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第一天工作的下午,在两顿饭间歇的空当,老板突然走到正在去鸡皮的我的跟前说:“你先停一下,跟我走一趟。”我不知道老板又要出什么花招,忐忑不安地跳上老板的汽车。

“开几年车了?”

“一年左右。”实际上我拿到驾照还不到6个月。但我已学会撒谎,怕说少了又让他觉得我不合格。

“我知道你就是没经验。你看着,得这么开。”说话间,车开到一个窄窄的胡同口。这胡同口窄的只能有一辆车通过,但可以看到的是,前方几十米外的胡同的那头,已经有车准备开进。只见老板先是按响了一声汽笛,接着一脚油门加速冲进了胡同。对面的车见此情景只好等在胡同口外,等我们的车开出胡同口后再继续前行。

“看到了吧,谁先进,谁就抢到了时间,谁要害怕,就只能傻傻地等着。浪费的都是你自己的生命。”

哦!这不就是书上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吗”?原来老板开车带我出来,是要对我进行纽约送外卖开车技能培训。

这几天来纽约后的驾车,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在美国开车的观念。譬如说纽约开车基本不用按车道走,绝对没有压不压线这一说。假如你不在车道而在路边和车道的车并排停在了红灯前,那么绿灯一亮就是信号,谁先冲出去车道就是谁的,根本没有规则可言。这种情景,不要说在美国其它地方,就是全世界的其它城市都加起来,也很难见到。

我想了想,在我的记忆中,不按车道抢路先行的情景,只有在赛车场才可以看到。好嘛,老板的意思是那还不够,还要有撞车的勇气去开车。

纽约,我真是服了你!

不管怎样,第一天的打工算是撑下来了。结束时,老板虽然不够满意,但也并没有要辞掉我的意思,为此我心里暗暗庆幸。但我却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这家餐馆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虽然门口营业时间写得清清楚楚,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10点打烊,周末11点打烊。但只要店里有客人,员工就不能下班,而且不能催促客人,甚至不能向国内有些店那样采取关一部分灯的方式来暗示客人。因为来这店吃饭的很多都是居住在周边地区的回头客,老板不想得罪这些人。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我这份工作,可以说是中餐馆中最苦最累的一种。一是因为它是快餐店,就是属于薄利多销型,用餐的客人也大多是穷人,客人吃饭时间不按钟点,除了早晨上班那一个小时稍微清净点外,基本上一整天食客都络绎不绝。远不像有些正宗的餐馆,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还会停止营业。二是因为老板是个新移民,是一个辗转香港又来美国的福建人。他自己也是一步步从打杂、抓码、炒锅再到老板,刚刚盘下这个店还不到一年,所以对每一分钱都很贪婪。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个餐馆的工作使我每天都生活在疯狂的节奏中。从早晨10点开始到晚上11点收工,每天要不停地干13个小时以上。而周末的三天晚上再加一个小时,最少也要达到14个小时。虽然身心极度疲劳,但我心中总是有那个信念,店里的工友们也都是同样的强度,为什么他们受得了我就受不了?

五、纽约之黑·黑吃“黑”

北大长跑队的在底子使我不敢和劫匪赛跑,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比在刀枪追杀下跑得更快了。有时候,凶险与平安只有一线之即。远在异国他乡,对亲人也就格外地思念,虽然通信在那时也仍然是主要的联系方式。但每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对给家人打电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书信的往来往往要间隔两周以上,每一句问候和表白,也都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只有通话不仅交流迅速,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即时的答复,而且能够真切地听到自己亲人熟悉的声音。因而打电话还是人们最钟情的方式。每个月,每个留学生在预算自己生活费时,长话费也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项。
但在1990年,中美国际通话每分钟要到3美元左右,累积起来是一个让我们不太敢想象的数字。在中国一个月的工资、奖金全加起来,也不够打上十几分钟电话的。

初到美国时,在洛杉矶我就遇见过街头的黑人卖电话卡,而且是专门卖给我们这种模样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国际长途电话的需求者。在价钱方面,通常七、八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拨通后,你可以一气讲个够,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用过一次之后那个号码也就作废,对于此事我也从未探究过它的内幕。

这次到了纽约,我那颗带着记者敏感的心又萌动起来,想着一定要把这里的道道弄个明白。

这天,利用一周唯一的休息日,我只身来到了纽约的公交汽车总站,听说这里是卖电话卡最活跃的地方。果然,我刚刚走进站口,就有黑人向我迎面走来,翘起两个手指放在耳边,做出打电话的姿势,同时问道:“Phone card?Phone card?”生怕我这个外国人听不懂他讲的英文。

“多少钱?”我问。

“十块。”

“太贵了,再便宜点。”我早就听说过能够讨价还价的底价,心说你甭蒙我。

“Ok,my friend,for you,eight bucks.”

“不行,七块,你不卖就算了。”说着话,我拿出一副转身要走的姿势。

“Ok,you got the deal.”说着话,他把一张写着号码的小纸条往我手里塞。

“等等,”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提醒:“谁知道你这号码是真是假?打不通怎么办?”

“I will dail it for you. Pay me when I get it through.”

说罢,他带着我走向身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脸上一副不屑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他做事的信誉。果然,他把我给他的号码拨过去之后,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了远在北京妈妈的声音。我把准备好的钱,放在这个黑人手里,他笑着扬长而去。

“妈妈,我在纽约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猜猜,我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就在我开始说话时间不久,突然,一个陌生的黑人出现在我面前,脸上闪现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可以啊你!”等我意识到他时,他已经站在离我不足一米的距离。我的心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小步,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

“My friend,time is up.”他两眼滴溜溜地向左右扫视一下,低声对我说。

好熟悉的用语,这不是当年我在洛杉矶的Motel做经理时,催客人时间已到的话吗?

“你什么意思?”我问他。

“你付了多少钱我是知道的!但现在你讲话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价格。要么你继续付钱,要么这通电话只有被挂断了。”

时间走了出价格,关其它人什么事?这个黑人有什么资格跟我要钱。说话间,这位老黑伸出手,把食指放在了电话机的那个弹簧片上,只要他手指向下再挪一寸,电话就会被挂掉。

这是黑吃黑!我心里猛然明白过来。前面有人非法卖卡,后面有人接着吃第二轮。我当时也没多动脑筋,怎么就选了这么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公用电话呢?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电话卡的奥秘。往往是在这些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当一个人在用自己的电话卡拨打电话,输入密码时,在他背后高楼中的某个玻璃窗后,有不止一个人拿着高倍望远镜,紧盯着他手指的按键。当他打完电话走开时,他无法知道,那组密码已经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记录下来。

再接下来就是,有人在街头出售这组密码。当然,在美国,只要电话卡的持有者签字画押,表明这通电话并非自己所打,他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最后这笔呆账只能由电话公司埋单。

听着妈妈还在那头说话,我便只好面对现实地与眼前的这个黑人讨价还价:“说吧,你要多少钱?”“不多,就五块钱”,黑人向我伸出一个巴掌。

“四块吧”,我心中很不情愿。

“No money no talk.”黑人又把食指放在了原来的位置,拿出马上就要挂断电话的架势。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沈群,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说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成英文了?是串线了吧?”

“没有,没有,妈妈,我这有个人跟我问路,咱接着说。”一边说着,我一边只好从衣袋中掏出五块钱,交给了那个黑人。

“是不是通话时间太长了,这得多少钱啊?”妈妈也觉得今天的电话有点奇怪。

“妈,您就甭管了,我现在不是挣钱了吗?”我和妈妈聊了起来。……

“Hey,you got to pay.”不知何时,又一个黑人站在我的面前。拿出了几乎和刚才那位老黑同样的架势。

还没完没了了,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I already paid.”

“Not me.”黑人不依不饶地摇着头。

“妈,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今儿咱说的也不少了。”我知道马上就要被挂断电话了,于是语速突然变快。我明白不能再这样一个劲儿地付钱,但我嘴里还在跟这个黑人周旋:“你要多少钱?”

“考虑到你已经讲了那么长时间,向你要八块是个很合理的价钱。”

我心里“噌”地一下,火就起来了。这价还翻着番往上走?

“妈,就这样吧!我找时间再跟你通话,你跟爸说一声,我今儿就不跟他讲话了。”

我一边急速地说话,一边抬头看着这黑人,说完,我干脆“砰”的一声,把电话机摔在了机托上转身向车站走去。那个黑人显然被吓了一大跳,我走出很远了,还能听到他嘴里喃喃地嘟囔着:“生什么气啊?不就是几块钱做个生意吗?”

回到店里,当我把这份经历讲给工友们听时,被他们着实地嘲笑了一番:“天底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啊?到那种地方去买电话卡,还一个人去?”

当初那位教我削葱头的工友,名叫大刘,他很仗义地拍拍我肩膀,“行了,下次跟我们一块去,看谁还敢欺负你?”

来店工作这几天,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全部店员。

老板姓林,今年40岁出头,“文革”末期,他随家人偷渡到香港,几年后又辗转来到美国。他从餐馆的打杂做起,一直做到炒锅,攒下几万美元,再加上向朋友的筹措,一年前盘下了这家快餐店。
店里除了我和那个收银小姐Sherry外,清一色都是福建偷渡客。没有一个人有正式身份,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考驾照开车或站在前台收银,他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在后面的厨房里默默地劳作。
他们交流都用闽南话,只有跟我说话时才讲普通话,但那浓重的口音仍然让我一知半解。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家举债,给蛇头交钱后偷渡至美国。

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美国,但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在这里挣到的钱。因为,只要混到“炒锅”一职,一年挣到手的钱就可能比他们在国内的老乡一辈子挣的钱还多。每人要付的偷渡费用有三万多美金,他们没有人能付得起这笔钱,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向国内的亲戚朋友多方筹措,先支付全部偷渡费的一半,另外一半再由在美国的亲友联名担保,等在美国打工挣了钱再陆续还清。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经济账:苦干五年,快活一辈子。也就是说,在美国,从餐馆打杂每月1000美元做起,一年之后成为抓码,两年之后成为炒锅。到了炒锅这个级别,好一点的餐馆一个月可以挣到2400美元,一年下来就可以有将近三万美元的收入。由于工作都在餐馆,所以他们吃饭从来不用花钱;由于身份都是黑的,他们也不可能在外租房、住店,都是随着餐馆老板回家,六、七人挤在一间十余平米的小屋内。所以,挣到的钱几乎没有花出去的地方,可以全部留下来。

他们都是一群贫困山区的农民,大多数思想单纯、感情质朴、心地善良。在我有困难时,他们虽不善言语,但都愿默默地帮忙。他们的村里都已形成了风气,好像男人不出国就是没有骨气,而男人一旦出国,女人们就处于永久的等待中。所以往往整个一个村子,剩不下几个男人。

当这些男人进入美国后,又大多集中在纽约地区。因为这里周边有一万多个中国餐馆,足以容纳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餐馆工。在这些餐馆中,有不少就是由早来几年的福建人开的,因而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虽然很多人在纽约地区度过了最初的苦难阶段,也还清了债务,从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可以走到纽约之外的地区发展,像亚特兰大、芝加哥、费城等等,但新的偷渡客却一轮一轮,前赴后继,永不休止地填进纽约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中。

那些到达美国的餐馆工人从第一天起就真正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语言不通、身份没有、外面繁华的世界与他们不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思念遥远的故乡显得越发亲切,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劳作后,没有老婆、孩子的陪伴,留下的只有内心的孤独和无限的乡愁。

无论打电话还是写信,他们都是在痛骂美国。但其故乡的人所能看到的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寄回美元和盖起了的一幢又一幢小楼。

美国压抑的生活使他们火气尤其大、行为尤其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纽约,福建人已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势力,他们走到哪儿都三五成群,没人敢欺、没人敢惹。连某些地区那些专门靠“碰瓷”为生的小混混,都知道躲着这些福建人,真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生活中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病,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不敢去正规医院花钱就医。看病的第一项内容就是登记身份。没有正式身份的他们一旦生病,心里的恐慌便可想而知。店里的大刘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有一天他胳膊上不知何故突然泛起一片红疹,他那种惊恐的表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拉住我的胳膊说:“小沈,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办啊?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

后来,我陪他去了趟药店,当他听着我的解释吃下药之后,嘴里就在不停地念叨:“这下好了,我明天就应该没事了。”

一周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他们带我去打电话的日子。我们店里的两人再加上其它店约好的三个福建老乡,一同坐上地铁,开赴我上次受欺负的纽约公共汽车总站。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相互不断调侃着。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对话,但大致可以猜出他们是在聊着家长里短的事情。某某的孩子上中学了,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样;某某的老婆发福了,不再是原来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话语间,他们不断重复的一句就是:“约好了吧,你们家媳妇会在吧。”我听着有点迷迷糊糊:这打个电话还有什么约好不约好的?

快到车站时,大刘冷不丁问了一句,“小沈,我忘了和你说,你早上吃东西没有?”

“吃了点东西。”我支吾着,不明白他为何问这个。

买好电话号码后,他们走到了一个似乎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公共电话前,等一个黑人接通电话后,拿着钱走了。接下来,让我看到了一副永生难忘的打电话场景:

一位工友打起了电话,五尺高的男人两句话没说完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此后他便很少再张口,但是那种倾听的专注,是在任何公众场所中难得一见的。

而他的身边,其它四位老乡分散开来,几乎是等距离的站成一个半径约两米的圆形,这位打电话的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四人像保镖一样,背朝圆心面向外围,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及周边一切可疑的动向。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不时地可以发现类似上次我经历过的黑吃黑的那些黑人从二三十米外把目光投向这边。但他们似乎也已经熟悉了这幅场景,观看片刻便知趣地走开,没人敢前来打搅。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五)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

                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

                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作)。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

                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