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多年前,移民到美国后的第八天,因为还未找到工作,我去成人学校读英文上午班。

第一天上课,老师是一个高瘦个子的美国老太太,十几二十人的班级。老师问我,“What’s your name?”

我规规矩矩站起来,面带笑容地回答:“萧振”。

“What?”

老师耸耸肩,满脸疑惑地问。也许是以前的积习,我迈出座位,不慌不忙,径直走到黑板前,拿起笔大大地写上中文“萧振”二字,心想字还挺潇洒。

课堂鸦雀无声,大家不知道是给我震住,还是让我弄得乐不可支却又不敢笑出来,偷着乐。

“OK。”老师一脸莫名其妙,呆了好一会才缓过来,终于开口并用手势请我回座位。后来我才知道,回答老美问你什么名字,只要说名,再问“last name”,才说姓。比如我的名叫,“振”。

我在美国成人学校的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较年轻,脸容姣好、个子高挑而凹凸有致。一头金发,时而像瀑布一样飘洒过肩,时而轻拢成马尾,衬上鹅蛋形的脸,大大的蓝蓝的眼睛、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嘴唇,美如天仙。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知道了我的事情,也许还有别人的,她就经常找些励志的图片和图片上的警句给我们看和学习。后来,干脆把几十张图片串起来挂在课堂里几个月。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张在冰川里攀登的人的图片,文字意思是努力再努力,攀登再攀登,直到成功。她的心肠真好!我发“ th ”的音不准,她找了一面镜子让我对着,边看镜子边跟她学。由于镜子挡住她的视线,她几次低下头从镜子下面往上看我的嘴形。她对工作的负责、对人的热忱,以至多年后,我对她记忆犹新,还记得她叫Ms. MOOR。

另一位老师年长些,斑白的头发配上鹰隼般凌厉的眼睛,活生生是Uncle Sam的女性版,让人不禁谨小慎微。一次做作业,我自作主张照自己意思做。她巡到我面前,拿起我的本子看后,鹰隼般的眼瞪着我,双手抱在胸前一交叉,腰一下顿,鼻子跟着“哼”了一声,也不多言,就站着。我边连声说“sorry”,边赶紧重写,写几句后偷偷在眼帘上溜了一眼面前她的身影,发觉她正移动身子走开了。
后来,有一次作文,我把此事照搬上文章,这位老师划掉了“鹰隼般的眼瞪着我,双手抱在胸前一交叉,腰一下顿,鼻子跟着哼了一声,也不多言,就站着。”

我想问她为什么?但最后也没问。君子不强人所难。

再后,我遇到成人学校校长黛丽,似是不打不相识的经历使她的印象比这两位老师给我的更深,我们还因此成了朋友。

我被录取在成人学校由政府专款资助的计算机班。好几百人报名,只录取了三十几人,分两班。我们班连我在内只有两个老中,其它是白人、黑人、墨西哥人、越南人、菲律宾人。

开学典礼,主席台上坐了七、八个领导。一个五英尺七、八,身体壮实、年约四十岁的妇女特别显眼。她的皮肤略带咖啡色,头发棕色微卷。胖嘟嘟的圆脸,大大的眼睛,高耸的鼻子,棱角分明的肉感的嘴唇,珠光闪闪的耳环缀在两个耳垂上。黑色的文员套裙在她身上更显出她的丰满、利索、精明。主持人介绍,她是校长黛丽。

黛丽讲话后,说让我们也上台讲讲,说什么都可以。黛丽点的第一个人是老墨妇女。她讲了她的家庭孩子。

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下一个点的很可能是我。说什么呢?一不能俗套,二不能重复说家庭,三是自己有限的英文能表达……果然,黛丽第二个点的就是我。

我说,我说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很喜欢喝酒(台下有个黑人同学附和,“我也是”。其实,我有时候也是。)有一次他喝多了,走路摔倒了。(我不会说英文的歪歪倒倒,表演了醉拳东歪西倒的步态表示,会场气氛活跃。)(“你摔呀,摔给我们看看”。台下喊。)“你上来摔吧。”(我指着喊话的人说,哄堂大笑。)他手里拿的一瓶酒也摔破了,满手是血。这人还说:“真幸运,流的是血不是酒。”(掌声、笑声。)

掌声和笑声已经说明讲话内容有新意。话不多,英文基本够用,一点点不够的地方配合肢体语言,又说又演,生动活泼,皆大欢喜。我踌躇满志地离开讲台。但就在我走出讲台的时候,黛丽校长从最靠边的座位附近急急忙忙走过来叫我等一下。我淡定中不无疑惑又回到讲台边,黛丽校长双手背后,一本正经地问我,“从哪里来美国?以前做什么工作?”

我一一如实回答。得知我学医,她眼睛露出一种怀疑和好奇的眼光又问:“有没有做尸体解剖?怕不怕?”

台下的同学也交头接耳,兴趣盎然。

我是谁,我回答得斩钉截铁,我就答四字: “当然,不怕!”

黛丽校长的面色平静得像湖水,看不出七情,挥挥手让我回了座位。

几天后,黛丽来讲社会课。她一开口便滔滔不绝,上至政府部门,下至黎民百姓。从上流社会到草根阶层,加上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讲的是生动活泼,听的是饶有兴趣。我一边竭力抓住她的每句话,一边在仔细端详她。随着讲话内容的变化,她的面部表情像走马灯一样地变,时而庄重像石雕,时而高兴得像朵花……我想,这个女人不简单。

听着、看着、想着,她突然大步走到我座位前面,石雕般庄重的脸色对着我,说她知道我听明白她的话。我明白她有意无意地在留意我了,也许怀疑我凭什么进到这个班,快下课了,她再次走到我座位前面,胖嘟嘟的脸显得僵硬,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和前面的老教师一个抱法)。她让我写几句话概括她讲课的中心意思,但别人都不用写。我心理有点不平衡,明显地感到不公,但又想,或者人家是关心呢。幸亏英文我还懂一点,加上多年的历练我很快写了两、三句话概括出她讲话的中心。我不管她还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我站起来,离开座位径直就走到她面前递上我写的东西。

因为自以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不卑不亢地看着她。

她脸色依然僵硬,她接过来溜了一眼,语气平淡、声音不大不小地说,“See! This guy.”

以后一段日子,相安无事。黛丽也来得不多。课间休息,我在校园教同学打太极拳。她偶而路过,互相打招呼,Say Hi之后她就走过去了。

不久,进行一次对个人的综合素质测验。每道题都有不同的时间完成,长则一分钟,短则二、三十秒。每道题老师说开始做则开始做,说停则停。也就经常听到“开始”,“停”,“开始”,“停”……

虽则我对此测验不以为然,但也入乡随俗,专注地做着。只是常觉得身后有黛丽的眼睛,但也不容我多想,因为这边厢不时喊“开始 ” ,“停” ……,一心不能二用。最后一道题是满满一页的竖着下来的如同链条般细细窄窄的长方格,让你在每个方格里填上线,线短了扣分,线长了也扣分。看你在规定时间能填多少。

一声令下,“开始”,我照样竖着下来唰唰的填,马上觉得不顺手,不够快,立刻不管三七二十一,掉转试卷变成打横填,如此一来便快多了。

此时,我眼尾感觉到黛丽就在我身旁。我没工夫看她,她也默不作声。我不知道她对此作何感想,反正不是作弊。

最后一次测验在大教室,和别的班一起有百多人。气氛很紧张,排队等了十分钟进去后,学员都坐得相隔很远,十个、八个监考老师巡视。我一下没看到黛丽,我忘记考什么了,只记得其中有些数学的内容。

这回没觉得黛丽出现在我身后,我不知道她去了没有,我是第一个交卷,我想她会知道。

此后,我在路上碰到黛丽,她就不是仅仅和我打招呼,Say Hi了,她常常会停下来,两手自然垂下,两个嘴角往上一翘,嘴巴就绽开了充满阳光的笑容,还常常和我聊几句。

开始,我还是保持国人习惯,讲话不紧紧盯住她的眼睛,谦谦君子之态。黛丽却老实不客气地对我说,和她说话就要一直盯着她的眼睛。

恭敬不如从命,自此我和她说话,我的眼睛就盯着她的眼睛,更推而广之到所有的老外。在西方国家讲谦受益,好比对牛弹琴,让人笑话的不是牛,是弹琴的人。

计算机班的学习差不多结束了,黛丽有一次把她家的地址、电话写在黑板上,说一是相信大家,二是欢迎大家找她。

我想,既然和她的认识像不打不相识,我也敬重她的人品和学识,何不交个朋友?我打电话给她了,问她星期天有空去饮茶吗?她口气有点惊喜,欣然受邀了。

她问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说随她喜欢。

那天,她满脸都是笑,像春风吹化了冰。她穿了件连衣裙,虽无玉树临风感觉,也还赏心悦目,大方得体。“叉烧包 ”是她最爱的点心。我欣赏她用刀叉分离凤爪皮骨的专注样子,我也郑重其事地给她示范老中吃凤爪的嘬法,告诉她如此才能尝到更多的、美味的肉汁。她试了,但看得出来她还是习惯动刀动叉。

礼尚往来,不久她请我吃意大利餐、自助餐。一来二往,大家了解更多了,我请她到家里作客。

一个夏日的黄昏。她穿一袭白底紫色碎花连衣裙,庄重而不失妩媚。我们坐在客厅聊天,后来谈到医院的问题,她说上网查查。我的计算机在书房,便请她到书房。

窗外,晚霞烧红了天,落日的余晖投洒在她端坐的身体上,白底连衣裙幻化成金黄色在她身上更显得贵气、华丽,我为这一情景陶醉。可惜自己不是画家,否则画下来绝对是一幅有震撼力的、能攫住人心的好画。

我自顾欣赏,她见我无声无息,回头看我。我注意到她一双大眼睛里面,淡褐色的瞳仁像海一样深邃,蕴含着智慧、真诚和信任。

乐人之吉,慈心于物。我们就这样成了君子之交。虽然还是称呼她叫“黛丽”,现在这个黛丽已经不是以前哪个黛丽了。

我们后来每次见面的时候,她都会满面笑容地给我一个熊抱,第一次还真不习惯,我也够健壮的,拥抱的时候,我的手还差点点抱不紧她。再往后,拥抱就自然了。

黛丽也请我到她家作客。我开车转了几个来回,路名都对但门牌号数不对。

我无奈地在路边借人家的电话打到她家,她马上说她来带我。她开着车很快到了,就这样,我开车跟着她的车到她家。告别的时候,她又特意开车再带我在路上走两次,真的是仁至义尽。

一次,冬天在她家游泳,我把眼镜掉到水深的池底。我两眼昏花,几次潜水都找不到。

黛丽急忙叫她儿子下水帮忙,她儿子正在脱长裤,这边厢我想天寒地冻的不能麻烦人家,猛又潜下去,这一回终于找到了眼镜。

黛丽还帮我修改一份商业计划。是一份和一间硅谷的生化公司合作的计划书,我写了英文草稿,总觉得行文造句不够美国,因此打电话约黛丽饮茶,请她修改文稿。

她中肯地提了几条建议,说回家重新打印,第二天就把修改稿给我了,她的文采令我佩服。她帮我修改草稿的这一件小事始终印在我脑子里,我们是亦师亦友。

我也帮过她。她患了湿疹,懊恼不已。我建议她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既服西药,又服中药。结果服药一段时间,她痊愈了。

一个星期天,她开车载我和我太太去海滨玩。我们一路谈笑风生,快乐的心情就象车外的丽日蓝天,灿烂阳光。沙滩上,我们像年轻人一样迎着涌上沙滩的海浪跳来跳去,全然不顾卷起的裤脚都湿掉了。忽然,黛丽笑嘻嘻地眯着眼睛狡黠地问我,“振,你还有酒鬼的笑话吗?”

“当然。”我盯着她眼睛毫不含糊地回答。 我太太也知道当初的故事,叫我再讲一个给黛丽听。我说:“还是上次说的哪个酒鬼。” 我故意不改动人物,“他的手没事了吧?”

黛丽也明知故问。我不管不顾继续说,“他在希尔顿酒店又喝酒喝到东倒西歪,在酒店大堂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到希尔顿酒店。司机纳闷地回答说这里就是希尔顿酒店。‘真的吗?’
‘没错,我不会骗你。’

于是,酒鬼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钞票给司机,一边说,‘好极了,这是给你的钱,不过下次不要开得这样快了。’ ”掌声、笑声。

黛丽和我太太边鼓掌边笑得前仰后合,最后俩人笑得抱作一团,一不小心都笑倒在沙滩上,幸好没弄湿衣服。都是酒鬼的笑话,听众前后相差十几倍,却出现两个结果。

不久,我女儿出嫁,黛丽很快就寄回来了她一家要参加婚礼和婚宴的回帖。婚礼哪天,她穿着枣红色的套裙,枣红色的半高跟鞋,猩红色的耳坠在两只耳朵下摇曳生辉。一身喜气洋洋!

在古老的大教堂花园里,在众多的宾客里,很容易就能找到她。她比我们更早到了教堂,她紧紧拥抱了我太太和我,激动得眼眶都湿润了,倒像是她在嫁女儿。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更因为我们的朋友交往是心与心的交往,没有世俗的利益关系掺杂,君子淡以亲。教堂的管风琴奏起了结婚进行曲,雄厚的音色和庄重而欢快的曲调回响在高大、堂皇的教堂里,我女儿挽着我的手臂款款步入教堂的时候,音乐和心灵碰撞,圣洁和世俗交融,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上天给了我这一切,包括认识黛丽校长和美国成人学校的几位老师,感恩之心油然而起。

 

            他们中有人最终成为了我的生活好友

 我在美国成人学校里的几位老师

                                                                                                                                                 加州     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