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在学校里,周一至周五每天四小时助教、助研的工作,加上第一个学期学校要求我每天必须参加的两个小时英文补习和两个小时自习已经把我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此外我还要面对研究生课程和课后作业,使我难有任何闲暇时间。

而不能给“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丢脸的自尊心又迫使我在各科考试的论文中力争上游,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投入所有可能的时间。每次上课前我都做预习,起码把书本上的专有名词搞懂,每次下课后再进行补习,应对老师讲课中源源不断出现的专有名词。平均每天约五个小时的睡眠,使我经历了在备考托福之后的又一段没日没夜疯狂学习的状态。这使我在第一个学年就从来没有过星期六的上午,因为周一至周五欠的觉,都等着周六补回来。

一周之内我只有星期五晚上睡觉时不上闹钟,而星期六睁眼醒来往往就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那是我一周一次固定去超市采购的时间。

那个年代,你几乎可以从中国留学生在校园行走的节奏中辨别出哪些是公派进修生,哪些是“自费”留学生。因为公派进修生是只听课,不参加考试、也不拿学位的。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压力,往往是悠哉游哉,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欣赏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关注的只是在哪个教堂举办的活动上能够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因为这样就可以节省出一些饭费来,从而在回国时购买目录规定免税的几大件商品。

而“自费”留学生却完全不同,那时所谓的“自费”就是不用政府的钱,用美国的钱,因为几乎没有中国学生自己出得起美国学费。因此我们也都受制于那条学校的法规:任何一个学期,平均成绩达不到B时,奖学金便自动终止。

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竭尽所能,保持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名列前茅,否则就会因为奖学金的停止而终止学业卷铺盖回家。当然,理科同学的境遇就截然不同,他们的课堂上不仅没有那么多社会历史的专有名词,而且师生之间沟通往往不需要太多对话,通常是一个黑板上的公式推导就能解决问题。即便是不得不用一些英语单词,很多也都是学生们在中国的课堂上就一直使用的,如sin、cos等等。

每次到了期末都会发生这样气人的事情:当我咬着干粮,冲进学校的电脑中心(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个人电脑)去写那个要求限时完成且常常要上百页纸的论文时,理科同学也会来到这里。而当你紧张工作之余侧身看到他们电脑上的工作时,才发现这些计算机系、数学系的学生已经在玩电脑游戏了。当然,这一情景并不使我心生嫉妒,因为我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果不其然,两年后,在学校毕业典礼时我们从聊天中了解到,那些当年在学校中不够努力的人虽然可以混到学位,但在找工作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却使他们一筹莫展、难以胜出。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生活,已经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她不够知名,但她给予我的东西却一点都不亚于北大。因为在这里,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文明洗礼,一个个生活观念的颠覆使我重新领悟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三、我有五个电台和两个电视台

他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接着说道:“和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吧,美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只要价格合适,随时都可以买卖!这些都是私有财产,且国家无权侵犯。

如果要让我说出这一生中最熟悉的两个党,那一定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小学开始,我的记忆中就留下了无数两党斗争的故事无论是刘胡兰和勾子军,还是江姐和徐鹏飞,总之两党的关系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

到了美国以后,我又逐渐熟悉了另外两个党,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

开学两个月后,我就了解到与我关系最近,也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两位教授,恰恰分别是这两党在我们系中的代表。

迈克尔·斯塔,这个在我的奖学金申请中投下关键一票、在开学第一天帮我办理各种入学手续的老头,是广播电视系的主任,也是个典型的老共和党。那时他的秘书向我介绍:迈克尔以前是广播电视一线企业家,后因心脏有病,难以承受每日紧张经营的压力,才退居到大学校园当起了教书匠。我当时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在一次和教授的闲聊中,我问他:“听说您有自己的电台?”

“是啊!我有五个广播电台。”

我大吃一惊:“五个?”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的思维中,这是一个国家才能做的买卖。

“还有两个电视台”,迈克尔又平静地补上一句。

我的妈呀,这不就是人们说的那种资本家大亨吗?现在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了。迈克尔脸上露出一丝顽皮的笑,“但这是今天的数字。明天你再问我,可能这个数就变了,哈哈!”

他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接着说道:“和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吧,广播电台、电视台,只要价格合适,随时都可以买卖!这些都是和有财产,而且国家无权侵犯,就象你自己的房子一样。”

我心里想,我们哪有自己的房子呀,都是国家的。

看着我一脸狐疑,他又补充道:“等你上过我的课就明白了,我开的就是电台、电视台的管理和买卖这门课。”还没有开始上课我就听说,无论是广播电视系的哪个年级,学生们最喜欢上的就是迈克尔的课,因为他总能想到办法,把广播电视知识经验放进课堂的讲授之中。

比如说,他开设的广播电视管理课程,一学期一共14周的课,有12周是每周一次请一位一线经营广播电视台的老板到学校讲课,剩余的两周则是由他负责的第一周的概述和最后一周的总结。一门课听下来,学生们把广播电视一线经营者们的甜酸苦辣、明规则、潜规则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好不过瘾。此外,斯塔教授讲课时间虽然不多,但他语言幽默,很多话说得都是意味深长。记得一次期末考试,卷子发到每人手中后,他来宣布答题规则:“第一,我要求你们用英语答题……”

此话一出口,就引来哄堂大笑,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答题用英语是不用说的,他的实际意思是要求大家在答卷时把英文写清楚。幽默是一种可以传染的艺术,他的幽默也往往能够带动学生的幽默。

一次,我有一篇论文需要他审读,但由于时间仓促,我抄写的字迹有些潦草,担心他看不懂我的手迹,我便给他打预防针说:“我的手写比较乱,希望您别介意。”

他回答说:“只要你写的是英文就行。”

我脱口说道:“Almost!”

逗得他禁不住哈哈大笑。

另一位深受同学爱戴的教授叫David,他是我们系民主党的代表。他的年龄实际上比我还小一岁,而我在系里的TA(助教)工作就是辅助他服务。为此,我刚开始时心里颇有些不服气。但随着与他接触的不断增加以及教学与研究的不断展开,我很快就发现了David身上那些令我尊敬的地方。

首先他的思维极快,用词常常出口不凡。譬如,当他不喜欢某人时,他会说:“那人闻起来就不对味儿。”而他要挖苦人时也常常让人无地自容,而又无言以对。

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大部分学生都已交卷,只剩下美国学生约翰和我们两个外籍留学生,他不愿意再把时间拖下去,便开口说道:“约翰,你的母语不是英文吗?”一句话说得约翰不好意思,红着脸站起身交了卷,而我们两位留学生也觉得不应该受到老师格外的照顾,很快便站起身交卷了事。

在美国,两党最简单的划分就是共和党代表富人,民主党代表穷人,这一点在我的这两位教授身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甚至在两人的着装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迈克尔无论何时出现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领带衬衫一尘不染。再看David,常常是一件半袖的运动衫加一条牛仔裤,嘻嘻哈哈地混迹于男女同学之间。

两党理念的差异使得这两位教授的政治见解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始终能够和平相处,并且常常是在相互揶揄、挖苦的对话中让在场的人感到兴味盎然。

一次,David举办Baby Shower,迈克尔和全体研究生班同学一起应邀来到David的家。房门打开,当David看到迈克尔那一身笔挺的西装时,脱口笑道:“还穿着那件共和党发的制服呢?”

迈克尔随即回答:“You better believe this。”

不知怎的听着他们这揶揄而又轻松的对话让我想到了不共戴天的另外两个党,进而还想到了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这两个有名的京大学红卫兵组合。

其实,不管是对立党也好对立派也好,不就是一群人与另外一群人有不同的思想见地吗?为什么非要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坚持自己的理念固然不错,可是是不是只有到了同样允许别人生存,同样允许别人坚持与自己不同的理念的时候,人类才算进入文明世界?

后来,在美国的生活中我又不断发现发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具有悠久对抗历史的政党间的有趣事实。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轮流执掌白宫,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正是在这个两党交替给国家掌舵的历史中,广大选民得以纠正任何一任总统走向极端的理念。

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能够结束共和党八年执政历史就是一个足以引人思考的历史事件。这个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黑人竞选者,以绝对优势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民的心声。

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普通百姓阶层并没有两党的组织系统。你入党无需申请,在党也不用交党费,你支持哪个党的理念就自然成为哪个党的一分子。

换句话说,假如你今天是共和党,但经过一夜的“反思”而认同了民主党的理念,明天转身去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呐喊助威时,你自然就成了民主党的一分子。

再有,在美国日常进行的立法过程中,一项议案在国会提出,支持与反对往往并不是按党派来划分。虽然由于任何一个立案都会有主要的社会集团成为受益方,所以大体上可以按照民主党和共和党来预测支持或反对一个议案的票数,但是我也经常看到有共和党议员抛开党派观念来支持一个民主党力挺的议案。

因此,在美国虽然共和、民主两党每年都有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但任何一个人,不管属于哪个党派都是无关紧要的,当一个事件发生后,你用什么理念去面对、用什么措施去执行才是最本质的,而这些行为也才是广大百姓真正关心的。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国家中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关乎广大老百姓福祉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事,任何党派的理念一旦脱离了具体的事件,便不再被大多数普通百姓所关心。

四、纽约经验

“什么?你送餐还找停车位?”老板那两只小眼珠,差点没瞪出来。“我还以为你是抢红灯,被警察开了罚单。你去打听打听,全纽约送餐的,有谁会去找停车位?”

在我通过托福和GRE完成了所有美国大学的申请之后,从1988年春到1989年出国,我曾跟随大学同学凌建中一起从事出书的买卖,几本畅销书的苦心经营,使我们挣到了钱,临行前凌建中慷慨地让我带走了一万美金,加上我在南伊利诺伊大学申请的全额奖学金,单从经济状况上来讲,我是不需要打工的。

暑假期间,如果我留在校园补一补英文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那样的选择却不会让我满足。就像当年北大毕业后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样,我那时的心情就是:“这个世界都属于我,没有什么我做不到。”

况且,美国的暑假有超过3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难得的深入美国社会,了解这个国家的机会。虽然周围有无数的校友警告我:美国打工又苦可不是你能受得了的,别的不说,在餐馆刷两天的碗,就能让你直不起腰来。但这样的话在我这里,恰恰激起我迎接挑战的决心。

就像当年在北大时的暑假,我自愿挑选了全班家庭生活最苦的同学胡春华家,走入大山深处去居住一样。在我的心里总觉得自己什么挑战都可以迎接,何况我还有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在美国每个暑假都有或千上万个中国留学生在餐馆打工,为什么到我这里就受不了了?

于是,早早地我就和同校的中国同学结好伴,准备最后一门考试一完,就开车去打工。首选城市当然是纽约,在我们心目中,纽约有无穷无尽的机会。

1990年5月初,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暑假。第一天,就和约好的几位同学,开着我那辆闯荡过华盛顿的破雷诺,踏上了奔赴纽约的征程。

在美国,大多数大学的暑假都是五月初开始,而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都会选择在假期打工。因此,暑假一开始,散布在全美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入为数不多的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争抢那些中国人有特别优势的工作岗位。

于是,谁先来到大城市,谁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我的学校地处中西部,距离纽约1200多公里,如果不尽快赶到,我们就只能在劳务市场上捡别人的“残羹剩饭”了。看清这种形势,全车四个人都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纽约。但这四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于是,一路上也只能辛苦我一个人了。为了防止我开车睡着,另外三人约定,不管谁睡觉,他们中至少保证一人神志清醒随时帮我看路,并监督我保持清醒。

此前几天,大家为了期末考试,都是通宵达旦地熬过来,现在上了车,终于有机会补觉了。只有我不能休息,必须全神贯注地做司机。车开不久,我就瞌睡难忍支撑不住了。于是,他们就轮番使出浑身解数,一会儿给我讲笑话;一会儿给我讲鬼故事;一会儿又给我高唱革命歌曲;一会儿又向我说好话。他们告诉我,只要把车开到纽约,就不再让我有任何辛苦,大家轮流为我服务,有人给我做饭,有人给我洗衣,把我当皇帝一样侍奉起来,以报答我一路不停开车之恩。

但所有这些威逼利诱都挡不住人的本能,我又感觉到到了当年开车去华盛顿的那种困劲儿。

好在这次车内不是我一个人,不至于要等到车偏出高速公路,才吓出一身冷汗。同学们看我不顾一切地要睡觉,就又想出了新的招数:他们从车内的保温箱中取出加油站买来的冰块,由坐在我侧面和后面的女生,一手拿一块,在我的左右两侧脸颊上滑动,在冰块的刺激下我又精神了几个小时。

我忍不住抱怨:“你们怎么这么有创造力啊?谁发明的这种‘刑罚’,当年渣滓洞都没使用过的招,都让你们用上了。你们要是想知道地下党的名单,我全告诉你们还不成吗?干嘛还逼我干体力活?”

一路上,他们说笑着,我挣扎着,终于开到了纽约。

进入曼哈顿后,我们刚从高速公路出来,就被吃了一个下马威,也算是纽约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

那是晚上九点左右,街道上走着三三两两的行人。我看到第一个红绿灯由黄转红时,便一踩刹车,将车停在了停车线前。车子还没停稳,突然从车的左右两侧,飞出两块不小的黑布,一下盖住了整个车的前方挡风玻璃。
车内一下变得漆黑,两位女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尖叫起来,我的心也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
夜色中,我辨别出,车的一左一右各有一位黑人,每人手持一块黑布铺在我的车窗上使劲地擦拭着。后来当我习惯了在纽约驾车才了解到,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景。街边经常有这样的黑人,看到你的车窗不够干净时,趁着车在红灯前等候,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拿布给你擦车,以换取一点小费。懂行的人都知道,假如你不需要他这种服务,就启动雨刷器,刷上两下,他就会明白你的意思,悻悻地离开,一般也不会有更多的麻烦。

当时我们这车刚刚穿越了1200多公里的征程。车窗上斑斑驳驳,满是飞蛾、蚂蚱等昆虫的尸体。估计黑人一看这情景就认定司机会需要他们提供服务,再加上车内还有两位女性,同情心又大,这笔小费一定能赚到手,而且数额不会太少。

然而当他们黑乎乎的扑上来时不明真相的将我们置于惊恐之中。我急中生智,踩着刹车轰了一脚油门,两位黑人吓了一跳,身子本能地向后一撤,我跟着就一脚松刹车,一脚油门,窜了出去。车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转头向后看去,路灯下,那两个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路边,手持抹布的黑人,只剩下一脸惊愕。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三)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

                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

                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作)。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

                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