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我看到形势有些危急,就立刻去找孝逢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说:“明天的股东大会做决定时,我会和你一同投票,不管什么决定,咱俩一举手就是三分之二的多数。对台湾人来讲,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三个人一起做,要么不做。即便以后不再做,前面已经花的钱也要报销,因为那毕竟是在我们的合作期产生的费用。这样做,起码你这笔钱有保障了。”

孝逢也没有其它办法,就答应了。

第二天开会,投票都按我预想的方式做了。那个台湾人似乎也没多大意见,这让我真有些吃惊。
一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孝逢刚跟说完共同投票,他就背着我立刻开车就去找了那台湾人。说:“咱们不能再跟沈群合作了,沈群在背后这么算计你,咱们俩得保证公司利益。”

就这样,我被我可以最好的朋友在背后算计了。

几天之后,当我坐飞机回到北京才发现,原本我和孝逢共同签字取走的那笔钱已经被孝逢和那台湾人共同签字取走了(我们公司在美国的银行户头取钱规则是任何两位股东签字便可支取现金)。
更可怕的是,他们两位股东背着我签字修改了公司的任命,我已经被从公司董事中清除了,我变得没有任何签字权了。而且,我手上正在进行的一笔生意的代交款项,在打入公司账户后,由于我失去了签字权,也不能取出了。

当时我只知道是那台湾人出面做的一切,尚不知我的朋友的与他合作。

他一系列的行为把我逼入绝境,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跟他拼了。

我在北京拨通了那个台湾人在洛杉矶家里的电话:“罗杰斯,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怎么使枪,你要是不给我活路,你也别想活。我一命换三命,值了!我限你在24小时内将这笔款打入我的个人账户,明天如果我在银行的账上查不出这笔钱,我就直接飞到你洛杉矶的家里。”

电话那头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当我打电话到银行查询时,洗车公司给我预付的、在中国办展览的6000美元已经如数地打入我的账户。至此,我和那个台湾人的账告一段落。

可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孝逢会这样对我,十多年的好友,从一入大学校门就结识,一起写诗、一起获奖、一起探讨人生,毕业之后,我被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被分到《北京日报》社,都是新闻单位,经常凑到一起探讨稿子。包括后来一起写戏剧文学,也只有我俩和后来在国内非常著名的文化人士英达一起坚持了下来,并一直持续他到来美国。

当我第一次登陆美国,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就是他去接的机,我后来在他洛杉矶的家里住了一个月才去学校报到。再后来,当我病重,田芬让我去洛杉矶学练气功时,也是暂住在他家里。我们俩共同度过的时光,点点滴滴在我眼前闪现。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知心的朋友?尤其是从大学时代一起走过来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今天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心想保护他时,他却在背后捅我一刀。

很多朋友都是那种可以在一起受苦受累,却不能一起享乐的,可是我们连艰难都没有挺过去,我就被他推进了万丈深渊。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提起孝逢,不愿想起这事。我一直忍着,想着哪天见到他时应该把他暴揍一顿,可是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机会见面。

正当我要慢慢淡忘此事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火上浇油,终于忍无可忍了。

原来,就在孝逢和我们合作办公司时,他在国内做的是倒卖批文的生意。他把当时在中国聘到的唯一一名雇员发展成了自己的女友。当时,他们两人一单批文的倒卖价格已经达到70万元人民币。然而,东窗事发时,两人便一同被告上了法庭。作为公司负责人的孝逢,本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法庭上,孝逢却反咬一口,说都是他女友的责任,他对于经营的细节并不知情。而在当时,这桩官司如果在法庭定罪的话:侵吞国家资产70万元人民币是足以判死刑的。

这一件事情,又一次让人看清这个人的本质:他根本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当危险发生时,为了保全自己,他可以嫁祸于任何一个人,包括自己的恋人。这也使我更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对于这种人绝不能客气,哪天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于是,为了能够真正打好这一仗,我经常在家练拳脚,当然这一切都不为对方所知。

转眼间就到了1996年8月16日,我在洛杉矶的家中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他说:“我现在在洛杉矶拍电视剧,孝逢也在剧组工作,好久没见了,你过来吧,咱们聚一聚。”

“好啊,告诉我你的地点,我马上到。”

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了。临出门前,我又练了一遍怎么出拳,我想好了,这一拳我一定要打得漂亮。

事到如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第一,现场肯定有很多人,但我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打他,即便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第二,我也不用多打,只一拳,出这口气,也让他长长记性。

我来到拍摄现场,老同学和孝逢马上就迎过来跟我寒暄。看着孝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使得我本来就强忍在心头的怒火,更加按捺不住。他们对我说的话,我基本上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暗暗地攥着拳头,等着出拳的最佳时机。

等到孝逢站到了我对面,老同学也站在我旁边时,我觉得时机已到,我挥起早已攥紧的右拳,猛然出击,打在他的脸上。这一拳之狠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直打得对方飞身离地身体飞离地面,横着撞到身后停放的汽车上,然后又摔倒在地,眼镜也不知去向。

周围人被这一切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浑身上下仍然在激动中发抖,我对倒在地上的孝逢说:“你记住,你做的事值得挨这一拳,原因你比我清楚。从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见到你,就是这一拳。”

我听到现场马上有人报了警,但我却没有离开,我试图给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的老同学解释事情的原委。很快,警车鸣着警笛,闪着红色顶灯飞驰而来。警察拿着警棍冲下车来:“谁,谁是动手打人的人?”

“是他。”几个现场的人纷纷为警察指证。

我也迈上去一步,说:“是我,但我打他是有原因的。”

“你先别说话!”警察问周围人,“是不是他打的人?”

“是。”

“好!你站直,两腿分开,手背后。”警察说着给我带上了手铐,上上下下摸了一遍我的身体,确认我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后,才说:“跟我走一趟吧。”随即将我推进警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戴上手铐,我坐在了警车的后排,一道从上至下厚厚的铁栅隔开了我和前面驾驶座上的警员,而我的情绪还一直按捺不住地激动:“这个人欠我钱,还欺骗了我。我跟你解释不清我为什么打他,我只能说这个人该打。”

我不停地大声重复着这话。前面的警员开口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要坚持说话的话,你的每句话都会在法庭上被当成证词。”

这句在电影、电视剧里听过无数次的话,终于由一个活生生的美国警察亲口对我说出。

“我不怕当成证词,我做事光明磊落,在任何法庭上我也都会这么说”,我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那警员没再理我,只是不停地通过对讲机向总部汇报着情况,不一会儿,我被带到了蒙特利公园的警察局。

再次搜身,确认我身上没有任何凶器后,我被领入一个黑色铁窗的房间去提取指纹。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一旦被抓进警察局,并做指纹留样并提取指纹,就会留下犯罪记录,终身在警方的电脑里储存。指纹提取后又进行了警官问话,然后让我在一份警察报告上签字。

警察通过问话了解到我不会对其它公共社会有危害,于是规定了我的保释金为800美元,但在我身上发现了850美元现金,于是保释金也不用交了。

在确认我不会再次行凶时,我被释放了。我看了看表,前后经过三个多小时。后来我才了解,这在美国就是坐过一天监狱的记录。

走出警察局,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斗,我有一种重获自由的快乐。我一遍一遍重复回想着那一拳打出去时心中的快感。两种快乐交织在一起,使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激动。终于有一天我可以扬眉吐气地打出这一拳。


 

聘用每小时350美元的律师

1996年打人事件的几个月后。一天早上七点左右,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睡眼惺忪地爬下床,我从玻璃窗户向外看去,只见一个身穿警服的白人正站在门外。我不知什么事,打开门后那人问我:“我想确认一下,您是沈群先生吗?”

“我是!”

“这是一份法院的文件,请您签字。”

我很疑惑,法院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人在我签完字后留下文件就走了,我打开一看是孝逢对我的起诉书,案件指定在我家附近的阿罕布拉市的法院开庭审理。

我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心想就你孝逢这样的人,明明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竟然还来起诉我。你看好了,我一定打赢这场官司!

当然,我很清楚自己不懂法律,不要说美国法律,就连中国法律我都不了解。因为从来没被起诉过,所以我想我得马上聘请律师。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搜索信息也很不方便。于是我通过律师界的关系做了一圈紧急而详细的调查,我要寻找出刑事诉讼方面记录最好的律师。

在美国,律师的选择大致有这样几项标准。第一是专业性。美国的律师可以一分为二,出庭诉讼律师和专做文件的律师。一个律师往往只专于一项,或者专于文字:文件的论证,或者专于出庭:与法官和对方律师论理。

通常情况下接案越单一的律师就越专业,只有没活干或缺活干的律师才会什么案子都接。因此仅从广告上来识别律师的好坏还远远不够,那些声称“什么案子都能接”的律师可能反而哪一项都不精。在于美国这个法制国家,各种官司满天飞,几乎每个人都免不了去法院。而美国律师的专业化分工之细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某类案件必须选择某类的专业律师,例如你要打破产官司就要请专门受理破产官司的律师。

第二个标准是年龄。人人都知道不能选择太年轻的律师,因为他们打官司缺少经验,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也不能选择年纪太大的律师。虽然年长的律师办案经验相对丰富,但这类律师常常已没有做事的欲望,总想着省事多赚钱,这种心态对诉讼型的官司尤其不利。因此那些既有相当经验,又有充沛精力的中年律师往往是最佳选择。

第三个标准是和法庭法官的关系。如有可能,你一定要选择在开庭法院有过出庭经验或与法庭法官打过无数交道的律师。这样他就可以在开庭之前根据案情对法官的态度有一个预先的分析,然后再进行各方面的准备,这会极大地增加胜诉的概率。而这一切你都可以通过和律师的首次面谈得出结论,因为只要他在指定法院出过庭,甚至与法官熟识,他一定会在你面前炫耀。

第四个标准是价格。在一个成熟的商品社会中,竞争机制已经形成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的市面行情。俗话说买的没卖的精,律师一定比当事人更清楚某项具体工作的公道价。假如你执意选择价格最低的律师,最后吃亏的往往是你自己,因为没有比败诉更大的损失了。

就这样,通过筛选,一位名为MiRe的律师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出身名校,是刑法的专业诉讼律师,年方四十岁,又具备阿罕布拉法庭的出庭记录,专业服务的小时价格中等偏上。可以说他符合我既定的各个方面的筛选标准,于是我马上和他约下了面谈时间。

他的办公室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幢几乎是最高的楼中,走进他的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他的助理,一个非常漂亮的白人小姐,她给我端上咖啡让我等候。

等到最后一位客人从MiRe律师的办公室走出来后终于轮到了我。我被请进屋内坐在M律师的办公桌前。他身材不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精明干练,“说说你的情况吧。”

我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了一遍。

“你会在法庭上承认是你打的人吗?”

“承认。”

律师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承认还来找我干嘛?”他很吃惊地说,“你认了罪,法官就宣告你的罪触犯了法律的哪些条款,有什么相应惩罚,之后审理就结束了。哈哈。有意思,迄今为止你是第一个准备认罪还来找我的人。”

我发现自己和律师有如此分歧,便很严肃地说:“打人这事我承认,但我想确认的是我打他是光明正大的,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就是他该打。”

听了我的话,律师笑得都直不起腰,“那你完全不懂美国的法律。至于他该不该打,那是另外一回事,与本案无关。这个官司法官只想知道你打没打人。如果是他欠你钱或者欺骗你,导致你身心受到伤害,你可以起诉他。那是另外一笔官司,再次开庭时,你是原告他是被告,重新审理。”

“照你所说,我确实听不出我请你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准备承认打了人。”

“你请我就是不想认错,没打过他。”律师肯定地说。

“那不对,再说我在被押上警车的时候已经承认打过人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警察当时没提醒你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吗?”

“提醒了,但我还是如实说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警察在车里说的那句话对我切身利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警车上如果我保持沉默,警察就不能断定我打了人,法庭必须根据证人和证词重新认证。如果孝逢找了一个证人证明我打他了,只要我也找一个证人证明我没打,再加上律师的论证,法庭判决的结果是什么还很难说。
想到这些我说:“那我请你还有什么用啊?”

“你请我还是有意义的,我给你辩护可以给你少判刑啊。”

“打架这事还要判刑?”

“当然有可能判刑,因为你是在公共场合打人,而且根据他的起诉,你把人打伤了,法律要对你作出制裁:判刑和赔偿,而我的作用就是要使你的制裁减轻。”

“你能减轻到什么程度?”

“我的目标当然是不判刑、不赔偿。”

“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我就请你。”

“你请我是因为我有专业知识和信誉,你认可我的能力。不判刑,不赔偿是我们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任何接你这个案子的律师都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最终结果要取决于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对方的律师等等很多其它因素。”

“这个我明白了,那我怎么付费?”

“最好的方式是按时间计费。”

“你一小时多少钱?”我知道,美国律师都有一个确定的小时工钱。

“一小时350美元。”

我的妈,看来他确实价格不菲,我记得当时克林顿总统的律师每小时也就400美元。行,就他了!我也牛气一把,用用这个一小时350美元的律师。

“那时间怎么计算?”我问。

“我花时间取得的信息和准备的材料会及时告诉你,你要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解雇我。但是你要先交3000美元(预付金),我根据所用时间从预付金扣钱,不够了我再通知你。”

“还有其它的付费方式吗?”

“有。你可以打一个包,算个整数。我来根据里面的钱数评估够不够,够了我就接。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发现当时我估少了,而你又不会再加钱时,我就只好偷工减料。”

这带有威胁的一句话也有其道理。我想这个案子属于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事,容不得他偷工减料,于是我没再犹豫,当即签署了律师协议,由他代理我打这个官司,并且是按时间付费。

这一天我们走进法院,看到当天门口张贴的告示,那个庭那个房子的审理时间表已经排好,我的案子是上午十点半审理。我期待着在法庭上可以再看一眼我那一拳留下的痕迹,但实际上当天原告本人并没有出现。走进法庭我才最终确认,原告委托律师全权代理。

在法庭陈述了事实之后,法官问我:“你认不认罪?”

“我不认罪。”我心里想的我不认罪是我打他是有道理的,而不是不承认打过他。

“休庭!他不认罪,双方律师重新准备材料。”法官下了结论。

这不是坑我吗?这个律师是按照离开办公室开始计算时间的,开车停车、等待开庭,随时都在算计着我的钱。这要是一次一次无休止地打下去,我得花多少钱啊?但美国的法律就是这样,于是法庭重新设定了开庭的时间。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十 七)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