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七、我已写好了“遗书”
凌晨醒来,同屋的人们还都在酣睡。透过地下室顶层那狭小的天窗,我看到天已微微发亮,树枝在轻轻摇曳,一切都平静得像往日一样,有谁能想到一个有着无限抱负、无限理想的年轻生命即将不久于人世?

我把写好的信,折成三折,放进信封,贴好邮票,想着哪一个是离我们驻地最近的邮筒。我今天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这封信发出。

快餐店打杂和送外卖交替的生活是繁重不堪的,而劫匪的不断出现,又加剧了工作的惊险。

努力做到最好的好胜心和担心被老板辞掉的恐惧相交织,使得这工作的重负超人想象。每天十三、四个小时超强的劳作使我不能有些许懈怠,一天工作中,只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停顿片刻,一是在送外卖的马路上等绿灯时,二是在楼道中等电梯时,余下的时间就是无穷无尽的奔跑。
每天回到地下室,身子都像散了架一样,瘫在床垫上,一动也不想动。那时谁要是能帮我把水从屋内两、三米以外的距离拿到我手边,我都从心里感谢他。

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就在我感到已经完全融入快餐店,在老板和工友的眼中我都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员工时,我的身体却出了问题。

一天,我帮着老板处理垃圾,这可能是所有工作中最轻的一项。那就是把这个餐馆后院的一个像集装箱一样,三米见方的铁皮箱里的垃圾尽可能压缩。因为纽约的垃圾在清理时是有体积限制的,如果超量,每周来一次的清洁车就会留下部分垃圾,这在夏天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部分垃圾都是泔水和餐馆作业后余下的废物,多留一天就会滋生更多的细菌。

每周四,在垃圾公司的清理车到达之前,垃圾箱都已堆得满满的,数不清的蚊蝇围在垃圾上“嗡嗡”叫着乱飞,很让人恶心。为了使这个有限的箱子盛下这个餐馆一个星期的垃圾,除了在垃圾箱里见缝插针以外,最主要的工作是跳到垃圾堆上去踩、去跳,尽可能用身体的重量把垃圾一层层压下去以节省空间从而尽量能够装下更多的垃圾,这样老板就不至于多付费用甚至被罚款。

那天,我爬上垃圾堆,在飞午着数百只苍蝇的垃圾堆上跳着、踩着,努力地压缩着垃圾。一会儿我狠跺双脚,像《大河之舞》的演员以脚敲地;一会儿我又纵身跳起,用双脚及身体向下砸去,像街头的摇滚青年。每次跳下,那数百只苍蝇都会轰然散开,随即又会围着我乱转。这不禁让我想到电影《与狼共舞》,我现在是名符其实地与蝇共舞吧!

突然,在一次跳下之后,我感到肝部一阵疼痛,身子不由地重下蹲在了垃圾上。心中马上掠过一个不祥的念头,怎么,难道肝出了问题?

我在13岁那年,曾经患上急性黄疸型肝炎,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整整关了一个多月,从那以后肝就落下了毛病。后来的我有时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肝就会剧烈地疼痛起来。当然,每次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就能逐步地恢复,因此我从来也没对此太当回事。在我蹲下不动时,苍蝇们也顿时安静了许多,这时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只近在咫尺的苍蝇。他们的身体,有些部分是深深的墨绿色,有些部分是晶莹的黄色。因为平时匆忙我们忽略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以为苍蝇是黑色的,有多少人认真地观察过他们身上竟然还具有如此美丽的色彩。

“干嘛呢?发现宝贝了,还是做了亏心事?”老板一声吼叫把我惊醒,“还不赶紧,垃圾车马上就到了。装不下的这些东西你兜着走啊?”

我顾不上疼痛,站起身又开始“与蝇共舞”……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地下室,才感到肝部疼痛难忍。

安静下来时,我发现这种疼痛的程度与我的呼吸有关。每当我急速吸气时,肝部就像针扎一样,这可怎么办?这份工还打得下去吗?

我刚开始适应这种环境,用一个月的时间挣了国内十多年的工资;刚刚总结出了获取高额小费之道,接下来的这一个月,我有望把小费收入再提高50%。在思考中我不时地经历一阵阵肝痛,直到凌晨才在朦胧中睡去。

第二天一早,当我站起身时才发现身体轻飘飘的,似乎一阵风来就能把我吹倒。昨天晚上还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坚持,可等我来到餐馆时,却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这身体一定承受不了那繁重的工作,我必须向老板说明情况。

我跟老板说身体不适,需要几天减量的工作。在美国打工,这种讨价还价是很难被餐馆老板所接受的。也许是他看到了我一直在全力地付出,也许是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情感,老板竟然破例同意我改打半工,每天从送餐最紧张的下午五点开始上班。

然而,接下来的情景却比我想象的还糟很多。即便是每天只有半天的工作,我也再无法应付原来那种工作节奏,而且肝部疼痛不止。频率越来越高,痛感越来越强。

工作之余,我看到我的女同事Sherry就不禁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经历了千锤百炼,中学时期三夏学农时就在烈日炎炎下拔一整天麦子;大学期间,在北大长跑队,坚持每天5600米的训练,怎么体力还不如这个身高只有1.5米的瘦弱姑娘?我记得每天夜里11点下班以后,当我们完成店里最后一道工序拉上门口的金属卷帘后,她还可以兴致勃勃地去隔壁挑选自己钟爱的冰激凌,而我却瘫成了一团泥似的站不起身来。

对于疾病的恐惧,使我进入了那些黑身份工友们的状态:病急乱投医。听说牛肉最给人力量,我就大块猛吃;听说维生素能增强体力,我便以超常的剂量服用。所有这一切都不管用时,我便想到了中医。

利用半休的时间,我坐车来到曼哈顿中国城,找到了一位专治疑难杂症的老中医。一剂药30美元,一个疗程200多美元,相当于我父母两人一年的收入,我的工作底薪800美元也仅仅够用三个疗程。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治病要紧。只要能够恢复身体,多少钱也得花。

然而,无论哪种治疗都不见任何效果。终于我不得不向老板请辞,我知道现在不是能不能保住工作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性命的问题。曾经让我痛恨得咬牙切齿的工作环境,一旦要离开而且是以这种方式离开,还真有几分恋恋不舍。

看着这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工友,想起他们为让我与家人能够通上一个完美的电话,而将我围成一圈,抵御着可能来自黑人的侵犯时,心中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真的不能干了?”老板听到我请辞,停下了手中的活。

“不好意思,老板,真的不行,是身体的原因。”

“好,你先到那边去坐一下。”老板看着我跟他讲话时,身子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在洗手池边撑着身体。

我想老板应该给我结钱,我看病也需要用钱,那我就稍等一下吧。我便走出厨房,坐到了前厅客人的座位上。

“老板做菜喽。”Sherry兴奋地叫道。周围工友的目光也都被吸引了过去。老板出身大厨,当年厨艺在纽约餐馆颇有名声。每月2200美元的市场行情下,他却凭一身厨艺,能够叫价,不到2500美元不做。现在店里的大厨也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全店的人都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板下厨了。

朦胧中我看到他一把扯过了大厨身上的围裙套在自己身上,一边向抓码师傅下达着指令。

几分钟后,Sherry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肴放到我桌上:“小沈,这是老板给你做的。”

我一看是西兰花牛肉,这是中餐馆最常见的一道菜。自从我肝部疼痛以来,牛肉强身的概念使我对这道菜情有独钟,尤其是工作的最后几天,我更是使劲吃。看来这一切都没有躲过老板的眼睛,平日里少言寡语的他,其实对什么事情都心中有数。在我狼吞虎咽的过程中,老板已把最后一道汤放在了桌上,并坐到我对面。

我停下来看着老板:“老板,有个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对不起!面试时,你问我是不是本地人,我说是,其实我不是。”

“我早就知道,”老板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你以为能瞒得住我,你不想想你第一天开着车来,那车牌子就不是纽约的。”

我顿时无语。

无论是无所不用的中西医疗法,还是地下室里日复一日的休养,肝部的疼痛只有加重而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这时我想到的最多的就是“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想到他那个顶在肝部止疼,最终把椅子背儿顶破的茶杯。想到那吞噬了无数生命的肝癌。

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病来如抽丝。夜里肝部疼痛时,我感到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魔鬼,把手伸到我体内,一根一根把我生命的纤维抽走。原本一个健康结实的机体,被抽得骨瘦如柴、无力站立。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位非常要好的中学同学。那时,他是我们所有同学心目中的体育明星。他那完美的身体素质,总能在常规的体育项目中胜人一筹。在篮球场上,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弹跳无比的高,速度出奇的快,这让那些个头远远高于他的人奈何不得。尤其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以他普通的身高却在盖帽中首屈一指。

一次,他不无得意地跟我说出了其中的秘诀:盖帽的关键不在身高,而在于判断。当判断一定,能否封盖成功,不在于弹跳多高,而在于前冲是否足够。因为,事实往往是多一点前冲,就能够弥补很多跳起的高度;在非常规项目中,他更是难有敌手。让他训练撑竿跳高,他很快成为全校冠军。让他练习射击,他就轻松拿到海淀区第一。但就是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同学,在我们同是24岁时,被确诊为肝癌。住院两个月后,身体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

弥留之际,他拒绝所有前来看望他的同学。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样子过于可怕,他不希望改变在同学中的形象。但他对自己的女友说:“如果沈群来看,你还是让他进来。”

即我当时却由于工作繁忙,并且不知道他病得如此严重,竟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此事多年来一直成为我心底的遗憾。我现在想着,也许不久我就可以与他重聚了。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的生命轨迹。已经经历过几次死亡线上的挣扎,却又重新回到常人世界的我,难道躲不过肝癌的宿命?

假如我已不久于人世,心中还有哪些遗憾?当然最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进了北大,又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又留学到了世界上最富有、传媒业最领先的国家。眼见还有一年即可硕士毕业,一个崭新的生活即将全面展开,两位老人是否能够承受住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不行,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一切。到纽约打工以来,由于工作过于紧张,我已有日子没给他们写信了。虽然那次长途电话说得非常过瘾,但我知道信对于教了一辈子书的父母另有一番意义。

想到此,我拿出纸笔,坐在床垫上,开始写信。刚写完“爸爸、妈妈”四个字,泪水已夺眶而出。

凌晨醒来,同屋的人们还都在酣睡。透过地下室顶层那小小的天窗,我看到天已微微发亮,树枝在轻轻摇曳,一切都平静得像往日一样,有谁能想到一个有着无限抱负、无限理想的年轻生命即将不久于人世?

想到我将死于美国,心中禁不住有几分凄凉:选择美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当年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那些走过来的路便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为什么选择美国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刚进台时,工作是充满激情的,几乎每天都会接触新鲜事物,因而也常常会有新的感悟。然而很快,刚迈出校园的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万丈雄心与实际工作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就一波又一波地在我内心引发出困惑和挫败感。

一篇又一篇融入我情感与心血,经过反复推敲自觉无可挑剔的报道,总是被领导轻而易举地打入冷宫而得不到播出;一次又一次我写出的关于电台体制的改革规划,虽然得到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的鼓励和好评,却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实施;1986年,虽然我当选为部里三大台每台仅有一个的改革青年代表,然而,在日常工作中却难以找到自我价值的认可。

一天,当我趴在办公桌上编写稿件时,同一办公室的一位老编辑从我身后走过,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沈!我们是不行了,以后就看你们的喽。”说完这话他便走开了。

望着这位即将退休的老编辑的背影,我的思维却无法再集中在稿件上,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真要在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机制和环境中像这位老编辑一样工作一辈子吗?他这过来的一生不正是我未来生活的真实写照吗?如果像他这样一个结局,我会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几十年后,等我到了退休之年也会像他那样对新进台的年轻人感叹自己的一生,大事无成而寄希望于下一代年轻人吗?

不行,刚刚26岁,就可以看到生命尽头的样子,杀了我也不干。

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我在这个社会中出于什么样的位置?怎样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已经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进了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最好的单位,我怎样才能跳出这个特定的生命局限?我就像是一只笼子里的小鸟,厌倦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迎风飞翔,一展自己的羽翼。但茫茫宇宙哪里才是我飞翔的天空?

几经思考,终下决心出国。

只有走出国门,才能完全摆脱现有的坐标系,重新给自己的未来定位。只有走出国门,才能使我最快速度地改变自己的财富积累,从而过上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

去哪个国家呢?那个时候的中国如果想要出国,通常要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是在海外有关系,无论是多远的亲戚,多少能帮上一点忙。

因为当时的信息很闭塞,对于成千上万立志出国留学的人来说,只有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各自库存着一本有关海外大学信息的书籍。成千上万的人都靠着翻阅这两本书寻找自己的留学之路,而这两本书也早已被翻得残缺不全。

但如海外有关系可就不一样了,那些关系不但能帮你获得更多学校录取和奖学金的信息,还能给你寄来入学申请表格。这样一来你就远远优越于那些只能到图书馆翻阅信息的普通留学申请者。
对于没有海外关系的人,如果你外语成绩好也是一个制胜的条件。很多北大英语专业的师哥、师姐们就是凭借超强的英语能力,而成为最早一批获得奖学金的赴美留学生。那时候留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能不能出国才是最重要的。

我仔细掂量着自己的条件,第一没有海外关系,第二英语不好,出国留学这事没有任何近水楼台的便利。但我决心已定,出国是我向命运发出的挑战,铁人王进喜的那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上就等于自甘堕落,不上必将后悔终身。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八)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