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根据美国法律,驾车人驶上公共道路最少要保单项险,也就是保你可能造成事故的对方。当你发生车祸时,这个险能够担负起你相应的经济责任。即便你再穷,也不能不上这个保险,否则你就是非法驾驶。

至于“全险”,又叫“双向险”是指除了保对方,也保自己,保自己的车也保自己的身体。一旦发生车祸,不管谁的责任,如果你有全险的话,经济上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第二天,我如约去了周元指定的那家车行。定损的结果非常简单:车算全部报废。因为我这辆二手的escort市场价值为2000美元,而要修复这辆车费用超过2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就被认为是全部报废。英文的说法就是Total lost,简称Total,发音与汉语“偷偷”相近。所以在美国,当华人同胞跟你说中文,“我的车被偷偷了”,实际上他是用了一个英文的缩写词,意思是“车报废了”。

接着我又去医院拍了片子。晚上周元赶到我家拿来了一张表格说:“签个字吧,这是律师委托书。”

“委托律师?那我得交多少钱啊?”

“不用。你这是打赔偿的官司,又是别人的错。你一分钱都不用交律师就乐得屁颠屁颠地给你干。当然,打赢了你按百分比付给人家。”

“多少百分比?”

“行情33%,余下的钱是补偿你看病、误工的损失。”

“那我的车呢?”

“车的损失单算。你从明天开始上下班就可以开新车了。先租车,等问题解决了,再买一辆。直接打个电话,租车公司就会把车送到你家门口。”

“我住校,上下班不用开车。”

“那随你。你正常生活其它方面用不用租车啊?例如去超市买东西等等。”

“这租车的钱谁出啊?”

“你先用信用卡刷上,到时候咱让保险公司出。”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在美国作为一个消费者所能享受的各方面的保护,原来以为遇到大麻烦的烦躁心情瞬间变得轻松了许多。细想一下,对于修车行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租车店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保险公司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医生来讲我是个消费者;对于律师来讲我还是个消费者。我这次车祸拉动了美国多少经济增长啊!这一次我真有点找到了当上帝的感觉。

“那还要我做什么?”我心情一下明朗了很多。

“签字!你要做的就这么简单,当然你可能要签很多字。”

“我还要去警察局吗?”

“不用,一切都由律师给你代办。”

后来我才知道,依据美国车祸及赔偿的规矩,一旦发生车祸,人身伤害是最重要的。因为车的损失不管怎样都有一个上限,但人身伤害可就无法计算了。

如果是微小的车祸,如车身的刮碰,大部分就是自行解决,因为那不构成人身伤害,也就不足以付出钱来请律师打官司。而一旦发生像我这样的连环车祸,尤其是整车被“偷偷”了,那么对于律师来讲,这可就是一个“甜活”。

每个律师都愿意争抢这样的案子,因为警察到场有官方结论,而我身体上又有创伤,不管伤势严重与否都要进行检查,而昂贵的医疗费恰恰是赔偿金额确定的标准。一般来讲,人身没有永久性损伤时,赔偿金额是医疗费的三倍。这其中1/3给医院,1/3给律师。1/3给受害者本人。而一旦有了永久性损伤时,数额可就不好说了。

不管你有没有永久性损伤,只要你怀疑有伤,就可以进行检查,而这每一笔医疗费都会记录到总账中去。在治疗方面,哪怕你有些许不适,各种医疗手段都可以用,包括按摩。反正最后是由保险公司埋单。因此,医生、律师、车行方方面面都愿意尽力而为。

当然,一旦保险公司埋单后,它就会给驾驶者做一个不良记录,接下来的保费就会猛涨,即便是你换保险公司。因为只要你换的是那种全国连锁的保险公司,他们之间都会互通消费者不良记录,除非你选择的是那些不知名的小保险公司,而这些公司的最大问题是理赔难。

所以,虽然这种社会机制有它非常符合人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存在着风险和不完善之处。

三天后,警察报告出来了。谁也没想到,结论竟然是我错。

这下周元不干了,电话那头他吃惊又抱怨:“哥们儿,你没蒙我吧,这警察报告可写着你是第一责任人。”我呆住了,冤啊!这不比窦娥还冤吗?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冤案?不行,得找警察说理去。走进警察局,警官听我说明来意,便调出了那天的档案,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好吧,我们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和那个写警察报告的人当面对质。”

我心里暗暗高兴,看来美国就是不一样,够民主!看我怎么给自己平反。

我被请进一间特别的屋子,一张长桌,左右各有一把椅子,我和当事警官隔着桌子坐下,另外有一个年长一点的警官坐在我俩中间。

年长一些的警官又把那天的警察报告的内容核实了一遍,问:“你对这份警察报告有异议吗?”

“当然,我认为你们的结论是错误的。车祸的起因是由于后面的车先撞的我,使我的车失控,才撞到前面的车……”

“你先等一下,先别说那么多,我问你,这份警察报告上的签字是不是你的亲笔?”

“是啊!”

“这份报告上对你的问答,在事实上有没有出入?”

“问答的记录都没有出入,可是你们最后的结论是错误的。”

“我们的工作是确认问答的内容及核实你本人的签字,再将其它所有当事人的记录综合起来统一分析并做出结论。至于结论的对错,我们不能听任何一个具体当事人的,不管是你还是其它任何一辆车的驾驶人。”

“那我要认为你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怎么办?”

“你有权到法院起诉我们,就是这个法院,当然,你要想好有没有必要这么做。”年长的警察站起身来,顺手递给我一张纸。

当然有!不蒸馒头了,我争口气。

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暗暗惊讶,不愧是美国,你要告他,他还能告诉你怎么个告法;过来与他们理论,人家还真有这个程序,而且那位当事的警察坐在你对面听你发问也能够理性对待,并没有恨不得把我一口吃掉的样子。

“告什么告?这官司还不得打到猴年去?再说了,到法院告警察,这得另请律师,你可要另外支付律师费了,而且还得先交。”周元听完我的陈述说道:“我和律师已经分析过你这次车祸的情况,也明白警察局为什么得出对你不利的结论。”

“那你就快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车祸把我弄蒙了。”

看我着急,周元接着说:“首先,当类似连环车祸发生时,每个驾驶员都会声称不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警察谁的话都不信。但事实上除了第一辆车没有责任外,后面的车都有责任,而交通法规规定,两车追尾时一定是后面车的责任。同一车道上的连环车祸,第二辆车的责任都比较大。因为按常理推论,是他先没刹住车追了尾,堵在路上,后面的车才一辆接一辆相撞。所以警察不加思考地下结论就是你这辆车先撞上人家,然后才导致了后面一连串的车祸。”

“那这么大的责任不能只靠推论啊!”

“就是警察报告的记录上,也显示的是你的问题啊。你看,别人在回答时速的问题时,都回答‘二十多英里’,只有你一个人说‘35英里’,那不就表明在人家都匀速行驶时你一个人到处乱窜了?”

“啊?他们都是‘二十多英里’?那说明他们都在撒谎。我当时看着时速表呢,是35英里,高速路上一辆按一辆大家都前后排着队只能匀速行驶。”

“如果大家都在撒谎,就你不撒,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那现在我能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认命呗!当然,你要不认你就自己起诉警察局。反正我跟你说过了,没钱律师是不会接这事的。”

“那这车祸就都得我赔钱了?”

“用不着你赔,你的保险公司赔。你平时给他们交着保险费,这次该他们做点贡献了。还好你当时保的是全险,不仅让你的保险公司赔前面一辆车的损失,你自己的损失也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出。”

最终我也没去法院打这场官司,因为虽然我的英语在平时说话、教书都没问题,但到法庭上那些专业法律用词可就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了,我想还是别给自己找罪受的好。在美国,保障你权利的各种机制都比较健全,但在行使这些权利时,缺少一些基本条件也是难以实现的。

这起车祸的最终结果是我自己也得到了我投保的公司:一家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的保险公司的赔偿,根据警察报告,原本这家保险公司不愿承担这份赔偿,但周元为我请的美国律师算了一笔账,除了对并无争议的照价赔车这部分以外,恰到好处地要求保险公司对我人身的赔偿总额为4500美元,而我那家保险公司如果派律师到洛杉矶打官司的话,花费要远远超过这个数额。因此,我的律师断定,那家保险公司将做一个一次性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赔偿和解。果不其然,两个多月的交涉后,我们接到了保险公司的最终答复,同意赔偿我3800美元。

这次车祸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商业社会里,很多问题的解决最后都是一笔经济账。

二、遭遇裸体文化

在我的意识中,裸体是一种禁忌,它永远与色情和道德败坏连在一起。
记得“文革”时期在我们家的公寓楼里抓出了一个“大流氓”,他的罪过就是组织女青年到家里跳裸体舞,这个事件也成了当时风靡一时的重大新闻案件。

初到美国,看到周围许多美国人在谈起与裸体有关的话题时,就像在叙述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而当中国同胞谈起这件事时,往往带有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新鲜感,一旦而你对此话题进行深究时,他又往往表现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好像在质疑你怎么连基本的美国文化都不懂。

在美国,很多公共的场所也都和裸体有关,比如说圣地亚哥著名的裸体海滩:黑海滩,各式各样的裸体俱乐部,甚至还有人裸体上街出行。

曾经轰动一时的那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是极端的裸体主义者,他认为人体是造物主奉献给这个世间的最美的艺术品,如果将身体裹上衣服就会有碍于这种艺术的展示,所以他本人坚持裸体上街。
当然对于我来讲,所有这些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大学期间紧张的学习使我没有机会亲身经历这种裸体文化。但当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全面地展开自己的美国生活时,就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了,而且这遭遇常常使我是措手不及。

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来吧,Steven,辛迪的生日聚会,我们准备开一个bachelor party。”

“Bachelor party?什么意思?”

“这都不知道?来美国这么多年白来了?Bachelor party就是同一性别的人在一起玩,请一个异性来进行表演,脱光的哦!每个人结婚前,他/她的同性朋友都会为他/她举行一个这样的party,让他/她最后再享受一次单身的乐趣,结婚以后就没那么自由了。”

“哦?我还真有点好奇了,那你告诉我这乐趣怎么个享受法?”

“哎哟,你去了就知道了!你没去过就更值得去体验一下了。”他的话语中含着几分神秘,也带着十足的诱惑。

“好好好,我肯定去!”我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那句流行歌曲的歌词: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当我如约来到聚会的场所,才发现组织者已经把各路来宾按性别分开,所有男性在一屋,屋内是顺着墙摆开的一排椅子,大家像托儿所的孩子一样,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隔壁的房间门上贴着“男宾止步”四个大字,我想室内也应该是类似的布置。

等大家坐齐,主持人便高声宣布:“大家都清楚游戏规则吧,不许你动她,只能她动你……”

话音未落,一辆吉普车伴随着“哐当哐当”的音乐声停在了门外,一位五大三粗的拉丁裔男子手拎一个旅行包一样的录音机带着一位金发女郎走进了屋内,引来男宾们一阵骚动,但随即都安静下来等待着节目上演。

那位女郎金发碧眼,有着魔鬼一般的身材,浓妆艳抹的脸上展示出颇为老道又充满魅惑的笑容,鲜红的嘴唇透露着一种要把你吞噬掉的诱惑。

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她自然地脱去外衣,露出一身靓丽的泳装,开始随着disco音乐翩翩起舞。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单身男青年与异性的狂欢结婚前礼仪,在当地文化中是相当普遍的。对于已经受了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我们来说,对于这种充满刺激的游戏,除了入乡随俗的心态之外,更有一种追求的冲动。

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等不得谁结婚的时候再去尝试,而是随意地给自己找个借口就可以举行。生日的主人翁是一对已经结婚好几年的中国青年,这不禁让我想到那些我的父辈们在五、六十岁的时候重新进照相馆,补照结婚时应该照的婚纱照,我想那应该是同一种心态。

不管是父辈还是我们这一辈,我们这几代人在1978年之后一直都处于一个恶补的状态,生活了几十年,好像以前该做的事情都没做,现在该做的事情没时间做。

还没等我考虑好这个问题,音乐和舞蹈已经走向了高潮部分,金发女郎从在屋子中间舞蹈开始与每个人互动,屋内的气氛也变得更加热烈起来。

有人开始拿出一、两美元小费并指向其中在座的一个人,“Get him!Give him a private one!”(找他,给他来一个单独的舞蹈。)

说是入乡随俗,但中国人入了乡后,却经常把这种“俗”搞乱。

就像在美国吃饭一样,当一个美国人走进餐馆与人共餐时,他一定已经非常清楚谁将埋单,是他自己,是对方,还是AA制。只有中国人走进餐馆时心里还糊里糊涂,不知道谁埋单。

大多数人在大多时候,嘴里虽抢着,心里却巴不得有哪个人赶紧站出来埋单。

很显然,眼前这种付小费的方式也一定让这位女郎感觉规矩有点乱:在美国,通常都是谁想让她给自己跳谁来付小费,而现在可好,这些人给她钱却是为了让她给别人跳,甚至就是为了把她从自己的身边支开。只见她按照付钱人的指点,扭动着腰肢向着郭宁跳去,他是我们在座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那女郎还没跳到他身前,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I…I don’t want,he wants you!(我,我不要,还是给他吧)。”

那女郎有些不知所措,但坚定的职业操守让她马上抛开眼前的一切,继续凑向郭宁:出钱的人让我为谁服务我就得为谁服务。

一位大大方方准备好随时“献身”的职业女郎,面对一个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的中国男青年。大家显然也已经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大声地嚷嚷着:“嘿,郭宁,大方一点,别给中国人丢脸。”

女郎像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慢慢地将身体靠近郭宁,开始脱郭宁的上衣。郭宁的神经都僵了,双手扶着椅背就要站起来。看到郭宁的举动,大家赶紧制止道:“郭宁别动,别在女人面前跟个孙子似的。”“郭宁你已经成人了,这都是合法的!”

郭宁最终没有站起来,喊叫声中金发女郎已经脱掉了郭宁的上衣,并解开了自己的文胸。她随着音乐舞动着,将胸部贴在了郭宁的身上,若即若离地挑逗着毫无表情的郭宁。

“哇!”正当我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金发女郎的进一步进攻时,隔壁的屋子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让我们意识到墙那边一定也进行着疯狂的表演。

回头再看郭宁,禁不住让人笑得喷饭。只见他大气不敢出,两只眼睛僵硬地注视着在自己身上婀娜起舞的女郎,高举双臂,手指尖都在不停地颤抖,整个人完全是一副魂飞魄散、缴械投降的形象。
当女郎的金发从他的脸颊掠过时,你甚至能感觉到他脖子上泛起的鸡皮疙瘩。

观众们显然也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不停地欢呼着。一曲终了,当女郎直起身子离开郭宁时,他才如释重负,逐渐恢复了常态。但见他随即掏出钱塞给女郎,指向另一位刚才欢呼的男友,嘴里的英文也流利了:“He wants you!He wants you!”

音乐再度响起,女郎按照指点跳了过去。那位刚才还在高喊着“别给中国人丢脸”的男宾,一瞬间也变了脸色,成了活脱脱的郭宁第二。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十 四)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