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下午2:46分,人们和往常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要说不一样的话,就是到了周末下午,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期望把这一天的工作顺利完成,下班后和朋友们度过一个愉快周末。这种并不算大的、一点小小的计划和期待,往往是多数工薪阶层周末出勤时的一种精神鼓舞。可以想象不少人会为了周末更开心,工作时的热情也会高于往常。然而,就在这周末期望放松一下时,一个不幸的、让人类历史永远铭记的天灾、人祸同时向日本列岛袭来。

这一天,我在家整理多年来的收藏,对每一件藏品进行拍照,作最后一次甄别,将价值不大的藏品加以淘汰。边干着活边看着“洋画(西方电影)”。

记得是洋画刚结束,正准备稍稍休息一下的时候,我的脚跟开始摇晃了起来。据在日本居住多年的经验,我感到这次摇晃不同以往,加上已经拍完的几幅画框正好放在房门口,挡住了自己的出路,在我本能的意识到不妙,立刻将其移开的同时,房屋摇晃的声音大了起来,很有力量、不容分说,我马上破门而出来到停车场空地。

大约是十余秒钟之后,眼前出现的是地动山摇的光景。我看到所有的房屋、电线杆在急剧地摆动,我视线前方好几间房顶上的瓦片正在“哗哗”往下掉,停车场的车一起摇摆得几乎要翻过来,地底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和房屋摇动产生的“嘎嘎”声混在一起,地皮晃动得让人感到头晕。
这时候刚放学回家的一群小学生路过这里,感到地震后全体就地爬了下来,看得出他们是在按老师教的方法避难。

震动持续了两分多钟,我赶快回到家里一看,我家门口一个一米多高的白石观音立像倒下来挡住了入口,柜子上的瓷器掉下来四、五件,摔破得已经不能再修补,书架上的东西也都垮了下来,金鱼缸的水被晃出来洒了一地。我家里此次地震所有的损害就是这么多,我对自己说“下次可得注意了”,我家的好多瓷器因为我们才经历了一次搬家,到新房子住的时间不长,很多东西还没有来得及上架,算是万幸。

正想着这些,让人没想到的是,下一波和紧接着又一波的强烈余震接连不断地袭来,平均每隔两、三分钟就震一次。为了了解地震的整体情况,我习惯地打开电视,但在此之后我几乎没法持续看下去,因为我一会儿就要外出避难,一会儿再进屋看电视,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个下午。

晚上,附近的超市很早就提前闭店了,可能是货架上的东西掉下太多没法营业的缘故。我家还好,水电、煤气都能使用,生活上没有太多不便。只是白天受了较大的惊吓,加上频繁的强烈余震,在此之后我几个晚上都没能睡得安稳。

据统计,地震发生已经有些天了,几天来灾区六、七级以上的余震有7次;五级以上的余震有226次;五级以下的余震不计其数,应该是数千次。就这样,地震之后的好几个晚上我可以说是在警觉与恐惧中度过。后来干脆就不管地震这事了,较大的余震来时也照样睡觉,不再理会,因为实在是太困了。但说实话也一直没能睡安稳,有时候刚一入睡,手机就大声地发出地震警报,说是几秒钟之后将有强烈余震,要求做好防护准备,我只好赶紧穿好衣服并打开电视,然后等待。结果等了好一会,没有任何感觉,只看到电视上的字幕告知,刚才的地震是2.8级,这么点震级谁能感觉得到?让人哭笑不得,这之后,就又再次钻进被窝。相反,在没有任何警报的时候,余震到来的时候,房屋的摇晃会让你从惊梦中醒来。

地震发生的当初我只知道发生了8.8级的特大地震,电视上及时发出了海啸警报,但除了房屋摇晃的画面以外,没有任何实际影像资料,这一点和往常不大一样。地震当时,我所居住的城市距9级地震的震中直线距离大约有三百公里左右,居然震度能达到“五强”,周围不少地区的震度是“六弱”,这让我们多少预感到震中地区情况会不妙。

由于已经习惯了日本的地震,最初我没有把这次地震灾情估计得很糟。总体来说日本房屋的防震性较好,就算是倒塌,那些木房也不会像砖墙那样倒得一塌糊涂,还是会有不少逃生机会的。至于海啸,我想前几天已经有过一次先兆性地震,强度也不小,这次人们多少会有所警觉。

随着地震区域受灾情况不断传来,尤其是海啸的映像放送,核电站发生故障等,我这才明确意识到发生了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巨大灾难。

正如大家通过各种报道所知道的那样,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和伤亡在日本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必然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基于上述想法,我特意尽可能留意了赈灾中的各种报道,整天守在电视旁通过多个频道关注事态进展,一有空就出去买来报纸阅览。结果,这次赈灾过程中日本政府、自卫队等有关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核电站高层面对事故的态度和处理能力,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得不让人大失所望。

一周时间过去了,海啸之后的大海恢复了平静,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被冲垮的房屋残骸、各种物品及尸体零散地、一动不动地飘浮在海面,看到这种景象我的喉咙哽住了。说实话,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憎恨大海的念头,这时候的大海给我的印象是无情、凶残和厚颜无耻。

一周时间过去了,当我逐渐冷静下来,脑海里浮现出这次灾难发生后的每一个场面,地震、海啸、火灾、核遗漏事故、逃离、救援、避难、二次灾难的发生等等,这里有自然灾害也有人自为祸,不能都怪地震、怪大海。至今我们人类还没法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所能做到的只是预防和尽可能减少自然灾害发生后所带来的损失,减少或避免人为灾难。从学习借鉴和吸取教训的角度,我将这次灾难发生后自己所经历的、收看到的事实加以了整理,发现这次人祸大于天灾,许多方面值得反省。

低估灾情,行动迟缓

地震刚发生时,虽然不少人感到了强烈震感,真正立刻产生危机感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因为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多次地震,大多数地震都是有惊无险。

最初,媒体在报道这次地震时和往常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和地方台连线,从地方台那里了解第一手情况。然而这次情况不同以往,由于通讯手段和交通、电力等问题,地方台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提供现场资料,最多只是将当地办公室摇晃的影像传出(大多数记录详细而有价值的影像都是后来灾民们提供的)。这样一来,电视画面上常常出现的都是表示地震强度的地图和海啸警报图,有关当地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海啸造成的毁坏现状无从得知。第二天才逐渐传来海啸的有关消息,震情相当严重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严重到什么程度仍然没有可靠信息来源。包括核电站在内,报道称“已经自动停机了”,在普通日本人看来这就意味着已经安全了,不少人将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坚信日本的技术是可靠的,是世界一流的。

有个日本朋友和我谈到此事,他说“你们中国人好像太怕辐射了,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日本人已经受过两次辐射了,就那么回事。”我不知道他是想安慰我还是真这么想。

后来事态的发展和他们应对事态的速度,好像灾难不是发生在这个国家似的,该急的不急,该做的不做,也许他们真像我这位日本朋友所认为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每天在关注事态发展的我尽管在核问题上是个门外汉,不论是专家的解说还是媒体的评论,都认为在整个抢险过程中没有抓住要害,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处理问题的速度赶不上事态发展的速度,总是在新问题出现后慢慢应对。当时我在想,这么下去二次灾害范围扩大,很可能会殃及日本的“首都圈”。要知道仅“首都圈”就居住着近3000万人,占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

其他救灾方面情况又怎样呢?我看了近一周的报道,一开始就有人提醒必须及时往灾区运送救灾物资,可是时间过去了一周,灾区的现状仍然是缺乏食品、棉被、药品、汽油、取暖用的煤油、停电停水仍未得到解决。因为没有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患者病情加重,有的在避难期间死亡,有的在医院里死亡。因为没有水,厕所不能冲洗,卫生状况恶化,多数人穿的还是地震当天的衣服,没法换洗。

这次地震中心是日本的东北部,夜间气温常在零下,地震之后下起了雪,不少人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情况下睡在公民馆等避难所冰凉的地板上。

老年人和婴幼儿更是困难,不像以往那样有尿不湿可用,也没有老年人的专用厕所。灾区的通信正好是一周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才与几个灾区朋友挂通电话,恐怕这是得到解决的最快一项。

往灾区运送物资缓慢,可能是因为道路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但这决不是理由。地震之后一周多的时间内,我们没有看到一辆直升机为灾区补给救灾物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耐人深思。

要说救灾物资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运到,少量的已经运到了离灾区还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司机将物资卸下后就走了,不愿意继续往前运。就这样近在咫尺的物资,灾民们没法到手。还有属于捐赠的救灾物资被放在捐赠地,迟迟没有运出。据接受采访的人说“这些物资什么都有,即使运到灾区也会给灾民添乱,所以正在进行分类、整理、捆包,得知道那个灾区需要什么就运什么。况且,现在还不知道这些物资由谁来接收,上面也没有任何指示。”

听了这位被采访者的话,我的头都大了起来,等这批物救援资送到灾民手上,将是何年何月?按中国网民的话说,就是她脑袋里进水了。

措施无力,坐失良机

措施无力的典型例子就是他们搞得所谓空投海水,浪费了两天时间。当然往炉内喷水降温看起来是一种有效措施,其实也是无力的措施。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喷水的目的是要降低存放燃料棒池子的温度,而不是只要把水洒在了墙上就算完成任务,那么水是否进入了池子是很关键的,然而官方的回答是“没法确认”。

措施无力还表现在对策和方案单调。本来降温是应急措施,通电才是根本措施,否则还是会像现在这样按了这个葫芦又起来了那个瓢,顾此失彼。

从通电的进展来看,远远迟于补水,据报道,还得等到震后十多天之后,才有可能接上电源(注:这篇文章发出之前,已经是第十一天,还没有完全接上)。不论日本政府是怎么想的,至少他们在解决电源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不然怎么也不会拖这么晚,因为东北电力就在附近。

当然,投入的人力不足,也是导致抢险救灾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处理核电站问题上,大量职工避难,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工作,这就是国内网民提到的“50勇士”,他们的英雄行为可赞,但仅靠他们处理核电站内部发生的故障,人手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上层在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的严重程度一方面估计不足,以保住炉心和整个电站为前提处理事故,采取的是姑息保守方针,不是从根本上防止核泄漏,没有从如何阻止最坏结果的发生着手。美国曾提出派专家协助解决,因为美国有这方面的教训,提出有效控制核泄漏的前提是最终废掉核电站。

日本方面哪舍得呀,不用说,马上就拒绝了美国的提议,自信可以既保住核电站,又能控制事故,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结果是鸡飞蛋打。

另一方面存在隐瞒事实真相的嫌疑。几天来,日本政府遮遮掩掩,许多实事没有向外界公布,包括大家关心的核辐射问题,是在媒体和国民多次追问下才吞吞吐吐地说“目前的核辐射对身体不会立刻产生影响”。这方面从官房长官早期会见时的回答可以看得很清楚,为此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盟国美国在内,并没有相信他们的报道。

如此重大的事故,不是想瞒就能瞒得住的。官房长官在会见时强调最多的是“大家要沉着冷静,事故正在得到有效控制”,可是往往是他话音刚落,现场就传来爆炸事实。一个日本人和我逗趣地说“炉子冷不下来,我们怎么能冷静”。

事故发生后,现场的有关情况向上反映到东京电力高层,然后由他们向官房长官汇报,再由官房长官向菅直人汇报。经过这层层汇报之后,由菅直人主持召开会议,研讨对策。据了解这种对策会议有时开到天亮,仍然没有结果。上面没有结果,现场工作人员也不敢乱来。国民和现场工作人员火急火燎,菅直人也累得够呛,就是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毫无作为的消磨过去了。

日本厚生省规定与放射物质接触的工作人员每小时所能接受的射线量,只能在100毫西弗,然而这次事故现场的射线量远远大于此规定。如果按规定工作,每个工作人员只能作业几分钟乃至十几分钟就得撤离。就算是没有完成任务撤离出现场也是合法的,督战的长官也没法强求,包括菅首相在内。

为了延长现场作业时间,厚生省临时改变法律,将接受射线的标准提高了一点五倍,改为250豪西弗。这种临战改变法律的做法,自然要受到现场工作人员的抵触。这一点我们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如此重大事件面前,还有时间讲多少豪西弗的问题,你们说这是不是脑袋里进水了阿?!

贪生怕死,人祸扩大

说日本人怕死,我们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相信,如果不是通过这次救灾看到了他们自卫队、消防队、还有中央特种核部队的表现,我也不敢在此大胆写出来。

首先,东京电力高层在事故发生后第三天,在出现连续氢气爆炸,核辐射危险增大之后,曾向菅首相提出放弃抢险,全部交给自卫队和美军来处理。

事实上在提出这个要求时,原本有数千人职工的核电站,事发之后已锐减到300人左右,这个人数仅仅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营,不用说是抢险了,最终只剩下50位真正的英雄在那里挺着。其余几千人当中有不少是按要求避难的,也有的是放弃岗位逃离现场的。当然他们也是受灾的、无辜的,我们不忍心责备他们,他们应该受到厚生省条例和劳动保护法的保护。后来补充了自卫队员,共180人在现场坚守。

自卫队被派到了现场,出发前大家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可以为国捐躯。然而到了现场,发现辐射能太强,他们随身携带的辐射强度报警器一响,一个个跑的比兔子还快。

更窝囊的是所谓中央特种核部队,由北泽国防部长调遣,这支部队是为核战争准备的精锐部队。可是一到现场也和自卫队犯同样的毛病,说核辐射太强,立刻退了出来。为此国防部长还埋怨东京电力高层:“他们说里面安全,我才派出了部队,早知道这样,我是不会派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消防队当时没有恐核症,头两天只喷出30吨和50吨水就是因为害拍辐射才半途而废的。后来连续作业几个小时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更好的设备,进行了远距离无人操作。

前面也说过,谁也没敢近距离核实他们是否有效地将水注入了燃料池。官房长官会见时说,注水后里面升起了像水蒸气样的白烟,可以推理是注入到了燃料池内。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说法,炉子和燃料池周围温度极高,水注到外面照样会有白烟。

灾区百姓的救灾物资长时间不能充分补充,除了前面所说的一些组织工作上的问题外,最大的问题还是恐核症。不少司机不愿意接近核辐射灾区,将货物运到外围就卸货、掉头走人。有的司机听说是往核辐射灾区送,干脆就撂挑子不去。

在核电站附近有一家较大的医院,爆炸发生后有的医护人员脱岗而逃,造成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加上缺乏药品,一个星期后院内还有近300名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也没有被转移,院内死亡急剧增多。只有少数医护工作人员在那里坚持,这些人才是最可敬可爱的人。遗憾的是这种人似乎少了点。难怪东京都知事看到日本目前的现状,放出狂言,说这次灾难是“天罚”。

隔岸观火,捐助微薄

在遇到危难和灾情时,日本人的原则首先是自救,就是说能跑的就先跑,这样可以避免你救我我救你最后都没有救出来。原则上讲这是对的,也是酷的,更是无情的。我们可以对那场战争稍加回忆,当日本刚一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大军压境,不久我国东北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后,残留下不少日本妇女和儿童。其中不少儿童是其亲生父母为逃生而抛下的,这有史料为证。由于当时逃离中国的交通工具有限,作为弱者的妇女自然也大量的被留在了中国东北。

这次灾情发生后,至少是在一周以内的报道中,我没有看到多少互救、互助的感动,大多是自顾自,包括亲人之间也是先顾自己。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壮汉对采访者说,他和他妻子、女儿手牵手一起逃跑,最后只有他活了下来,妻子和女儿都被水冲走了。我们无法责备这位壮汉,我想作为受灾者本人应该比我们更痛苦。

一周以来的报道中,社会捐赠少得可怜,电视字幕上仅看到松下公司拿出3亿日元以及电视募捐倡议,还有几个艺人像做广告似的说了几句慰问灾民的话。这么点举动与如此大的灾难极不相称。

对于核辐射的恐惧,使我逃到了名古屋避难,看到火车站附近有很多人在为灾区募捐,他们齐声喊着“求求大家为灾区捐款,拜托了!”

那声音撕裂着每一个善良人的心。然而从车站出来的人群若无其事地从募捐者面前走过,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往募捐箱里扔钱,顿时有种心寒和难受。有的网民说得好,在天灾面前我们首先都是人,于是我禁不住把钱包里的所有零钱都放了进去。

 

           

 地震之后很多天我都不能睡安稳觉
 九级地震来时我正在家看“洋画”

                                                                                                                                                      日本名古屋    楚人  

 

                                

                            本文作者简介
                            1957年9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1977年考入现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从事精神医学临床与

                            研究。1984年至1991年先后在吉林省精神卫生研究所(1984)、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1987)、卫生部中国医科大学日语培训中心(1990)、日本竹田综合病院(1991)进修1980年至1994

                            年在国内、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以及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多篇论文。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的医学心理函授大学。1989年由其主持研究开发的“精神疾病计算机诊断系统(CSPD)”通过部级鉴定,1990年由其主持研究开发的“精神疾病计算机诊断系统(CSPD)”获得民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赴日进修时即开始潜心收藏,2008年元月,在北京举办了“日本海外文物回流百件精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