理工作,副教授。200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