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我的目标就是托福成绩580分,因为根据周围朋友的经验,只要考到这个分数,加上其它申请材料到位,就有相当大的概率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在我的托友中,徐小平就是超过这个分数拿到了全奖。普遍来说文科比理科拿奖更难,数、理、化、生物等学科,由于总是可以找到在实验室帮助老师刷瓶子、做实验、带判数学题等工作,所以TA(助教)的工作非常容易找到,而文科生要拿到TA可就难上很多。当然,文科当中也有差别,申请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等学科还算容易拿奖,而像我女友的经济学和我的广播电视专业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现在想想我算是心素质很差的那类人,一有重大事件总容易患得患失、紧张难捱。当年高考就是这样,历次模拟考试我的成绩在整个北京的海淀区都是名列前茅,凭那些成绩上北大中文系根本不成问题。可高考那天我的精神却异常紧张,数学和语文中遇到稍微有难度的题时,总不能冷静地思考,以至于成绩比平时差了四、五十分。要不是我在北大附中田径队的优异成绩,使得北大体育教研室的老师愿意为我奔走相助,我仅凭当时的高考成绩是否能顺利地进入北大中文系也还未可知。

第一次托福考试就更是紧张的离谱,或许是因为生活没有了退路,一次考试将决定我后半生的走向;或许是因为托福考试费二十九美金,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加奖金。(当时美金公家渠道不能兑换,黑市价是1:11。)

总之,各种压力使得我考试的头天晚上虽然早早上床,但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直到早晨天蒙蒙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随即又被闹铃惊醒。考场上连紧张带疲倦,我很难集中精力有效率地做题。走出考场时,我就知道这次成绩见不得人,但同时也给自己下了决心:马上再报下一次考试。如果还紧张,就接着考第三次、第四次,我就不信治不了这种紧张心态。

那时,中国学生一年有三次托福考试的机会。而且每次报名时都要排上大半天长队。但由于春季入学的学生是绝少能拿到奖学金的,这对没有奖学金就很难拿签证的中国学生来说,一年实际上也就一次入学的机会就是秋季入学。这就意味着假如我两次托福都不合格,那就要错过整整一年的时间。
果不其然,第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只有500分,这个成绩根本达不到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及格线,更不要说申请奖学金了。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接下来的考试,我重又给自己上足弦,投入到新一轮的疯狂突击中。

第二次托福考试我的紧张程度大减,成绩也接近了我的正常水平,达到567分。我就是以这个成绩申请了美国的南伊利诺大学的广播电视系。除了英文考试成绩外,其它的申请材料我都应该算是高分,大学本科成绩不错,文学创作在诗歌、评论、剧作上都有全国获奖的业绩。而且还有两篇专业探讨广播和电视差异的论文,一篇叫《限制中的自由》,另一篇叫《听的诗和看的诗》。

在给美国学校的申请信中我还使用了这样嚣张的语言:五年多的工作经验,使得我有创作广播电视任何一类节目的能力,在此申请材料中,先给你们附上两类作品的英文翻译。如果你们需要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请随时通知我,我会尽快地翻译好给你们寄上。当所有申请材料备齐后,我就开始了考托战役之后的最后一个战役:美国大学申请,这就像当年解放军展开淮海战役一样,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已结束,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就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然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于我来讲,这第三大战役就是在全球优秀人才的竞争中为自己杀开一条通向美国的血路:夺取美国奖学金,创建全新的生活。

那个时候国内根本就没有留学中介公司,所有的工作都得自己完成。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张近1米宽的美国地图,贴在卧室的墙上。再把每一所符合条件、有可能给奖学金的大学全部选出,并用红笔一一在地图上标明,每完成一所学校的申请,就在地图上那个城市中插上一面小红旗,就像大战前,指挥部官员在沙盘上夺取胜利的领地插上红旗一样。

全部申请完毕,我终于松了口气。再看那张地图,在这9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星星点点地在四面八方分布着十来面小红旗。

1988年10月,当我把所有申请材料都给美国学校寄出后,就开始恭候着命运的宣判。我期待着这些红旗中终有一面可以永远地飘扬在我未来的记忆中。这时我在经济上已经弹尽粮绝,生活费、考试费再加上原来没有预计到的申请十多所学校的费用,使我所有原来写稿和获奖所挣的钱都已用光。我必须马上挣钱,来维持我的基本生活。

1989年6月14日,我终于接到了从南伊利诺大学以特快专递方式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当我撕开信封时,终于在信的第一句就看到了那个盼望了两年多、代表着对我未来命运宣判的关键词:Congratulations!

当我展开I-20学生签证申请表看到右下角学校一年全部花费的数字与学校可以给我提供资助的数字相吻合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就是所谓的全额奖学金。美国的大门终于向我敞开了,未来的命运彻底改变了,那些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人们,那些反对我和遵从我当初决定的人们,看看吧,我用两年多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我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听着自己的心脏对胸腔一声声的撞击,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这封信,同时暗暗下定决心,所有做出录取我这个决定的老师们,你们看着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

美国,我来了!

1989年7月19日,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那年六月在北京发生了特殊事件,像很多大使馆一样,美国驻华使馆已经闭馆了几个星期。7月4日美国国庆节后重新开门,长时间积压的签证申请人便蜂拥而至,这使得原本就超负荷运营的使馆更加不堪重负。

那时,一个普通的签证申请人要彻夜排队才能在第二天得到面谈的机会。就这样,全家亲朋好友带着小板凳一通接力排队。7月10日早晨,我才正式出场,来到美国使馆前长长的队伍中接替帮我排了一夜队的堂弟吴煊。没想到进去后轮到我时,签证官只问了一句话,“你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书?”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毫不犹豫。

“祝你好运!”签证官微笑着把I-20退还给我。

通过了!准备了无数遍的模拟签证问答都没用上。我极力按捺住一个狂跳的心,尽量不做出任何异常的举止。冲出使馆,我飞身跨上自行车,全速地冲着女友的住地骑去。

我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愿发挥全部的潜能。梦寐以求的美国已经对我张开了双臂!
等我骑出一里多地,我才发现全身早已湿透,水珠不停地顺着头发滚落到脸颊上:原来,天上一直下着淅沥沥的小雨。

一张永远不会使用的支票

1989年7月14日,到了告别的时刻。首都机场,从来没有让我感到过有这么强的历史感。爸爸、妈妈、弟弟、女友一齐站在了检票口。我知道,一旦我跨过这线挥别了亲人,我就等于挥别了祖国,挥别了已经走过的近30年的生命。不知何年何月,我才会重归故里。

我觉得,我和女友的感情已经很牢固,但我在临别前并没有与她商议结婚之事。这使得她认定我不愿与她天长地久,但强烈的自尊心又不容她把话跟我明说。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们很快就会在美相会,凭她的实力,赴美留学指日可待。

本想虽然离别仓促,但到美国后可以与她有更多的交流。可是一到学校我就傻了,由于英语知识欠账太多,课上很难听懂老师的话,下课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助教、助研的工作,所以很难挤出大块时间给她写信,给她写的信也就越来越少。

那时国际长途是打不起的,每分钟要三、四美金,这在我们每个月生活费不足10美元的年代,往国内打几分钟长途就算是一笔昂贵的消费。

同年11月,在我赴美四个月之后,冬丽也终于拿到了签证。她属于那些为数不多的没有全额奖学金却还拿到了美国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当我听说她拿到签证时兴奋得简直都疯狂了,在南伊大校园中我逢人就说:“我女朋友要来了,我女朋友要来了。”我通知了中国同学会的负责人,并拜托他帮我预定了教堂,只准备等她一下飞机就给她一个惊喜,周末直接进教堂举行婚礼,算是送给她来美国的第一份礼物。我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期待着我们能在你来美的第一时刻相见,到时我去机场接你。”然而,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接到她的回信时,我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打开了信封。可刚看了几句,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准备马上启程。但我还是决定不去你那里了,我想直接去录取我的华盛顿大学。请你理解我的选择,你也不要再劝我,我只能这么做。”

信中的话如当头一棒,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下彻底蒙住了。说实话我不知道究竟她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随即心里面弥漫起说不出的难过。但她说明了不要再劝她,像她那种性格,我知道我劝也没有用。于是,我只好先通知学生会取消了预定的教堂。

“沈群,你开什么玩笑,耍我们玩呢?”同学会的负责人有点儿不高兴了。

我很清楚,在美国留学如果没有奖学金,那学费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家长都支付不起的。虽然冬丽可以勤工俭学挣一些钱,但在生活昂贵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她怎么能活得下去呢?想到此,我撕下一张空白支票并签好名字,给她发了一封加急信,信中说道:“看了你的信,知道你不希望我劝你,但有几句话还是要说:都说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

“我想你现在就在走这几步,当你迈出这一步,不与我见面,直接奔赴你的学校时,可能就不再有回头的机会。你说不让我拖你后腿,我也就绝不会拖你后腿,但你没有奖学金在美国的生活会面临很多困难,这张空白支票你收好,任何情况下你需要用钱就请填上你要的数目,到你附近的银行支付就行。”很久以后见面时,她才告诉我她接到这封信后的情景:“我本来已经想好直接去学校报到,不去见你,但看到你那封信和那张支票时,我又彻底动摇了。我回到我们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哭了一天一夜,枕头都哭湿了。我告诉自己,不管我在美国有多难都不会用这张支票。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因为它是一个永生的纪念。”

不管曾经怎样动摇,最终她还是没与我见面,直接飞往华盛顿,我也一时间和她失去了联系,但我心里却一直都在不自觉地计算着她到美国的时间。

一天晚上九点多,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我拿起听筒后,听到那边明明是接通的声音,但对方却一直不说话。

“你是谁啊?是不是打错了?再不说话我就挂了。”

“是我!”只有这两个字,那么熟悉却久违了的声音。

我心里止不住抽搐了一下,说:“你在哪儿?”

“华盛顿。”

“怎么想起打电话来了?”

“没事,就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现在怎么样了?生活上安顿好了吗?……”说这话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哭一哭,你也别介意,我没人哭,哭完我就挂电话,你就当没发生这事一样。”

我心想,你说当没发生就没发生了?

“那你哭吧!”面对她的话,我一时倒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静静的拿着听筒,听她在电话那头轻轻地啜泣,我知道她肯定是遇到了难事,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既没有积蓄又没有经济来源。

几分钟过去,重又听到她的声音:“我没事了,哭完就好多了,我把电话挂了。”

“别啊,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电话呢。”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

“我不能告诉你,你也别问,我想给你打时就会给你打。”

天下还有这么不公平的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边电话就挂了。

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根据一个人名和所在城市名拨打“411”来查询此人的电话号码。因为,每一个申请电话的人也都会被问及是否愿意将个人号码对外公开,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不把电话号码作为隐私保密的人来说,查到他们的座机是易如反掌的事。想到此,我就拨打了“411”查号台。

“对!姓名冬丽!”我确定地对查号员说。

“所在城市?”

“首都华盛顿”

“对不起,查不到这个名字下有注册的电话号码。”

“你确定?她今天刚给我打过电话。”

“那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给你提供她的号码。”

“那意味着什么?”

“很多种可能,先生,她可能是用别人的电话打的,可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查号员的话语中流露出了不耐烦的语气。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我只好挂断了电话。

怎么办呢?我也不得其解,等她再来电话吧。果然,两天之后,电话又响了。

“是我!”还是这句话。

这次,我按耐不住性子,没等她继续说话,我就说:“还是不想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以不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告诉我你住在哪儿,但你相信吗?我一定能找到你。这是在美国!”

“我知道你能找到我,但你不要这么做。就是你找到我,我也不会见你。我只是遇到了一些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我打断她的话,“今天你挂电话之时,就是我开车去你那之时。不管你要不要见我,我都会站到你面前。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站到你面前你会转身躲开。”

挂了与冬丽的电话,我就开始收拾行囊。那是1990年1月份,伊利诺州到处冰天雪地,人们都恨不得冬眠,一冬天猫在屋里不出门。

我想我得带一床棉被,因为我的车是825美金买的二手雷诺,平时开车上学虽然没有问题,但车里的暖气早已失灵,没有棉被,身子会被冻坏的。长途开车又要在路上过夜。自从拿到驾照后,我还从来没有开出过这个小城镇。

当我一算时间,才发现自己不能就此离开,因为三、四天之内我根本打不了来回。学校春季学期刚刚开始。我必须去系里请假。因为学校给我发助学金,我必须得在学校做助教工作。

我找到斯塔教授说:“非常不好意思,我知道刚开学请假很不好,但是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我必须得去。”

第一次在美国请假,不知道美国人会是什么态度。说出话后心中惴惴不安。

斯塔教授盯住我的眼睛,他显然觉得我说的话出乎他意料。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好吧,告诉我你要去多长时间,我来重新安排你助教工作的日程。”

教授似乎对这样的事都非常理解。

“可能要一个星期。”

“告诉我你去哪儿?”

“华盛顿。”

“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去。”

“自己开车。”

他听完这话就不吭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就你自己那辆车?”

“是。”

“你觉得行吗?”

“车虽破了点,但引擎没有问题。”

“那好,既然这样,我告诉你,从我们学校到华盛顿总共1400公里,你必须穿越整个阿巴拉契亚山脉。正常行驶的话这一段要开将近六个小时的山路,切记两件事,第一要把时间安排好,不要夜里开山路。第二,进山前把油加好,永远不要在山里加油。”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四。我心里推算着时间,如果今天中午出发,我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赶到,不然到了周五下午或是周末学校就没人了,学校是我知道她的唯一信息,离开了这个大学,在茫茫人海的首都华盛顿找到哪里去找她?这样的话我一路上几乎就不能停,因为总共有近1400公里路程,而山区的时速平均也就40公里。于是,我就又去找斯塔教授,“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人开车时不困吗?”

“有,有种东西叫Vivarin,就是兴奋剂,内含很多咖啡因,专门给司机防困用的。每三个半小时吃一次,能让人保持清醒。”

我冲到加油站,买了一大摞的Vivarin,准备开车一困就一片接一片地吃。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 那些人那些事(十一)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