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决定出国以后,我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选择哪个国家。我很清楚,今天如果盲目地跨出一步,就可能导致一生的轨迹定型。那个时代去欧洲留学的选择并不被多数人接受,中国学生留学最多的三个国家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

为了对自己负责,我必须做好这次选择,于是我采取了一个今天听起来有点可笑的最原始的方法:我来到这三个国家的大使馆门口,与排队申请签证的人进行对话交流。

在日本大使馆门口,大多数等待签证的人都在谈论着在日本读语言学校时怎样才能获得校外打工的机会;一天能挣多少日元;回到课堂上再怎么把考试蒙混过关等等。好像去日本留学就是为了咬一两年牙,挣一大笔日元然后转身回国,而不是去学习知识。

澳大利亚使馆前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排队申请签证的人们似乎都有过倒买倒卖的经历,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某某的牛仔裤是从哪里进的货,深圳地区水货的录音机多少钱一台。似乎去澳大利亚就是要变国内倒爷为国际倒爷,大赚一笔后成为出国暴发户,从而彻底改变经济状况。

只有美国大使馆前迥然不同,排队的人们都在互相交流着你的托福考了多少分?我的GRE在申请学校时起了什么作用?大多数的人们是攻读研究生或更高学位,对自己到美国开创新生活也都成竹在胸。

不行!我只能选择美国,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仅仅赚一笔钱不是我的理想,变成国际倒爷也不会让我对生活满足。我只有在美国重读学位,开创自己全新的未来,才是我最中意的选择。
但是那个时候去美国获得签证必须要有全额奖学金的支持,而要想获得奖学金,就必须在英文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英语。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马克思还不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一门外语的吗?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正是因为他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吗?选择作出,决心已定。我就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历程:每天结束台里的工作后,我就去院里的食堂买上一个烧饼,骑上车一边吃一边奔向那个借用中关村二小教室的辅仁外语学校,在该校的英语补习班学习新概念第二册。

一天天下来,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

可是半年下来,收效甚微,英文的水平提高得非常有限。与此同时,身边一批又一批好友已经拿到签证走出了国门。其实我很清楚,由于台里紧张的工作,使我真正能够拿出来学英语的时间每天不过两、三个小时,这样一个时间的投入对于我这个没有一点英语基础的人来讲要想达到通过托福考试的标准几乎就是天方夜谭。第二天八小时的工作压力,早已把前一天辛辛苦苦塞进记忆的十几个英文单词冲洗的干干净净。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都感到吃惊的决定:从中央电台辞职,破釜沉舟,全封闭突击英语学习。这个念头一经我说出口,立刻遭到全家人的反对,而且反对的激烈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你疯了?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做,怎么想起学英语了?”

“你英语一点底子没有,想没想过要是考不出好成绩,去不了美国,还怎么在中国生活?”

“你已经是二十、七岁的人了,现在辞职没有收入还要让父母担负你的生活费吗?”

“现学英语,这得花多少时间?还不如去日本、澳大利亚出国去上语言学校,你看隔壁小顾,两年多前开始复习考托福,折腾来折腾去,现在不还是没有走成?去美国读研究生,不拿奖学金还不成吧?”

“你现在是中央台的记者,拿着记者证跑全国,到哪儿人家都尊重你,你想过没有,你要是辞职了,再想回台里可就不可能了。”……

从我的父母到所有在京的亲戚,只要能说得上话的,都发表了一致的看法:辞职学英语不可取。我没有辩驳,也无话辩驳,这个时侯说什么都没有用,没有什么比现实更有说服力。在几乎没有私营企业的8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可以说是最让人羡慕的工作。那个时候电视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影响力,虽然黑白电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即便是在大城市,人们的信息来源也主要是报纸和广播,而广播更以它的便携式的优势,不识字的人也能欣赏而深得人心。早晨上班时你总能看到这样的情景:马路上骑着自行车的人们,常常在车把前吊着一个微型半导体,里面传出全国新闻联播的声音,骑车的人边骑边听,与看报相比既省钱又节省时间。

中央电台记者的知名度也高。记得86年我们一行记者去山东枣庄现场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的拍摄过程。报道结束后,我向同行的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们提议,一起出钱包车到鲁西南的老区去看一看,大家一致赞同。

等我们穿越100多公里的山路,走进一片山庄与村民交流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不要说看电视,就是连《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都没有见过。但是他们却大多听过广播,中央台的几档节目,包括我所制作的节目,他们也有人听过。因此当我们几人同时亮明不同媒体记者的身份后,我就立刻受到了“上等嘉宾”的待遇。

当然,无论有多少便利和实惠,中央电台的这份工作,是否适合我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大脚趾知道。一想到自己费尽心血才完成的稿子被领导一句话就枪毙,最终只能被扔进废纸篓,成为浪费生命的证据时,我就更加坚定了重新选择生活的决心。

不过我也理解所有反对我的亲人们的担心,我也知道留学美国不是一条能够轻易走通的路。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半年多的业余学习英语的经验,已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外语,不可能靠每天记十个单词似的细水长流,它必须是全力以赴,突击似的学习才能实现阶段性的迅速提高,最终达到质的飞跃。
当然,从经济上来说,父母已经辛苦了一辈子,而我也已经是27岁的人,我不能再给他们增加任何生活上的负担,我的自尊心也不允许我这样做。

于是,我对他们说:“爸,妈,我知道对于我辞职的决定全家都投反对票,我也懂得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人生选择。可是由于它涉及到我整个下半生的发展,所以还是让我自己来做决定吧。如果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目标,我努力过了就不会后悔,但如果现在让我放弃这个选择,听从你们大家的意见,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生活费上你们不用担心,虽然我将失去中央台的工资,但你们不用为我出一分钱。我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托福考试和申请美国大学的费用我自己也能挣出来。只是最近两年可能不能再挣钱给你们,而且直到出国前还要跟你们挤在一起住。”

父母是明智的,他们也了解我的性格。就像当年并不赞成我大学报考中文专业,但在我的坚持下他们还是同意了一样,他们又一次遵从了我在人生路上的重大抉择。后来我了解到,在自然界中,鹰也有一个重生的经历。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可是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艰难却重要的决定。因为,这时它的喙已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爪子也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从而使得飞翔十分吃力。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

接下来,鹰要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再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忍受住此时滴滴洒落鲜血的疼痛。

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再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

5个月以后,等全新的羽毛长出来时,鹰便可以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开始30年的翱翔岁月:它在天空中获得了一次新生!

 

备战托福中的美女之恋

在父母的熏陶下,我从小就酷爱诗歌,中学时代,还有过“每天创作一首诗”的时期。虽然那些诗日后绝不好意思再拿出来给任何人看,但却培养了我对诗歌乃至对艺术的敏感和热情,当然也培养了我自诩为诗人的心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朦胧诗和现代艺术画派所带来的艺术观念冲击,仍然持续着对文学青年兴奋神经的震颤。

“北岛”、“顾城”、“舒婷”在那时都是时刻回荡在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名字。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由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主编的《诗探索》的编辑。

那时,《诗探索》是在中国诗坛官方舆论对朦胧诗的一片萧杀之声中唯一与之抗衡的力量。

近两年的研习和编辑也使我在学习做人要说真话的同时加深了对所有现代艺术的兴趣。

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对艺术的特殊感觉也使我在恋爱中受益。那时,我刚刚决定放弃中央电台的铁饭碗,将未来定位在美国,英语的恶补已经正式展开。然而那颗耐不住寂寞的心和对文化艺术的冲动仍然使我愿意忙里偷闲地去欣赏现代艺术。

这天我拿到了两张现代摄影艺术展的门票,便约好一位酷爱现代艺术的大学女生一同前往。想不到来到学校时,她说身体不适不能与我同去。为了不使我失望,她把她的好友冬丽介绍给我。谁知这段不经意的临时组合却成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那是一个刮着大风的下午,我和冬丽双双骑着车从学校出发前往现代摄影展现场:北京三里河。
初见她时,只觉得冬丽长得挺好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聊天中才逐步得知她是82级学生,去年刚刚作为保送生进了研究生班,并且因为成绩优异免考了英语。

听说这一点后,我就提议在这一路上进行双人英语对话。在她笑着点头同意,我随即开始给她背诵自己刚学过的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中的小故事。背完再基于小故事互相用英语谈感想。

说是对话,但实际上一路上都是我一人在不停地说,因为我很珍惜能有这样一位免费的英语对话老师。我一边说着心里还止不住有几分得意,我的英语水平已经到了可以和高才研究生进行对话了。
多年后我才听到她对我这段英语会话的评论:我一路上说的英语她基本上就没听懂,甚至在刚开始时就没觉得我在讲英语。

她告诉我,实际上她心里一直在想,一个北大的毕业生,英语怎么能差到这种地步?说一句话有时要憋上几十秒,脸都憋红了才能找出一个英语词来,而说出来后也一定是个错词,不是动词的时态问题,就是名词的单复数问题,总之就没有说对过一句完整的话。

当我俩走进现代摄影艺术展才真算是真正到了我的地盘,那种抽象概念的摄影作品,让冬丽完全不知所云。她看着我看得津津有味,便说:“你给我讲讲吧,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生活中恐怕再没有比这种情景更容易引发人的激情和创作灵感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忽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真诚地把你尊为老师,期待着你给她讲解。说实话,要说谈诗歌和电影,我兴许还能说出个道道,摄影和绘画,我的知识其实也就一鳞半爪。

但在比我更不懂的人面前我还罗嗦什么啊!于是我没能止住即兴发挥的冲动,头脑中风暴般地把那仅有的一点点线条和色彩的知识都用了出来,在结构上,华丽的语言配上“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这足以让她在天花乱坠中倾倒……

“不要问人家的艺术是不是容易看懂,先问问自己欣赏艺术的心态是不是够开放。”

“观赏现代艺术,首先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心态问题。不要假定任何先入为主的意义,永远秉持开放的心态,你才能与现代艺术结缘。”

“从线条和色彩的搭配中捕捉艺术的美,看似随性的创作,往往凝聚着艺术家的精心。没有与艺术家一样的眼光就无法欣赏到这种艺术的内涵。”

“只要心有灵犀,生活中的美就可与你不期而遇。只要有了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充满艺术美的世界。”估计讲到最后,她已经彻底地被我的艺术头脑所折服。而“老师”的状态也自然随着“学生”的如痴如醉而得意忘形。那一下午我觉得真值。既练了英语又欣赏了艺术,还实实在在被大才女追宠了一把,用现在的概念就是瞬间把别人变成自己的粉丝。那以后我与冬丽也没再联系,偶尔与朋友通话问起,也只是知道她将在暑期随大学艺术团出京进行慰问演出。

8月的一天,中央台文艺部的秘书:一位善良而富有耐心的阿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很神秘地对我微笑着说,“小沈,你可得向我老实交待。”她双手背在身后,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心底无私天地宽,我能有什么好交代的?”我有些莫名其妙。

“看看,这是谁的信?是怎么把人家弄到手的?”说着她把藏在身后的信展示在我面前。那时候所有寄到文艺部的信件都由她统一代收,然后分发到各个部门乃至收信人手中。通常是每个部门的人路过她的办公室就顺带把自己部门当天的信取回。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她一般不会单独给个人送信。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明信片,正面是蓝天白云下的天池,背面是一行隽秀的小字,“我们演出来到了天池,这里的一切都太美了,但如果有你在,这个世界会更美。”落款是“冬丽”。

我脸一下就红了,但很快领悟到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暗暗埋怨:真够冒失的,写这种信竟然寄到台里,而且还用明信片,这不一下就成为整个文艺部的谈资了吗?

埋怨归埋怨,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故事后来的进程就都可以想象:她一回到北京我就进入到她的美丽世界,并且也让她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起来。

平心而论,她有着那种女孩子少有的美丽,五官标致,气质出众,可是说是校花级的。她学过舞蹈,因此站立时永远是亭亭玉立,走起路来有一种优美的律动,欣赏她就像欣赏一副绚丽的图画或者一首优美的诗歌,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约会时,我都心甘情愿地比预定时间早到一点,因为我非常享受看着她从远方一步步走来的情景。

我这份感觉虽然难免主观,但也不完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87年她去北京最著名的照相馆中国照相馆拍摄肖像照,等她隔天再去取照片时,发现照片已被放大至领袖像的尺寸,展示在中国照相馆冲着街道的橱窗里。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九。但在我第一次问她时,她却告诉我是一米六零。后来我发现了这个美丽的谎言,严肃地质问她:“你怎么可以骗我呢?”

“没骗啊!”她眨动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

“明明一米五九干嘛说一米六零?”

“光脚时一米五九穿上鞋一米六零。”

“那穿高跟鞋还一米七零呢,踩高跷还两米呢。还有这样计算身高的?!”

恋爱是轻松的,但我们的恋爱除了轻松还有一份沉重,那就是我们都要限期实现自己的理想:赴美留学。这份共同的选择使我们的恋爱始终有一个主旋律:备战托福考试。那个时代与现在不同,去美国的途径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留学读书。旅游、办公司、访问、投资等等现在大行其道的赴美途径在当时都闻所未闻。

托福考试是每一个赴美留学人员的必经之路,只有考好托福,才有可能获得奖学金,只有获得奖学金你才能稳获签证,美国的大门才会向你敞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人来讲只要进入美国就步入了人生的辉煌境界,而且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从经济上来讲,只要你获得美国奖学金,你不仅在学业上受人尊重,事业上几近成功,而且在经济上也立刻进入富人行列,因为每年奖学金的节余款项就足以让你成为全国人民推崇的万元户。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九)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