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在海外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子长,又称瓦窑堡。 子长县隶属陕西省延安市,被称为“红都”,因它是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地和东征的出发点,土地革命后期曾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长征后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极为重要的瓦窑堡会议。

子长县原为安定县,1942年为纪念民族英雄谢子长而易名,它的县城就坐落在瓦窑堡镇。虽然它在海外名不见经传,但却是我人生所走过的路上重要的一站。那是“文革”末期,1976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和清华附中的另外四名同学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一起来到子长县芽坪村插队落户,直到1978年9月考上大学,我在这里生活、劳动了两年半的时间。

子长县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峁梁起伏、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植被稀少、四周的山峁峁上黄黄的一片,见不到一棵树,至多有一些矮矮的灌木丛。在那个年代生活极其艰苦、劳动异常繁重,有时也受不了,掉过眼泪,但淳朴的乡亲待我们象自家人一样,无时无刻地关心、帮助我们,我们和村民们,和这块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离开子长后,那山、那水、 那沟、那儿的乡亲们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 …”每当我们当年的“战友”们聚在一起时,就免不了回忆那好似昨天刚发生的事情,谈起能有一天大家一起回子长该多好。这种思绪和情怀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2010年的夏天,这趟日思夜想的回乡之旅终于实现了。我们几个“老插”,约好从北京出发飞抵延安。在延安二十里铺机场,我们三十年未曾相见的老朋友们早早就等在那里。下飞机后坐上他们的车直奔子长县。想当年从北京到子长要走四天,换四次车。第一天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第二天从西安坐火车到铜川,第三天从铜川搭长途汽车到延安,第四天再从延安乘车到子长。长途车一路颠簸环绕在山中,车子走过尘土飞扬。

而今从北京坐飞机到延安,然后乘车走宽大平稳的210国道,再转205省道, 不用一天就能到子长。一路上我们不时发出惊叹,没人相信自己的眼睛。昔日的黄土高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山坡。

一进入子长境口,又使人眼睛一亮,一座宏伟的红军会师雕塑屹立于一宽敞的广场内。入境之后更是明显不同,道路两边绿树成荫。朋友们向我们介绍,数十年来国家在陕北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农民们改种庄稼为种树、种草、种植被, 国家则返给农民钱,让农民买粮食吃。

经这数十年的努力,绿色逐渐覆盖了昔日裸露的黄土。进入子长境内没多久就到了县城所在地瓦窑堡,真是今非昔比,望着车窗外找不到一点当年县城的影子。以前只有一条狭窄拥挤的、长度不到一千米的中山街,地下无排水设施,地面为土路。晴天洋(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如今,繁华的街道、宽阔的柏油路、霓虹闪烁灯红酒绿,若不是朋友给指指点点,告诉我们这儿那儿原来是哪里,我们根本找不着路了,没有一点置身于陕北的感觉,倒象是在一座中大城市里。

拜谒毛、周旧居和子长陵

来到“红都”,当然首先要再次来到已故中央领导人的旧居和子长陵。在子长县有两处毛泽东旧居。一处位于县城正街中,为一进两院砖窑洞,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于1935年12月来到瓦窑堡后就住在这里。另一处位于城内二道街,一院五孔砖窑,毛泽东于1936年率领红军东征回师后就住在这里。周恩来和其它领导人也曾在瓦窑堡居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席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在毛泽东旧居院内屹立于一座毛泽东铜像,这是我们插队时所没有的。是几年前,从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迎回子长的。

谢子长陵园位于子长县城东北齐家湾。始建于1942年,1947年国民党军占据瓦窑堡后被 毁,1952年重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定名为子长烈士纪念馆。坐北向南,占地12000平方米。1989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批重点烈士纪念物保护单位。谢子长,名德元,字子长,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李家岔镇枣树坪人,1897年出生,1924年入伍,1925年入党。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陕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2月因伤逝世,时年39岁。

钟山石窟

第二天,朋友们驱车带我们去了子长境内的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钟山石窟。76年到78年我们在子长插队时,竟然不知有这等宝贝,可见当年多么不重视文物古迹。钟山石窟,位于子长县城西十五公里处的钟南山麓。远远望去,钟南山像一口大钟扣在石窟上,所以得名钟山石窟。

据介绍,钟山石窟又名万佛岩、石宫寺, 始建于晋太和(公元366-370)年间,历经唐、宋、金、明、清至今。据史载,共18窟,现仅发掘5窟,窟内有大小佛像万余尊。以佛祖释加牟尼的“横三 世”为主体,形成三组大型立体石刻,是古代石刻艺术和彩绘艺术的一大珍宝,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史学家称为“陕北第一石窟”。

我们很好奇,这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居然没有在文革中被毁掉。随行的朋友们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传说。1965年破四旧,造反派拿着锤子准备捣毁石窟中的佛像,刚要破门而入,从石窟内窜出一条蟒蛇,吐着长信,吓得造反派退了出去。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1968年造反派们开着卡车带着雷管炸药想彻底炸毁石窟,结果钟南山脚下的秀延河突如其来发起了汹涌的洪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还未善罢罢休,没过多久再次来到钟山石窟,谁知刚进入山门,一枝步枪突然走火,误伤了其中的一人。造反派们由此产生了畏惧心理,只好就此作罢,钟山石窟才得以保存下来。

我们在殿内参观时解说员还告诉我们一件奇事。1989年在阿难(释迦牟尼的弟子)的正上方有一块巨石在夜间突然陨落,但它却绕过阿难头部砸在右侧的通道上,连坛基的边沿都没碰到。解说员让我们看释迦牟尼的手势,是朝着右边方向弹指一挥间的手势。

难道是佛法无边?

也许,那一瞬间,释迦牟尼被阿难的虔诚和衷心所感动,害怕伤着阿难,将那块巨石弹了出去?

更奇的是,近几年在院子石缝中长出了三棵菩提树,而且枝繁叶茂。

菩提树原产于热带,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得道生天的。菩提树却能在气候、土壤和水份并不适合的陕北自生自长,这也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回芽坪村

第三天,我们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芽坪村。我们首先上山为李国亮闫翠英夫妇扫墓。我们叫他们大叔,大妈,他们育有八、九个子女。李家的几个兄弟姐妹这次也从全国各地赶来在子长和我们一起团聚。

他们家的大女儿李红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留校工作了一年后,决心回到贫困的芽坪村,改变家乡的面貌。她那时在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下乡后的几年,我们女生一直住在她家。

刚下乡时,我们自己轮流烧火做饭, 总是做不好,超难吃。后来村里可怜我们这几个北京娃,就派红耘的妈妈闫翠英天天为我们做饭,粗粮细做,光是土豆就能做出许多花样来,让我们顿顿有可口的饭菜。

大妈还帮我们淹了几缸酸菜、咸菜。她总是忙完了我们知青点的事,才忙她自家的事,待我们就象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的柴米油盐和冷暖,时常嘱咐我们,使远离父母的我们又感觉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曾给我拔火罐、刮背,细心地照顾我。可惜我再也见不到大叔和大妈了。

下山后我们又驱车开进了后沟,后沟是我们当年进山劳动经常走的地方,一路上看到一些开采煤碳的机械设备。子长盛产煤,民间流传着,“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子长人管煤叫“石碳”,子长的石碳又黑又亮,用很少的柴就可以把它点燃。家家院墙下都堆满了石碳。我们了解到,原来芽坪地下资源就很丰富,有油,有煤。

这些煤老板和油老板在村里开采,每年给村里一些钱。所以除了国家退耕还林所给的钱外,村民们还有一些从开采而来的收入,他们还做起了屋主,出租房子给矿工们。但是由于有些小矿主过度无计划地开采,破坏了地下水资源,目前从地下打上来的水已受到污染,无法饮用。县政府正在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引水过来。

半路上经过当年大干农田基本建设垒大坝的地方,大家下车照相。当然大坝已不复存在,留下一片平平的淤地,上面种着玉米。只见一后生开着卡车过来,原来是现任村支书的儿子小红,他一看到我们马上拿起手机给他爸报信。当年他只是个学生娃,在村里的小学念书,老撵在我后面耍,我还给过他一枚毛主席像章。

照罢相又接着走,还未开到后沟的尽头,一扇大铁门拦住了去路。下车一打听原来是一油矿占有了地盘,几个年轻人和一老汉从一小屋出来,怎么也不让我们进。这时有人认出那老汉,咳,那不是咱村的当娃嘛,大家一阵寒暄,接着当娃就把大门打开,让我们的车开了进去。果然,在后沟里见到一些采油的磕头机。

从后沟里回来就进了村。一进村,朋友就指给我临街的一栋房说,这是李生玉家。我和另一位“战友”,三步并作两步,直奔那儿去,后面还回响着李家姐妹的喊声,“先回家歇会儿再去吧”。
李生玉是当年的公社团委书记,又是我村的驻队干部,和我们日夜战斗在劳动第一线,在那艰苦的年月曾给我很多的鼓励。

院门是开着的,我们一边喊着,“李生玉在家吗”,一边夺门而入,正值炎热的夏天,院里一个婆姨(陕北人叫结了婚的女子为婆姨)慌忙穿上衣衫,遮住她赤裸的身子,我认出来了,那是李生玉的婆姨,“大嫂,是你啊,我是俞捷,北京娃,可记得”?

这时李生玉也闻声迎了出来,接着就是一阵惊喜,三十二年没见了,当年的青年干部如今已两鬓白发,屋里的娃是他的孙子。我忙拿出从美国带来的一盒果仁还有500块人民币,说“给娃娃们买点东西吧”。朴实的大嫂后又跟我说:“那我给你600块钱,给你的娃也买点东西。”

我当然是拒绝。

我们又一起来到红耘家的院子里,我们女生住过的房子,现已是无人住的空房,破烂不堪、没人维护。见到这房子我心里涌起一种冲动,等退休后回到这里,花点钱把它修一修,再住下来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吧。男生们住过的窑洞还有人住,里面已面目全非。

大家聚在红耘家的房子里,好多村民也闻讯而来,时值中午,村支书派他的儿子买了好多煎饼和绿豆凉粉,然后李家的人现活面,做起了陕北人最爱吃的烩菜面条。

想起以前油水少、吃得多,家家户户吃面的碗象盆一样大,说是把脸埋在碗里吃,一点也不过分。现如今居然也用起南方人的那种小碗来吃面了。当年和我们一起劳动的同龄人不少人已满头白发,现在大都有了孙子辈做起了祖父母。看到他们,把我的思绪一下就带回到那难以忘怀的过去。
在物质那样贫乏的年代,大部分人家半年糠菜、半年粮,有的还要在饥荒的年景,打发娃娃们出去要饭。他们却把最珍贵的粮食多让给我们。

我们第一年按照国家政策是吃国库粮。从第二年起,要在村里按人头评工分,分粮分菜。村民们评工分时都给我们评的比我们实际能干的要高,分粮时给我们每人按一个半人分,没有人有意见。他们总说,“娃娃们来我们这儿不容易,这些家里的该多操心呵”。逢年过节,家家排着队请我们吃饭, 拿出一年存下的最好的给我们,有扁食、油糕, 还有黄米酒, 经常吃不过来, 每家只能尝一点罢了。

刚下乡时我们穿的都是塑料底的鞋,上山容易打滑,村里的女青年们用她们的巧手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双布底鞋。劳动时老乡们替我们打磨好工具,把最好的让给我们用。那时是公社化的集体所有制式的耕作,但每家允许保留一小块“自留地”,可根据自己的喜好种些蔬菜,瓜果什么的。我们每天在集体的地里、山上劳作,已经很累了,没有精力顾及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当地的干部、老乡们就经常到我们地里帮我们干活…… 。

让我们将时间再拉回到现在吧。

吃完中饭后,我们来到芽坪小学,村委会就设在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由原任书记李红耘主持,和现任书记、村长一起,还有数十位村民,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

我们两位知青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村长和书记把村里的情况也简要介绍了一下。大部分村民生活都不错, 其中有些人还有自己的生意做起了老板,有一些人家已有汽车。村民们说,“而个(现在)国家对咱农民可好了,不用种地了,发钱给我们买粮吃”。

在聊天中发现,有的村民也得了诸如脂肪肝、糖尿病、心脏病等现代病。他们面临的不是如何吃饱的问题,而是如何吃的健康的问题了。靠丰富的煤、气、油资源,陕北的很多地方现在经济非常发达,已不是若干年前的可怜样子了。听朋友们说,在西安开豪华车的大部分是陕北人,许多陕北人在西安买房,把子女送到西安上学受教育。

县电视台听说我们到了村里,也赶来进行了随行采访。我们见到了许多乡亲们,但也有不少遗憾。当年在一起的好姐妹邓红红因为车祸已离我们而去,当年的很多重要朋友也已不在人世。特别是红耘的妈妈,也是我们知青的好妈妈,还有韩秀芳大嫂,曾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也因疾病而逝世了。盼望有一天能够有时间在村里小住一段,了一了我这思乡之情。

子长,再见了,我还会再来的。
 

           

 如今陕北村民也会得脂肪肝等现代病
 我回到了当年插队的陕北瓦窑堡

                                                                                                                                                                     加州     俞捷   

 

                     本文作者俞捷简历
                     1976年清华附中高中毕业。1976年4月-1978年9月在陕西省子长县芽坪村下乡。1978-1982在北京航

                     空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1982-1985在清华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85-1989在清华大学电子系任讲

                     师。1989-1992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92年底到美国硅谷任工程师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