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这时,只见刚才一直讲电话的工友两眼红红地叫了一声:“大刘,该你了,你老婆在那等着呢。”于是大刘走过去拿起电话,没说两句他就转过身去,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刚刚打过电话的人用粗大的手掌,抹了一把眼睛,走到刚刚大刘站过的位置,做起了保镖。
他们就是这样依次轮换的,每人说上半个小时左右。每人都讲过一次后再开始第二圈的轮换。难怪来的路上他们问我早上是不是吃过东西,谁能想到这电话打起来就是五、六个小时,不吃东西谁能受得了?可以想见电话那头,在福建某个山乡的角落,想念着他们这几位的老少亲人一定也是哭成一片。
这又让我想起在路上他们相互之间一再叮咛的话语:“约好了吧”,那一定是家家都约好了这个时间地点同时来到这个电话边守候,一旦电话接通便成了他们多少天来唯一向自己亲人倾诉的时刻。
在美国这边,这些连身份都没有的“黑户”,不仅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而且言语不通,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的辛苦劳作,还要时时刻刻担受被移民局抓进监狱的惊恐。一旦可以和亲人通话,又怎能说得尽那无限的相思。

大洋另一边,对于留守在家中的母亲、妻子和未成年孩子,在美国的亲人就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希望。她们知道,那种非人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们也同样明白,对于她们这样既没有知识技能,又没有家产和财路的人来说,只有她们家的男人去忍受了这一切,她们才不会一辈子忍受贫穷,她们的子孙后代也才能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

那天他们也把我维护在那个圆圈里,让我和妈妈通话。那个电话,我永生难忘……

后来,在我和店里的工友聊天中才逐渐了解到,他们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来美拼命五年的经济账,前两年的工作基本上是还账,后三年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挣钱。而这三年挣到的钱,渴望达到六、七万美元之多,这在当时相当于六、七十万元人民币,已经足够他们在家乡盖一座全新的小楼,并且开办一桩轻轻松松的小生意,全家人甜甜美美地生活一辈子。

美国这片富饶的土地,真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一份礼物。

1620年,当“五月花”号帆船将追求自由的36位清教徒和66位“教外人士”送上这片土地,这里就再没有停止过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为了自由,也为了财富,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从零开始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只不过在早期,以英国为主的欧洲移民先人一步来到了这片土地,那时他们不需要签证,因而也没有偷渡这个概念。当他们在这里定居后,他们的母语便成了这片土地的语言。

直到后来,纽约还在首当其冲地每天接收着源源不断地从欧洲跑来的移民。那时他们需要被放到纽约港外的爱丽丝岛上隔离两天,进行瘟疫疾病等的检验,便可合法地踏上这片大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同样的追求,同样的地点,只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从中国跑来的人们便需要申请签证,甚至偷渡。他们也将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因为不是合法居民,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发言权。等待他们的只有忍耐和终日拼死的劳作。此外,还要面临被抓的风险。

我的第一次打劫经验

我送外卖虽然开车,但也逃不脱被打劫的命运,几次与劫匪搏斗的经历,已成为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那是一个傍晚时分,Sherry从电话里接到一张巨大的订单。订单从宫爆鸡丁饭到叉烧肉饭再到海鲜炒饭,我们快餐店的招牌套餐几乎被点了个遍。老板当时外出不在,店里的员工们都暗暗地高兴,因为今天的进账显然超过往日,老板的心情自然会格外愉快,员工的工作也就会随之轻松。

由于Sherry承诺人家30分钟就会送到,因而全店员工里里外外,着实为这份订单紧张了一通。

我在心中也暗自高兴,因为这次送餐,一趟就应该会有二十多块钱小费,今天的小费总量肯定要大大突破往常。

等大家用塑料袋把这些订餐全部装好,才发现这些饭根本不是我一个人能拿得了的。

于是,老板的那位远房亲戚,通常也是我这个送餐位置的替补主动要求说:“小沈,我和你一起去好了。”听到这话我心中顿生一丝不快:你也去,那不就是说我的小费要被分走一半吗?心里这样想,可我嘴上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事后证明,幸亏有他与我同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俩查着地址开车来到了订餐电话发出的那栋六层居民楼。刚刚走出车门,楼道口就见四、五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热情无比地迎上来,“你们可来了,我们都有点儿等不及了。”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伸过手来接过我们手中的塑料袋。我当时心里就有些奇怪,送餐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而且,在美国我也懂得这样的规矩:是我的本职工作,用不着别人帮忙,我挣的就是这份钱。以往,每个订餐人都恨不得你把餐盒送到他们的床上,怎么还会跑下楼来接单呢?

说话间,他们已经从我们两人手中分取了一多半快餐,我们只好和他们一起鱼贯走入电梯。

其中一个青年同时按了两层楼的按钮,到三楼电梯门开时,那三位手中拿饭的小伙子走了出去,我们刚要跟上,仍留在电梯内的两手空空的小伙子说:“你们别下,跟我到四楼。”

来到四楼,我们走出电梯,发现又有三个小伙子等候在此。这位随我们来的小伙子说:“到了,把饭就放这儿吧。”他话音未落,等候的青年已从我们手中拿走了全部的餐盒。

我心中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家,这是楼道,怎么能送到这就算完了呢?这么想着,嘴里却故作镇静地说:“一共168块钱。”

“知道,知道。你跟我走。”说着,他要把我们送进电梯。

“哎,还没给钱呢,餐可都交出去了。”我们两人同时表示了异议。

“我知道,但拿钱的人在上面一层,这不是还有我在吗,我带你们拿钱去。”这个青年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引入电梯。我俩无奈,只好跟他走。

从电梯里出来已是五楼,小伙子领着我们向楼道的一个尽头走去。

我和同来的工友不停地交换着眼色,愈发感觉有点不妙。

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走在我们前面的这小伙子,猛蹿了两步,“嘭”的一声推开了右手边的门扑进门内。我俩知道出事了,也跟着扑向门去,但那门随即“哐当”关死,任凭我们俩使劲推,那扇门却纹丝不动。这时我才发觉,这不是一扇普通住家的门,而是楼梯走道的门,门上一人多高的位置有一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内的水泥阶梯。

我使劲地踮起脚尖,透过那块玻璃,向门后的下方看去,眼中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三个小伙子叉开腿,紧紧地用双手挡住这扇门,而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位更壮的青年,手持一根扬起的棒球棍,随时准备给破门而入者迎头一击。

“怎么办?”我慌乱中问着身边的工友。

“还能怎么办?赶紧走。”说罢,他拉了我一把。我俩飞步地跑向电梯。

回到店内,老板的这位亲戚向老板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老板气得鼻子都歪了,冲着sherry一顿大喊。还好没有辞掉我,也没有骂我。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最大的错误是Sherry,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脑子,哪一家可以一顿吃这么多饭?往回打个电话,再证实一下不就可以听出破绽了!”

我的第二次被打劫经历

两个人遭遇打劫多少还有个交流,一个人陷入这种情景,可就更惨了。

那次,我一人被劫的事情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像往常一样在一栋18层高的公寓前double parking好,按亮紧急刹车灯,拎着外卖袋一头冲进电梯时,才发现两个长相凶狠的年轻人跟我一起进了电梯。

令人奇怪的是,当我按亮11层的按钮时,他们也不再做出任何其它楼层的选择,而且他俩明明认识,却一左一右分站在我身体两侧,他们的对话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今天就是缺点零花钱啊!”

“没问题,有人会给我们送上来的。”

“要是有人跟你不对付,你喜欢用刀还是用枪?”

“用刀,用枪显不出我的实力。”

我心想:你们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说要抢我身上送外卖的钱吗?

到了11层我走出电梯,心里怦怦地跳着。我一边查着门牌号码,一边向楼道的一头走去。心中盘算着该如何对付这两个小混混。他们看来是在等着我把外卖送掉后拿到现金再动手。

应该马上报警?可是什么事还都没发生啊!应该寻求这位订餐人的帮助?可是我应该怎么说呢?思考之间我已经走到了这家订餐人门前。我伸手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但只开了一个手掌大的缝隙,可以看到门还被一条铁链子挂着,这在纽约也是常有的现象。看来主人就没想让我进门。

门缝里闪出一张老太太的脸。还没等我说话,她就伸手接过了外卖,另一只手把早已准备好的钱币一把塞到我的手里,随即“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我手里攥着那带有体温的钱,只好转过身来向电梯走去。这时我远远地看到电梯门敞开着:看来那电梯在我送餐时根本都没有离开,我仍然能听到电梯里那两个人对话的声音。等我再往前走,就看到电梯门与楼道相交的地方,露出一个人的脚尖。我明白了,他们是在用脚抵住电梯的门,使电梯无法移动,专等着我走进去来个瓮中捉鳖。

怎么办?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假如我在电梯里边被打劫,他们可以随时停到任何一层逃走,即便是来了一、两个警察,在这座18层高的楼中也难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更可怕的是,当我进入电梯时,我赤手空拳将怎样与他们搏斗?他们身上是有刀还是有枪?如果我乖乖交出我身上所有现金,他们是不是还会伤及我的身体?

思考间,我已走到离电梯口只有两、三米远的距离。我猛然发现,在我左手边紧贴着电梯口有一扇门,这显然不是一户人家的门,而是通向楼梯的门。太好了!我顾不得多想,一掌推开了门,赫然看到了水泥楼梯,于是身子“噌”的一下就蹿了下去。等我冲下第一个“之”字形楼梯时,可以清晰地听到楼上的电梯门“哐当”一声关上。我一边冲向下一个“之”字形楼梯,一边在想怎么办?他们追上来了。我的双腿哪里跑得过电梯?对!我一定要将电梯按停。

于是在我跑完第二个“之”字形楼梯时,又推门冲回楼道,看到电梯的指示灯还没到达这一层,便伸手按下电梯的按钮。然后我折返身子重新冲下楼梯。这一下反冲过猛,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我马上警告自己不要乱,要镇定,要跑稳,摔倒了就可能被他们抓住。我只要每下一层,推开楼道门按一下电梯按钮,电梯就必须在每层都停。只要我一层层照此操作不出错,我就永远可能跑在他们前头。

当然,这样做必须要让我每跑一层楼梯的时间短于电梯到站开门关门再走一层楼的时间。而我这时,已数清这之字形的每一个斜边是九级台阶,我一步三级,每一个斜边用三步完成,就可以抢在电梯前面。这回我在北大练就的长跑本领终于派上了用场,当然,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是用来救命。
一共11层楼,层层进行着比赛。等我到达一层楼道门时,看到电梯指示的红灯仍然显示在“3”上,我长舒一口气,转头疾步冲出了大楼。

外面碧树蓝天。楼门口,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正撒着娇扑向妈妈的怀抱:生活是如此的祥和,而凶险与祥和仅有咫尺之隔。等我冲到double parking车边,早已有两拨人对着我的不文明行为叫骂,一拨是被我压在路边开不出来车的停车车主,一拨是被我堵在车后的三辆轿车,驾车人都把头伸出窗外,手中拼命地按着喇叭。

“Sorry! Sorry! I’m taking off.”(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开走。)

我连连道歉,然而心里却无限轻松。因为周围这一切都向我表明,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六、钱藏在袜子里硌不硌脚

当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时,自己一算也吓了一跳,底薪、小费加起来总共是1963美金。我粗略算了一下,这相当于我在中央电台18年工资与奖金的总和。记得那时我一个月薪水只有86块钱,而美金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1。

为了省钱,我们几位南伊大的同学合租了一间地下室,这个月租380美金的房间有十多平米。
房内没有床,也没有任何其它家具。房间附带一个窄小的卫生洗浴间。我们从街道上找来人家扔掉的废床垫一个连一个铺在地上。这一下屋内就不再有任何插足的空间了。

所有人进屋时都遵守一个规矩:先把鞋和袜子脱掉,留在楼梯的空地上;进屋以后,先去洗脚,否则一人鞋袜中略带脚臭,全体同仁就要忍受一夜,因为地下室中是绝对没法通风换气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间陋室,却承载了我们无数的快乐和希望。每天打工回来,大家都像见到亲人一样,互相问候、交流、鼓励乃至吹捧。

当然,最快乐的就是发薪水的日子。一位同学所在的餐馆是双周发薪,这让我们全体人员都嫉妒不已。因为我们一个月只能高兴一次,他却可以高兴两次。不管发到手多少美金,折算成人民币,都是家里亲人不敢想象的数字。

为此,我们都在平日的生活中节衣缩食,有旧的绝对不买新的,有坏的绝对不吃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纽约这地界,稍不留神就会花掉几十美元,而这钱足够给国内的亲人买一台全新的录音机或电风扇,美美地用上二、三十年。

每天下工回来,洗完脚后就坐在床垫上,我们往往背靠着墙盘算着又会有多少钱进到自己的口袋。

记得有一次,我刚刚坐定,楼道上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们都猜到那是同屋的小林回来了。人还没进,就听到江淘的高喊:“哎,你怎么犯规了?谁让你穿着袜子就进来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马上就把袜子脱下来。”

“不行,味儿都已经带进来了。”大家齐声叫道。

“一分钟,就一分钟。”只见小林坐在自己那一方床垫上,脱下袜子,从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叠美元。

“哦,原来是发钱了!”

“够有想象力的,钱能藏在袜子里,硌不硌脚?”

“硌什么脚,我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那已经属于我的美元,心里多踏实!”小林一脸满足地说。
“是啊!这种硌脚我也愿意有,天天硌都行”,江淘也插了一句。他是我们这里最惨的,来纽约这么多天了,还没有找到一份可以干下去的工作。

“赶紧,赶紧,赶紧把袜子扔出去。”胖子上来,拿起放在小林身边的袜子,走到楼梯口一把扔了出去。小林根本没有感觉,只见他坐在床垫上,背靠着墙壁,把那一摞美元举到眼前,一张一张地点着。“你这都点第几遍了,你不近视吧,票子都快碰到鼻子尖了,闻没闻见那钱上还带着刚才的脚臭?”这一说小林干脆把票子放在了鼻子上,说:“你这一说我才发现这美元不仅看着舒服,闻着也香。”“我觉得你还是拿着你那袜子直接闻吧,那毕竟也是装过美元的袜子,味正,味足。”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六)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

                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

                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作)。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

                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