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那时的托福考试还没有写作这一项,对所有中国学生来说,最难的就是听力部分。中国考生往往能在语法一项获得满分,但在听力中却常常错得一塌糊涂,因为绝少有人平时能听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讲话。

想起这个我就非常后悔,因为在北大三、四年级时,我一直被中文系选去作为留学生的陪住(加注:80年代初,已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北大留学,而大部分留学生,尤其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人,都会被校方安排一个中国同学与之同住。一来可以使他们增加汉语会话的机会,二来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北大的陪住制度)。

我陪住的人一直是地道的美国留学生,当时我们两人同住一屋,而且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往往都非常初级。如果当时我有学习英语的想法,每天都有机会与英语母语的人进行英语会话,但我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人生永远是一次现场直播,没人能有“倒带子”重录的机会,当年随处可在的会话机会错过了,现在却要千方百计地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番努力,我找到了一位人大的澳大利亚留学生,他愿意跟我做language exchange(语言交换),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相互学习,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两人时间对等,谁也不用给对方付费。

起初他的中文口语水平和我的英文口语水平不相上下,但自从语言交换计划开始,我的英文进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他的中文提高却是按部就班、不慌不忙。没过多久,我俩的外语能力就已完全不对等。同样一句话,我用英语表达时基本上是脱口而出,而他用汉语表达时却往往结结巴巴,所以我们交谈时就不再是汉语英语比例各半,而是英语内容占居主导,最后英语内容终于接近100%。
通过这种语言学习,我俩已经成为好友,因此会话课之外经常共同进行如打球、看电影之类的文体活动,期间的交流自然也都用英语进行,所以与他的对话成为我英语口语起步的最有效的途径。

为了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当时我还尝试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去北京紫竹院著名的英语之角进行会话。在那里永远聚集着一批渴望学英语、讲英语的中国人。

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心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虽然英语讲得结结巴巴、错词连篇,但只要聚到一起便激情无限地大讲英语。很多人还模仿着外国人的样子拿腔拿调,现在想起那些情景仍然觉得非常可笑。

记得当时在英语角上流传着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笑话: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听说中国人学习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北京还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英语角,便特地安排亲临现场。到了英语角,她怀着极大的兴趣问一位中国的年轻学生:“你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学英语啊?”

显然,看到千山万水之隔的异国有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充满激情的学习自己的母语,女首相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骄傲。那人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我们想去美国。”

此话显然出乎首相的意料,犹如当头一棒,使她有些猝不及防,但她马上又很有风度地继续问道:“你们没有想过去英国学习吗?”

“没有。”

首相仍然极有耐心地说:“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太……太……”说话的学生显然是突然忘词了,便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位同学问道,“哥们儿,‘保守’的英文怎么说来着?”

“Conservative。”

“对,Conservative。”他又转向撒切尔夫人,说道:“英国太Conservative。”

首相哑然。

在练习英语听力方面,我和冬丽都喜欢收听美国之音广播,因为那时没有新东方,社会上虽然也有几所英语补习学校,但对于备战托福的人来讲,能够使用的英语资料太少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套老掉牙的试卷套题,所以聆听每天的美国之音的新闻广播就成了我们练习英语听力的最便利的途径。
那时我拿一个手掌大小的红色索尼牌录音机,(那是爸爸从欧洲讲学回来,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购买的“小件”,它一直伴随我走过两年多备战托福的时光。)把每天早晨的美国之音的新闻广播收录下来,再反复地将磁带播放,一天几个小时蚂蚁啃骨头似的苦听。

由于我和女友英语听力水平差距太大,所以同样的内容当她早已听得清清楚楚、滚瓜烂熟时,我却仍然听得磕磕绊绊、模模糊糊。当然我早已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超过她的英文听力。

那时,大学校园内有很大一批同一条战壕里奋战的“托友”,美国留学是大家生活的主旋律,彼此之间永远乐此不疲地交流着考托的心得,切磋着申请美国学校奖学金的技巧。

今天赫赫有名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徐小平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那时他刚从中央音乐学院分配到北大艺术教研室工作,每天也跟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美国大学的申请门道。

当他最终拿到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而顺利获得签证时,他对我讲述了他独到的申请经验:“我把第一次500多分的考试成绩寄到学校以后,就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不代表我的水平。我已经报名参加了下一次在中国进行的托福考试,你们很快将会看到我寄来的更高的考分。”学校的教授显然是被他的自信和执着所感动,表示不用再等下次成绩,就直接批准了他的奖学金。

那个时代,每一个拿到美国奖学金的人就像一步跨入了人生的天堂,多少年持续下来的压抑、焦虑和期盼一瞬间就转化成脸上言表的自信与喜悦。很多人在拿到美国大学奖学金的通知书那一刻都难以自抑、热泪盈眶。因为他们在这一瞬间最能体验到过去岁月的艰辛和对全新生活的憧憬。而那些仍在备战托福,等待命运最后宣判的人们看到他们这些表情,也总有难以言表的羡慕,同时也加强了对自己的鞭策。

1987年10月,我领到了中央台最后一个月的薪酬,连工资带奖金总共86元人民币整。看着这张平时习以为常的工资单,我心里感慨万千,我知道这一切都将从此成为过去,从今天开始我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不再有一个单位给我发工资、给我福利。生活已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成功与否全凭自己的努力。

我知道不管美国之路是否能够走通,我已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单位了。

27岁,我放弃了安逸与自足,选择了风险与自由。

一个27岁的人不能再靠父母给钱养活,而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又能凭什么养活自己?写稿吧!
离开中央台时,我已是中国影视记者协会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当时的会长是《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杨昌凤,她是电影记者的元老级人物,第一届百花奖《红色娘子军》的现场采访人。

在影视记协里我已结识了驻京各大媒体文艺口的名记,而他们大多也曾经向我约稿,只是由于我在电台全职工作,业余时还要补习英文,所以很少有机会应约写稿。现在我可有充分的时间了,我决定狂写一个月,用稿费挣出我半年的生活费和考托福必须的花费,然后在这半年中死拼托福。

计划已定,我就开始了工业化的操作:我把十多家关系媒体的情况列成表格,每家媒体都有如下分项,一是稿件类型,如:是评论还是报道?是人物还是影片?二是可容纳字数;三是刊登周期;四是稿酬标准;五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为避免引人注意,我拟定了十来个笔名,轮番使用。于是这段时间成为我记者生涯中非常特殊的经历。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开始挑灯夜战、疯狂走笔,有时同样一个作品、同样一个人物,要从不同的角度写上好几篇。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形态的创作在美国是最常见的一种,叫freelance reporter,翻译过来就是“自由职业记者”,只有真正有功力的人才能以这种方式生存、成功。

就连我父母也不知道我发表过多少篇作品,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在那一、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邮递员在楼下叫我的名字,让我签字领取邮局寄来的稿费通知单。由于我家住在五楼,所以每次邮递员送信时都要扯着嗓子一遍一遍地往楼上喊,直到我听到喊声后冲到楼下签字。

终于有一天,邮递员不耐烦了,对冲下来签字的我说:“每天都有你的单子,你能不能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下来等着,省得我每天扯着嗓子向五楼喊。”更有意思的是,当我拿着攒好的一摞稿费通知单到邮局领取稿费时,总会招致北大邮局的工作人员怀疑的眼光,那眼神似乎在问我: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在同一个时间接到这么多报刊寄来的稿酬?

仅仅写稿还不够,任何一个可以用稿件评奖获取奖金的机会我也都不会放过。1987年,中国影视记者协会举办了“首届星光奖全国影评征文大赛”,一等奖100元,二等奖50元,三等奖30元。

这对我来讲真是个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得一个一等奖就相当于一个多月的薪水,一个二等奖也相当于我本人大半个月的工资。我决定立即投稿。由于作为中国影视记协理事的我是主办单位人员,按规则不能投稿参加评选。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投稿时不仅全用亲友名字,而且给组委会留下的通讯地址也都是这些亲友的。这样做就应该神不知鬼不觉了,然而我绝没想到的是这样做却带来了很多可笑的故事。

征文的评选结果公布了,我撰写的四篇评论有三篇获奖,两篇获得二等奖,一篇获得三等奖。
由于事前我觉得这些稿件未见得能够获奖,所以我并没有提前通知被使用了名字的亲友,怕的是事先通知人家后又没获奖而出现尴尬,所以想还是等获奖以后再通知他们为好。

然而那时人与人之间的通讯是非常不通畅的,没有手机,没有E-mail,甚至有人还没有家庭电话。最快的通知方法就是往单位打电话。但如果要找的人恰好不在单位,那我就必须亲自跑一趟了,因为这种做假的事是不能让人转告的。

第一份获奖通知寄到了我的女友那里,这还算简单,因为她是事先知道内情的。当然,这份奖状给她带来了意外的欣喜,她说:“奖金可以给你,奖状我要留下,做个纪念。”第二份获奖通知寄到了北大计算机系,因为我使用的是在这里读书的我堂弟的名字。没想到这份通知在他的宿舍引起了轰动,室友们纷纷赞叹:“看看,谁说我们学理科的人一根筋,只懂得公式、计算,对影视艺术我们一样有鉴赏水平。”

“看不出来啊,这同学秀外慧中啊!平时不言不语,写起文章来也能引起全国的动静,我觉得这事也就是北大计算机系的人能做到。”“哎,这通知上说还有奖金呢!你可不能都自个儿留着,全国获奖,这可是大事,咱们得一块庆祝庆祝,吃顿饭,让大家分享分享你的快乐。”

堂弟本来就是一个腼腆羞涩的人。通知书寄来时他已知道内情,但听到同学们的赞赏,他又不好意思将此事挑明,只好红着脸一个劲笑。突然,一位室友拿着那封通知书,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宣布道:“听着!听着!全体注意!本届新光奖全国影评颁奖仪式将于X月X日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会议室室举行。我们要一起到现场给他助威喝彩,大家说好不好?”

在场的同学齐声应和着,我堂弟一听就急了,“别,我不去,让他们把奖金和奖状寄来就行了。考试这么忙,哪有时间跑这么远啊?”“你不去那可不行,现在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这是事关我们整个北大计算机系荣誉的问题。”最终堂弟拗不过那些执着的同学,在一批同学的前呼后拥下,他到颁奖典礼现场领取了那份荣誉。

第三份获奖通知的经过就更是离奇,它寄到了我那位做园林工人的表弟的单位,但由于我未能及时通知到他,所以他对此事全不知情。那天,当他拿着水管正在校园浇花时,传达室的人走到他身边说:“王辉,这有你一封信,是首届新光奖全国影评征文组委会给你寄的。”

王辉拿着水管子头也不抬地回答,“不可能。”

“哎,信就在我手里呢!”

“你逗谁呢你?”他还是不信。

“那我可打开看了。”传达室的人说。

“看呗。”

“哎呦,我的妈,你要不要我给你念一下?”

“想念就念呗。”

“王辉同志,你所投送的电影评论XX,获得首届全国新光奖电影评论二等奖,特邀请您于X月X日出席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会议室举办的颁奖仪式。二等奖奖金50元,可凭此通知在颁奖仪式时领取……”

王辉抬起头,目光从手中的水管转向传达室的人,“跟真的似的,你以为我会相信啊?”
“行,你不要,这钱可归我了。”传达室的人真有点不耐烦了。

“那就归你吧。”

表弟没上过大学,他从未想到过这样的事情会和他发生关系。可以想见有了上面这一出以后,他费了多大劲才帮我把奖金要回来。

稿费和奖金的收获使我可以踏实下来,完全投入到英语的学习中。我已经破釜沉舟,所以听、说、读、写任何一种方式的练习都几近疯狂。由于自己的英语基础太差,美国之音的新闻广播中一共只有几个词的一句话,我也很难一下听懂。于是,我就用录音机把广播录下来反复地听,有时一个词能听上四五十遍。

托福单词、GRE单词,我给自己下了硬指标,每天背诵100个。从早到晚,只要有意识时就强迫自己用英语思维,眼前所见之物一律用英文反应,反应不上来的就查字典,那本手掌大小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随时拿在手边,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所见之人也全部假定为美国人,他们开口跟我说话时,我就用最快的速度在头脑中把他们的话翻成英文,我回答他们的话也同样用英文。

因为我知道,我必将面临一个彻底的英文环境,没有一句汉语的对白,耳听和嘴说全部都是用英文进行,所以今天这样的练习越快适应,明天在美国的生活就能愈发轻松。如果现在张嘴还要结结巴巴,到了美国还怎能应付呢?

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我有时不禁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们现在的感觉还挺不错,但你们的生活没有未来,我现在的生活虽然紧张不堪,但我迎来的将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

没有退路的战斗必将是全力以赴的。每天背诵100个单词的要求,往往很难实现,第二天起床检查时,发现已经有四分之一被忘得一干二净。

这时我就恶狠狠地再重复背诵,因为我清楚,仅凭我现在的英文底子,如果一天背不下100个单词,就不可能考好托福,继而不可能拿到全奖,也就不可能获得签证赴美留学。而当我已经放弃了中国的一切,又没有取得美国的未来时,我将会被所有人耻笑,那是我的自尊心绝对不允许的。当然面对铺天盖地的英文生词,我在死记硬背的同时也不断和女友切磋,创造出很多记忆法。除了现在已被很多人通用的词根词缀记忆法以外,当时对我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自己发明的一种联想记忆法,具体做法就是将英文单词的发音和其中文的含义进行联想,从而记住这个词的中英文对照关系。

譬如说:“宴会”的英文是banquet,其发音接近中文的“办亏了”,一次大宴宾客却没有达到目的,自然就是“办亏了”。这种联想记忆法,虽然在联想时费点时间,但一旦联想成功却效果奇佳,一个单词往往能让我不用复习,铭记终身。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空调为何物,入夏以后,唯一能够降暑的电器就是电扇。

由于电扇转动时有声响,所以托福练习听力时往往不能开电扇,因为往往一瞬间的一个单词没有听清就会把整句意思弄错。做模拟试题时就更不可以开电扇了,但为了降温以便提高做题效率,每次做题前,我都会把一块毛巾浸到凉水里,拿出来轻轻拧一把后,湿漉漉地搭在自己光着的肩膀上。

等一套题做完后,拿下毛巾,已经可以看到毛巾在冒烟了。这时我会把毛巾重新放到脸盆的凉水里投上几把,然后再浸上凉水,披到肩上开始做第二套试题。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十)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