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说到伪满洲国,对许多人来说是既陌生、又遥远。无论怎么讲,这段抹不掉的历史,14年日本帝国操纵下的傀儡政权,对中国东北部的统治,给华人留下的是带有屈辱的伤痕。而60年代出生的我,又怎样和在伪满时任外交官的王替夫有过一段特殊经历呢?说巧合,也是一种机缘。22年前,我被官方选定帮他代笔写了一本书《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那是1987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在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当时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室正在进行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事,就是出版系列的有关伪满时期的人物传记,有军事、艺术、外交等方面。军事方面的已出版了一本《伪满上将的回忆》,外交官的回忆早已在进行中,据说在我之前找了两批人马去写,不知为什么都中途流产了。于是,就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能帮忙写书的人,我就在这个时候被选中了。

1910年出生的他,当时已经是78岁的年迈老人,尽管外表看上去还算硬朗、健康,可有些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晰,而这些对写历史资料来讲又是多么重要。如果是准确的年、月、日,还可以查资料核准,但历史事件就难了。我唯一能提醒自己的是,抓紧时间找他谈,我怕的是,耽误一天,恐怕记忆就模糊一点。

在大学主修中文的我,自以为对历史很了解,可真正动起笔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只是皮毛之事。没有办法,跑图书馆,借阅了大量有关二战、伪满、近代史、现代史的书,让我感谢的是,王替夫老人的大儿子当时是黑龙江省图书馆的馆长,我走了“后门”。同他借了一些书,就不用紧张到按时去还,否则罚款了。

最初的岁月,我也曾有些动摇,毕竟我所面对的是一段陌生的历史,一位年迈的老人,要把他几十年前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串联起来,还要有血有肉,不花大工夫是办不到的。也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我之前的两批人马都不告而退了。如果要让伪满洲国这段外交历史真实、较完整地展现给人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还记得第一次去见王替夫老人,是在87年初的一个很寒冷的冬天,我按着省文史馆人员给我的地址,坐公共汽车来到了王替夫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的家。那时,通讯不象现在这样发达,家里有电话,身上带手机,随时可以联络,都没有,所以,去的路上,既担心他不在家,又怕他身体不好不能见客,只好默默祈祷。

没想到,敲门后来开门的正是王替夫老人,瘦瘦、高高的个子,78岁高龄了身板仍然挺直,脸上还溢出红晕,给人的感觉就是曾经沧桑后的坦然。我心中暗暗吃惊,真的不同一般,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他当时和夫人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比他大一岁的妻子已显得非常老态,由于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不太方便。但老人还是很热情地招呼我,颤抖着手端来热茶,一下子就把我初次见面的紧张和不自然都打消了。我落座后,他一再叮嘱,一定要写出来,保留下这段历史。

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这番话是对我仍带有孩子气的脸不太放心,以为还会象以前来的人,都不了了之了。我对老人不想做什么口头承诺,只是说抓紧时间谈,尽快写。

因为事先已讲明,写书是有酬劳的,但并不是我一人独有,要和提供资料的人分摊。虽然没有一纸合约,但和官方办事是很稳妥的。对刚刚踏上社会的我,那笔酬劳太有吸引力了,也是我平日繁忙记者工作还能承担写书的原因,另外,借此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由于记者职业,我对采访人物有独特的办法,知道怎样才能让一个人敞开心扉,也知道如何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按说作为伪满外交官是很风光的事,他曾在前苏联驻三年,整个二战是在德国度过的,好吃、好玩、好显赫,他都经历了,但那毕竟是为日本人做事,在国人的眼中那是卖国贼,是汉奸。走上这条路他曾经有过反抗、挣扎、含辱、到屈服,最后是麻木。

我起初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曾是一位热血青年,也曾走上街头募款抗日,写标语、发传单,还想过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抗日战士。作为学生代表,他还被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接见。有这样经历的人又怎样改变自己,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恨过、骂过,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土地的日本人卖命呢?应该承认,他是位奇才。日本人当然了解他的历史,他都做过什么,他们看中的是王替夫的才能。

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懂好几门外语。特别是日语、俄语,都相当精通,德语也不错。在他大学毕业开翻译事物所时,日本人就注意他了,为了争取他的合作,日本鬼子当着他的面把几个爱国志士在冰封的松花江上塞进了凿开的冰窟窿里,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眼前消失,最憾动心魄的是每人脸上的绝望和惊恐,他吓坏了,不想成为下一个,不想死。日本人还以他的父母、妻子做威胁,这一切让一个脆弱的灵魂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他屈服了,任人摆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们这一批人的内心写照,我想会有相同之处。多少年过去后我看到他在讲述这一切时,脸上的神情仍然有一丝抹不去的伤痛。谁能想到,这十几年的风光,代价却是后来几十年的牢狱之灾。

在王替夫这样一个被中国人认定的极为典型的卖国贼的骨子里,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怀,我一直都想探寻!他的父亲是个很成功的商人,在那个年代,他就鼓励儿子读书,并有意他学商科。可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象老祖宗说的,有意载花花不开。

王替夫的血液中流淌的是一种浪漫的激情,他天生就有语言的天份,再加上外貌出众,好象老天安排他到世上就是做外交家的,他选择了日本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想死!作为曾经的热血青年,爱国学生,这么大的转变,他内心的那份挣扎、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在和他聊天时也有意问他:“和最恨的人合作,心中一定不舒服吧?”

他也显得无奈,几次说到,那是灵魂的麻木。但是也强调,不愿见到同胞,因为在他们的眼神中包含太多的鄙视,不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真切体会那扎心的痛触。确切说是多种情感的混合,有灰溜溜、有侥幸、还有自己能力的象征。

刚为日本人工作时是在哈尔滨,后来就调到伪满的首府新京(现在的长春)。他的待遇非常好,不但让一起做事的中国同僚羡慕,连在同一个部门工作的日本人也嫉妒,说他提升的太快,而且,后来他还被派到苏联。

在中俄边境的小城赤塔,伪满设立了一个领事馆。那年月苏联是少有的一些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他作为书记官被派去工作,一驻就是三年。在和王替夫的接触中,引起我心灵最大震动的是,一个人,是真的不能简单地把他定义为好人,还是坏人。你说他好,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些本能地坏的东西,但说一个人坏,有时良心发现时,还会做出许多善事。这对我这样一个受了多年传统教育,认为听党的话就是好人,否则就是坏人的思维是多么大的冲击。

我在听王替夫讲诉以往时,发现他有时就象是讲身边人的故事,很平静。他记忆最深刻的当然也是他亲自参与的,他说当时是共产国家的苏联,对伪满的外交官并不是特别的友善,走在街上,总觉得有人跟踪,无意中进入他们认为的敏感区,马上会有人出来阻止。有次竟然把他的照相机毫无缘由地没收了,不自由的感觉是随时随地能体会到的。

苏联的生活,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是,曾帮助一位苏联男孩逃往中国的东北,因为他不能再呆下去了,就和已经怀孕的女朋友去了中国。王替夫是把他们藏到给领事馆往返送食物的车里带走的,1938年他被派往德国建大使馆,刚到欧洲,还没进入德国的领土就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想回来都不可以。他们硬着头皮到德国,被困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

二战时,德国法西斯到处屠杀犹太人,许多犹太人无路可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伪满洲国的使馆,王替夫也曾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几百的犹太人签证,保住了性命。

说真的,和他谈的越多,我的心也似乎变得越茫然。我考虑到老人的年纪,每次采访都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他已略显疲劳,我的心也很沉重,思绪总是按前后顺序整理。但每一次谈起来,又都往往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有时一样的故事,他会在多次的见面时讲起。有的事情他真的好模糊,有的竟然清晰得让我惊讶。象他参加什么宴会,系什么颜色的领带,都能描述得有声有色。

我的打算是先谈,然后再动笔写。记得我正式的采访是在87年的春节过后,直到夏天才完成资料的整理。因为平时上班,晚上写稿,这是我必须做的正式工作。约谈王替夫老人只能在周末,最后几次,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在整理出一部分的手稿后,有一些问题要向他核实,就去找他。已是盛夏时节,哈尔滨好热,我和他见面的地点是他在当警卫的省图书馆院内的一个很旧的平房,他端着一个挂满茶垢的杯子,一边喝茶,一边听我的问题。仔细地回忆,神情专着,生怕说的不准确,我都被他感染了。我们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让记录下的历史更真实。

《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是讲述他以战俘的身份从苏联被押回国,先是坐监狱,后是多年的劳动改造。“文革”时期也受到了长时期的冲击,前后算起来也有二十几年的动荡生活。他再次被人们想起,被找到时是做为”保留历史文物”来对待的,我是几次试图问他,那么久的岁月是在被关押、被斗中度过的,心中怎么想?

他诚恳地回答,真的是觉得很忏悔,在民族的大灾大难面前,投靠日本人就是天大的过错,也是一心在改造。不管这番话是真是假,他这一生过得是太丰富了。

有一段经历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那是1938年,他作为外交官出使德国。那年月是没有飞机可坐的,乘轮船、搭火车,真正的长期、长路途的颠簸。在途径英国伦敦时,正赶上皇家阅兵,他和同僚及妻子都站在路边看。没想到,怀孕的妻子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旁边的人一下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个皇家骑兵的领班掉转方向,返回宫中,拿了一壶水回来,还亲自弯下身子喂水给昏迷中的王替夫的妻子。由于有些过劳和兴奋,一时失去知觉的王夫人很快醒了过来,喝了一些水后,精神状态也恢复了许多。周围的人对王替夫说:“您妻子太有福气了,这可是皇宫的水呀!”

这个故事,王老先生向我讲了好几遍,还一再说,就是喝了皇宫水的这个儿子,长大后念了北京大学,后来成为黑龙江省图书馆的馆长。他常对我说,人老了,以往的日子就向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

二次世界大战从爆发到结束,他都是在德国度过,见过希特勒。那是在一个大型的庆功舞会上,还有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的盛大派对,他也曾被邀请参加,和保加利亚的皇后跳过舞。闲暇时去打猎,象猎鹿,谁打中就当场开堂生吃鹿心。他强调这是大补的,所以才会有他如今快八十高龄了脸上还泛有红晕。他在那个年代所享受的生活是当时贫困中的国人难以想象的,光是领带就有200多条,一日三餐有女佣照料。

回国前,使馆工作的德国女秘书要死要活地随同返回。他带回国的放影机,让照相机还都不太了解的亲朋如同见到了怪物。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人投降,紧接着就是中国内战的爆发。随着共产党军队的节节胜利,他面对的是想逃无路,忍受着热锅蚂蚁般的煎熬。我看到,太多的经历,让王替夫老人身上刻上的是常人难有的独特气质:大福大贵、大灾大难都有了,这时候的人,面对生死才会坦然。

总之,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我是仔细地问,他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知道,他回忆一遍,也同时经历一遍悲、欢、喜、乐,这其中什么是喜,什么是欢,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不管愿意不愿意,高兴还是遗憾,都要把它说出来,也真难为了他,一次次历经感情的起伏。

有个故事,就发生在他身边,他是动情地向我讲,但我们都知道不能写进书里,因为是生活琐事。那是他从欧洲回来,在哈尔滨做短暂的休整,他家的院子有个鸟窝,两只燕子,一公一母,他每天看它们进进出出,好是相爱。可突然一天,有一只燕子很惨地死在鸟窝前,另一只就开始不吃不喝,发着凄惨地叫声,围着同伴转。

王替夫曾试图拿走死燕子,另一只却死活叼着不肯放,最后它竟拖着死燕子到铁丝网里,脖子缠着铁丝,死命转,硬是勒死了自己。它是不想独自活着,陪着它的另一半一同死去了。太感动人了!
这个“燕子的故事”,我曾讲给无数人听,特别是刚结识的男朋友,说了数不清的遍数给他,其实内心是渴望也能遇上生死都不离不弃的伴侣。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在1988年顺利出版发行,比我的原稿略少了几万字,删去的都是我认为的精彩部分: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保留的当然都是史料价值的东西,王替夫老人非常高兴,他还特别设宴请来文史馆的几位编辑和我,他开着玩笑说我“人小办大事”,能把这本书写出来是值得庆贺的。1991年时,这本书被台湾《传记文学》分多次全文转载,还有人把它带到日本,翻译成日文。
从那以后,我和王替夫老人就很少见面了,只知道他去了几次俄罗斯。那时,大陆和俄罗斯的边境贸易非常繁荣,他是作为翻译被请去的。平时,他在家开班带学生,有学俄语的,有学日语的。后来,还有人找他,以他的故事撰写章回小说,但不少都是大段栽自我写的回忆录(这是我在网上的文章中看到的),其实我没有看过已发表的章回小说。

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我费了好些周折才联系上他,因电话变了,地址也迁移了,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老伴去世了,他独自搬到另一栋房子。

我见到他,就吃惊地发现,老人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腿脚已不太利落,声音显得低沉。我说明了来意,那时仍然在哈尔滨电台做记者的我,还有一份特别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撰写稿件,一周30分钟的节目,总的标题是:“走进哈尔滨”,此节目选题很严格,必须具有特色。每一次我都是花费苦心地寻找,想到王替夫老人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真的具有特别之处。很庆幸他还健在,采访非常顺利,也按预期的时间在海外播出了。

这之后,我和他就再没联络,直到2003年,我人已移民美国,在打给国内朋友的电话中,无意中得知王老先生在2002年去世的消息。虽然这对一位年迈的老人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仍然让我惋惜和伤感,不由得联想到当初的相识和那本《伪满外交官的回忆》。

在酝酿写书时,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书出版时,我们举行了婚礼。一晃就是二十多个寒暑,如今,儿子都已19岁,念大学了。尽管岁月磨蚀了一些记忆,可心却不能忘记!
 

当年的所谓汉奸生活无比优越富贵

    我和 伪满外交官的

                    一段特殊交往

加州    金淑梅          

 

        本文作者金淑梅简介:
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5-2001年,任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记者,专题部编辑,曾多次获得黑龙江省优秀记者,编辑奖。在国内其间,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广播作品还曾获得国家级政府奖。2001年来美国后,曾为《美国通》杂志撰写了多篇封面故事,也常在《世界日报》的家园版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