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可以说,我的生命是伴随着爹爹朱德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迎来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八十三岁的高龄老人了。
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老,许多往事都淡出我的记忆,但爹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女儿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14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爹爹他是那样敦厚慈祥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四十岁,为了纪念他四十岁得一女儿,特地给我起了“四旬”这个乳名。
        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了艰苦漫长的武装革命的征程。1927年的夏天,我的姨妈万里迢迢从四川成都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从我记事起,身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从成都老家接到延安。
        那天,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杨家岭的山坡下,只见一位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匆匆跑下山坡。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伸出一双大手把我抱了下来。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爹爹!
坐在窑洞暖烘烘的土炕上,我才仔细端详爹爹的模样。他是个大胡子,浓黑的眉毛、坚毅的眼神、宽宽的鼻翼、向后微微收紧的嘴角,很是威严英武。
        可是与他交谈起来,他又是那样慈祥可亲。爹爹有许多军务在身,不能整天陪着我,只有晚上能坐在炕上和我说一会儿话。他数落着我婴儿时的趣事,还饶有兴致地问了我在成都老家的生活。
真没想到,来到延安仅两个月,和爹爹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没有几天,我将又一次告别爹爹,踏上通往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
        从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来到寒风刺骨的莫斯科大平原,我幼年时落下的哮喘病又发作了。
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四个月,我就与二十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到明斯克参加夏令营疗养。
就在到达宿营地的当天夜里,苏德战争爆发了。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把明斯克紧紧地包围了。我们不幸落入德国侵略者的魔掌。陪伴我的是痛苦深重的地狱生活。
        在斯大林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又成了希特勒万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被关进德国集中营。
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我只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德国集中营拍下的那张照片的背面,我用中文字写下了心中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指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同时,爹爹也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我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了一封信寄往莫斯科。他在信中嘱咐我:“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妈妈焦急地向爹爹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
        然而,装在爹爹心中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他心绪平静地对康妈妈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在残酷的战争中,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终于回到莫斯科。
        在卫国战争期间,国际儿童院的同学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也没能正常上课,大部分时间在为前线服务,也耽误了不少功课。我和他们的差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遥远,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能赶上。
        1949年暑期,我读完苏联十年制的学习课程,考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终于可以回国看望阔别九年的爹爹了。
        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我的殷切期望

在战争年代,目睹了许多孤儿的悲惨遭遇后,我萌发了报考教育专业的念头。特别是当我观看了记录苏联人民教育家马卡连柯辉煌成就的影片后,立下了坚定志向。1953年,我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到祖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
        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促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对我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
        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重教的一生。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带着知识,走上祖国的建设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也从事业的进取中得到人生最大的快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已是古稀之年的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

二十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青山绿水的锦绣江南;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旁,在钻机隆隆的采煤巷道,在大庆油田的井架边,在大寨布满梯田的山冈上,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山间课堂,在鄂温克族牧民的帐篷里……到处都留下他的朴实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每次视察回来,爹爹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爹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居功自傲,真心实意地做人民的公仆。特别是到了晚年,爹爹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

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1975年1月,爹爹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用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

爹爹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他常说:“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半点闪失!”

1976年6月21日,爹爹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有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候了近一个小时。九十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仅仅两周时间,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怎样过好晚年生活,继续发挥余热?
        一天,康妈妈和我聊天时谈道:“这几年部队整编,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康妈妈的一席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创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又得过很多的病,曾经因乳腺癌和股骨头骨折置换,接受了两次大的手术;因糖尿病形成白内障,使我的眼睛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儿刘铮商量好,我们并联合几位老同志白手起家,自己凑钱、凑桌椅板凳,四处聘请教师,寻找校舍与教学设备,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真的办起来了。
        我们不仅创办了针对不同层次、多学科、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陆陆续续地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二十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十多年来,学院培养了八万多名合格的毕业生。这些学员既有当兵的素质,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爹爹言传身教是留给我和孩子们我的孩子也成长了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爹爹身为共和国的元帅,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穿的衬衫、裤子、袜子,许多都打了补丁还舍不得丢弃。在平时,他吃的饭菜其实也十分的简单,以素菜为主,有时只吃点自己腌制的泡菜。

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爹爹不止一次对我和孩子们讲:“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直到他临终以前,还谆谆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我的大孩子刘建初中毕业。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学们去黑龙江农场插队。我却有些不放心。周围许多人也很不理解地问刘建:“你爷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

当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见时,他老人家非常支持:“中国是个农业国,七亿人口中,六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老人家支持刘建到广阔天地里首先上好第一课。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养猪。十六岁的他,挑不动猪食,经常把又酸又臭的泔水洒在身上。他泄气地给家里写信,说是想调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笔给他回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说来也巧,当时,我爱人刘铮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当了“猪倌”。爹爹听说这事情之后很高兴,让他们父子来一个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就是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京郊农村去走走。那天,爹爹既没有通知中央警卫局,也不带警卫车,他们爷孙一起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便轻装出发了。

在田埂边,爹爹席地而坐,很随意地与正在干活儿的老乡攀谈。他问老乡: 每亩收多少麦子?多少交给国家?多少是自己的口粮?北京郊区的农民见多识广,听着爹爹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乡似乎看出了什么,打趣地说:“我怎么看您老长得像朱总司令啊?”

爹爹酣畅、爽朗的笑声至今还回响在孩子们的耳边。
当兵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刘建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锻炼了两年后,又去部队当兵。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的五个儿子先后到部队当兵,分散在天南地北。
        早在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中,爹爹就是靖国军少将旅长,三十八年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

希望最终的评价其实要求不高全部的希望竟然是“合格老兵”

有一位外国记者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时,曾问过爹爹:“朱德元帅,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

爹爹的回答竟如此简单:“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这位外国记者不由得肃然起敬,并发表文章称赞中国的朱德元帅完美的人格。“一个合格的老兵”也成了我和孩子们人生的座右铭。

作为朱德的女儿,我时刻感到对社会、对家庭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特别是孩子们与朱德元帅的特殊关系,很容易滋长优越感和特殊化。

在这方面,我和老伴儿刘铮一刻没有放松警惕。长期以来,我们用“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的模范行动影响自己的孩子。进入古稀之年,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脑血栓和股骨骨折带来的后遗症,使我很少出门。再加上越到老年,我的眼睛也渐渐失去了光明,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话也少了许多,生活变得很简单。但是每天,我都会坚持在家人的搀扶下,在院子里走上几圈。其实,行走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次走下来都是大汗淋漓,但不管风吹日晒,甚至下小雨、小雪,都没有停止过。我要用行动给孩子们做出表率。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孩子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非常努力,他们没有高官厚禄,长期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工作着。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就用爷爷“从头革命”的经历和“革命到底”的精神鼓励、鞭策自己。

我的大儿子刘建从1999年担任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近十年,负责学院的行政管理工作。部队在长城脚下,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与家人团聚。干部、战士称赞他:“舍小家,顾大家。”

他说,他要以爷爷为榜样,做一个合格的军人,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无私地奉献到本职工作中去。

我的三儿子刘进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商海中也曾经遇到过一些挫折,我把他安排到爹爹战斗过的山西老区磨炼,从头开始。

我的小儿子刘武是爹爹去世后入伍的,也是从普通一兵做起。由于所在部队特殊的工作性质,他经常出入于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之中。有时前面的道路不通,他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工作生活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吃水都很困难……
他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三十三年,多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

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大会,我的儿子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这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也是为爹爹一百二十周年诞辰(2006年12月1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多年来,江西井冈山、爹爹的老家四川仪陇,多次提出要为他老人家建立一座陵园。
        然而,爹爹却一直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的瞻仰厅里,他和康妈妈的安息地合在一起也并不大,只有不足一米见方。爹爹的骨灰盒上镶嵌的是身着布衣的免冠铜像。
        爹爹虽然没有纪念碑,但他一生光辉的革命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是一座屹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我十四岁的时候才重回到了他的身边

 我 爹爹朱德的去世全因吹多了冷气

                                                                                                                                                               朱敏       

 

                            朱敏简历
                            朱德之女。四川省仪陇县人。1926年4月生于莫斯科。1940年11月到延安,1941年2月赴莫斯科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苏德战争爆发,被德国法西斯囚禁在孤儿院,又被押送到德国东普

                            鲁士集中营服苦役。1945年8月,在莫斯科第四十中学学习,参加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

                            进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1953年10月毕业回国。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

                            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教授、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2009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