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还记得吗,上文中我曾经写到引起我回忆这长长一段北京岁月的那场大病,这时候的我,应该把读者再次带回到我大病时的凄凉状况。

当时,我把写好的给冬丽的信折成三折,放进信封,贴好邮票,想着哪一个是离我们住地最近的邮筒。我今天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这封信放进发出。此时我自行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行走几十米就必须坐下休息。距我住处200来米远的邮筒,我不得不在中途停下休息三次。邮筒前,我一手扶着邮筒,一手拿出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最后想了一遍:四页信纸,稍有超重,但我已贴上了比普通信件多了一倍的邮票,应该没有问题。我已明确,绝对不能让这封信因为邮资不足而被退回。因为假如它被退回,写信人可能早已不知身在何方了。我把信放在邮筒口上,手指轻轻一捅,信滑了进去。我双手抱住邮筒,耳朵紧紧贴着筒壁,清晰地听到了这封沉甸甸的信落到桶底的声音。

我心里默念着:“爸、妈,儿子不孝,来世再孝敬二老。”

身体大病之后没什么好转

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我这个北京首届健身马拉松第17名得主如今连站立的力气都不再有。一天24小时,只要能坐着我就不站着,只要能躺着我就不坐着,身体已经难以自我支撑,弱到了不能再弱的地步。

我在餐馆的工作已经辞掉,虽然整日休养,体力却一天更比一天地虚弱。唐人街买来的昂贵中药已全部吃完,身体却不见丝毫转机。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意识到必须马上离开纽约,那永远倾斜在头顶、遮住太阳的高楼和周边所有人匆匆奔走的节奏,给我平添了无限的压抑和不适。于是我联系了已在波士顿定居的中学同学,在她家里进行调适和休养,期待着身体能够渐渐恢复,虽然有她和她老公悉心的照顾,但我的身体仍不见任何好转。

这个时候,我首次抵达洛杉矶时结识的朋友田芬大姐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当她得知我的身体状况时,便毅然决然地说:“什么都别想了,马上飞到洛杉矶来,我用气功给你治疗,一定能够让你彻底恢复。”

异国他乡,当有人能够这样关心你时,你还能有别的选择吗?虽然我从来都不相信气功,但这时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于是我迅速离开波士顿,飞抵洛杉矶。

在田芬的热心指导下,我学会了六十四式大雁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专心练功,我竟然发现身体确实有了一点点好转的迹象:当我需要短时间站立时,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一定要手扶支撑物了于是我更加投入地练功,一直练到新的学年开始,我才回到南伊利诺伊大学。

身体似乎在缓慢地恢复,但这个学期仍然让我感到事事艰难:自己做饭时,身体还是站立不住。最终我不仅习惯了炒菜时坐在炉子前的凳子上挥勺,就连洗碗时也必须坐在水龙头前。我在校园中行走的速度已经完全不像第一个学期的节奏,甚至常常比我以前看不起的进修生们的步伐还要缓慢。没有人知道当我把车停在停车场上,从停车地点走到教学楼短短500米的路程我必须在路上坐下休息两次。

尽管如此,我也必须咬牙坚持。一来我必须努力学好所有课程并且保持平均成绩在B以上,这样才能使我的奖学金不被终止;二来我也不能让校方知道我的病情,进而勒令我休学,那样我将失去美国学生的身份,不得不卷铺盖回国。

所以,大雁功是一天两次,一次不落,因为我知道任何药我都已经用过,并被证明无效,想要恢复身体,气功是我唯一的希望。奇迹似乎在渐渐发生,虽然我的体力还远远无法与正常人相比,但每当我想起离开纽约时的状态,还是觉得有了明显的好转。

寒假过后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已经感到了生活的希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最后一个学期课程较少,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撰写毕业论文,这使我在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时,能够尽量少地走路和站立。
临近毕业,同学们都开始寻找工作。而我非常清楚,我的身体几乎不能承受任何一种朝九晚五的八小时工作。

突然出现的好工作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不知出路在何方时,我的北大好友朱洪君突然给我来电,告知我他因家庭的原因,将于此学期结束后北上加拿大与妻子团聚,因而他现在的工作,也就是在Pomona大学当中文指导教师的职位将成空缺。他希望我去补位,并承诺将亲自推荐,力促此事成功。

我顿时心生无限感激,我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份能够挣钱糊口的差事,在大学教书一星期只有几个小时的站立,这对于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来讲,恐怕是唯一一种能够胜任的劳动了。
很快,Pomona大学的聘用主管在电话里对我用英语进行了测试,半个小时流利的问答,使我顺利通过了测试。

这时,我再也不会抱怨近两年来刻苦学习,而没有充足睡眠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与此同时和我一同毕业的那些计算机系、数学系等理科班的同学们也在寻找工作,而结果往往是英语口语不过关,一次次面试都铩羽而归。也许这时他们才会后悔当时学习不够努力,大把时间花在电脑游戏上了吧。
工作终于到手了,这是我到美国以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为了庆祝这个人生的里程碑,在论文答辩通过后,我告别了南伊利诺伊大学,只身开车重访首都华盛顿,在北大同学白玉兰家小住,同时参观了1991年7月4号的美国国庆大典。

那时由老布什作为三军统帅的美军刚刚在科威特打赢了海湾战争。国庆日上,所有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全部摆上了华盛顿街头,对各方游人公开展示。几天的逗留后,我已经归心似箭。

告别了华盛顿的朋友,我重又将所有的行李装上了我那辆红色escort,只身一人第一次开始了横穿美洲大陆的行程。四天三夜,开到了我的目的地、座落在洛杉矶郊外的Pomona大学。学校位于距离洛杉矶市中心30分钟车程。就在10号州际高速公路路边,在这里我将开始一段全新的美国生活。

Pomona大学是一所美国典型的文理学院(Library and Art college),这所创办于1887年的私立学校提供完整的四年本科教育,在全美综合文理学院的排名中历年排名前六,而且在美国西海岸始终排名第一。

在我来校任教的那一年,该校录取新生的SAT平均分与哈佛大学新生的分数不相上下。

报到的这一天,当我办好注册登记手续后,便有一位老师带领我参观校园,并给我作校园情况介绍。整个介绍的过程又是一个让我心灵震撼的过程。在申请这份工作时,我并不知道这所只有1200多学生的文理学院,拥有一个约1000个座位的,具有现代化舞台设施的剧场,同时她还拥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地、橄榄球场地和棒球场地。在她的体育馆里,可以同时进行篮球、排球、羽毛球等比赛项目,而一座奥林匹克尺寸的标准泳池,是学生进行游泳比赛的地方。

当我被领进它的田径运动场时,我简直惊呆了:蔚蓝色的跑道上,是一层松软而又富有弹性的小沙粒,这不就是塔当跑道吗?两年前在我离开中国时,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一条塔当跑道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只供国家田径队训练使用。

第二天一早,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体育用品商店,花了20多美元买了一双红白相间的专业运动跑鞋。我冲回学校,来到田径场,换上新买的跑鞋,在这条空无一人的蔚蓝色塔当跑道上狂奔起来。但几步之后我就停了下来,站立不住的我一屁股坐到跑道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已经31岁,并且身体竟是如此虚弱,眼泪再也止不住,顺着脸颊“哗哗”地流淌下来:从没想到当我真正可以在这样梦寐以求的跑道、穿上心爱的跑鞋尽情奔跑时,我却已经永远不再拥有年轻时的体力,永远不再拥有那近乎飞翔的步伐了。

田径场边就是那个标准的足球场以1999年,孙雯为队长的中国女足来美参加世界杯决赛,就是在这块场地上进行的赛前训练。那墨绿的草坪,齐刷刷地铺满场地,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比赛的运动员在上面鱼跃翻滚。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了北大的体育场,当时北大是中国大学中运动场地设施最好的大学了,全中国只有这所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就拥有两座体育馆和两个400米标准跑道的田径场。其中,五四运动场上还时常接待省级甚至国家一级的专业运动员来进行比赛,然而那场地却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硬硬的土地。可怕的是土地上到处可见尖利的小石子,甚至玻璃碎片。

记得有一次北大举行足球比赛,我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踢比赛时一样司职后卫,当对方的一位前锋趟着球一个前冲,把我甩在身后时,我便飞身斜铲,右脚尖将球触出了底线,而后面的左腿弯曲着地,左腿拖着向前滑行,膝盖正顶上一块玻璃碴,两米多远的滑行使得那玻璃碴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膝盖。当身体停下时,我伸手将那片似乎是玻璃瓶底的碎片从膝盖上取出,鲜血便顺着小腿流到脚面,染红了红白相间的球袜。

然而我却没有要求换人上场,因为我知道球场旁边很多女同学正注视着我,我必须坚持下去,来一次血染的风采。虽然我每跑一步,膝盖的伤口就裂开一下,但精神高度紧张的我,根本顾不得这些。直到比赛结束,我才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同学们用自行车把我驮到了医院,医生看了看伤口一个劲儿摇头:“怎么不早点过来,伤口已经撑开了,不是一条缝,像个开花的馒头。现在没有其它办法,只能用针在你膝盖上打一个梅花结。”

就是这么一个梅花结的伤疤,一直跟我走到今天。因而我也永远无法忘记学校球场上那些碎玻璃碴,不知道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同学在日复一日地受着伤害。而现在就在我眼前,当我已不能再在赛场上奔跑时,才有如此高质量的绿茵球场可以完全为我所用。

作为Pomona大学的教职工,我得到了一张卡,它可以使我免费使用学校的各类体育设施。手里攥着这张卡,我心生无限感慨,像许许多多深入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一样,我真想在这里从头活起,再次拥有一个逐年长大的全新的生命。

要不要起诉美国警察局

1991年9月18日,是我从伊利诺伊到洛杉矶不久的日子。Pomono大学的教师生活刚刚开始。此前,虽然我已有在十几个大城市的高速公路开车的经历,但在我驾车经验最多的纽约,我也都是在高速公路下面的街道上行驶。

美国大城市内高速公路上高密度的车距和飞快的车速仍然使我不太适应。但我心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不知道这背后潜藏着多大的风险。

这天是“九·一八”,洛杉矶地区的中国大陆同胞组织了一次纪念“九·一八”的文艺演出,我也与朋友约好一同前去观赏。那天,我一个人驾着那辆福特escort驶出了校园。

一上10号高速公路,我就发现同向四个车道已被车流挤得满满当当,每人都只能缓速行驶,眼看晚会就要开始,这使我心里着急起来,为了避免迟到,我把车调到了最左边的超车道上,期待着一有机会就加速超车。越过一个陡坡,就在我车头刚刚向下行驶时,我突然发现前面的车亮起了尾部刹车红灯,我眼疾手快赶紧踩刹车。

好悬!我的车头在距离前面的车不到一英尺的距离时停了下来。突然间,“哐”的一声巨响,剧烈震动从车后方随之而来,我的车竟然飞离地面,径直向前面的车砸去。

“哐当”,我的车狠狠地撞上了前面车的车尾。幸好系着安全带,我的身体只晃悠了两下,猛然前伸的左膝盖磕在了方向盘下的挡板上,引来一阵钻心的痛。

我正想看一眼膝盖的伤势,“哐当”又是一次撞击,后面的车再次与我追尾。我的车也再次撞上了前面的车,汽车自动熄了火。

我一下蒙了,第一次在美国出这样的车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坐在驾驶位上,我眼见前面车的车门打开,跳出一个又黑又胖的女人,挥着双手对我嚷嚷着什么。我这才解开安全带,走出车门向她解释道:“实在对不起,但是是后边的车先撞了我,使我的车失控才撞上了你。”

黑女人还在指手画脚地继续嚷着,丝毫没有听我解释。

我转身向后看去,发现后面的车已经挤成了一串,一辆顶着一辆,一共有五辆车撞在一起。这时我才看清,我后边的车是一辆已经有些破旧的金铂色凯迪拉克,那巨大的车身足足比我的escort长出了一半。驾车者是位衣冠不整、年近50岁的男子,他用浓重的墨西哥口音的英语向我抱怨着。“你开车撞我,还抱怨,两头都觉得是我不对,美国大城市的人是不是都不讲理啊?”我心想着。

说话间,高速公路上其它车道的车流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行驶。

警车很快到达,并在车祸前后50米处设置了封闭。只见警察一边通过对讲机向总部汇报情况,一边挥着手向我们叫道:“每个驾驶者都站在自己的车旁,不要再说话,也不要随意走动,我会按顺序一一地和你们谈话。”

听到警察的话,大家才停止了叫嚷,乖乖地站回到自己车边。

之后,警察拿出了一个硬纸板夹子,里面夹着一摞厚厚的英文表格。他一边和第一个驾车者对话,一边在表格上做记录。按着车的顺序,他第二个走到我面前,在做完基本信息的笔录后,他问道:“当时的车速是多少?”

“记不清了,大约35英里。”我一边说一边回忆着。

“向我简要描述一下当时撞车的情况。”

我把当时的情况复述了一遍。

“好,那你在这上面签字。”

我后来才了解到当时填写的这份东西,就叫警察报告(Police Report)。在美国,每一个有警察到现场处理的车祸,都要填写警察报告。第二辆警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我看到他们马上对第三辆车的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测试,随即二话不说就把此人押进了警车。大约三十多分钟后,所有笔录做完,这位警察说:“警方的结论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出来,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我尝试着去发动引擎,虽然我的车的前部瘪进去将近一英尺,后保险杠也被撞得摇摇欲坠,但发动机仍然完好无损,于是我自行驾车匆匆离开了现场。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听说了我的遭遇都纷纷跑到停车场来参观我那辆受伤的战车。其中一位显然是“老美国”的朋友周元站出来,老地道说:“人没受伤就好,这回你挣着钱了,不能便宜了这帮崽子。这事就交给我了。”

有人出来给我撑腰,我心里感到一阵热乎,但“挣着钱”这句话却让我不知所云。

他看我有些疑惑,便说:“不用担心,按我说的做。明天早晨第一个事先去修车,就是这家。”
说着,他顺手塞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去体检,找金大夫,你这膝盖得拍张片子。”

“不至于吧,就是当时碰的时候有点疼,现在已经好多了,过两天就应该没事了。”像我这样从小就在球场上经历过各种磕碰的人,膝盖撞一下,根本不放在眼里。

“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科学。片子拍出来看到没事才是真正的没事”,周元认真地说。

周围其它的朋友也都齐声附和:“你就听他的话照他说的办,保证没错。他是专业的。”

“入乡随俗,你可千万别按中国那一套来处理,这是在美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
周元又补上一句:“你有保险吧,是哪家公司?单项险还是双向险?”

“应该是双向的吧。”他这一说我倒有点蒙了。

根据美国法律,驾车人驶上公共道路最少要保单项险,也就是保你可能造成事故的对方。当你发生车祸时,这个险能够担负起你相应的经济责任。即便你再穷,也不能不上这个保险,否则你就是非法驾驶。

至于全险又叫双向险是指除了保对方,也保自己:保自己的车也保自己的身体。一旦发生车祸,不管谁的责任,如果你有全险的话,经济上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第二天,我如约去了周元指定的那家车行。定损的结果非常简单:车算全部报废。因为我这辆二手的escort市场价值为2000美元,而要修复这辆车费用超过2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就被认为是全部报废。英文的说法就是Total lost,简称Total,发音与汉语“偷偷”相近。所以在美国,当华人同胞跟你说中文,“我的车被偷偷了”,实际上他是用了一个英文的缩写词,意思是“车报废了”。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十 二)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