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再开庭时,还是这个法官。

进庭之前,MiRe律师告诉我:“我们现在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我调查了法官的背景,这个法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为穷人说话。从你和原告目前的形势来看,你是富人,他是穷人,单从聘用的律师就可以看出来。他聘用的是社区普通律师来伸张个人权利,只需支付很低的费用,而且一旦确认他是在公共场所被伤害,那么律师费就可以由政府来出。而我是职业的刑法律师,人人都知道要花大价钱才聘得起。你有钱他没钱,你在公共场所打了他,而警察局又有记录。所以我们的形势非常不利,我建议你以认罪的方式换得尽可能低的制裁。”

听到这些话,我非常憋气,看来我已经走投无路只好认罪,可明明有一番道理却说不清楚。

另外,我也明白,律师跟我说这些实际上在证明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查这些资料,而他花的这些时间都是算钱的,当时的律师费按小时已经累计到了80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和律师商议,“既然这样我只要求一样东西,就是没有犯罪记录,别的惩罚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是绿卡身份,一旦有犯罪记录,转成美国公民时就会有很大麻烦。

“我会尽量争取。”

“都有什么可能的制裁?”

“第一,你可能被假释,时间我不确定,我会尽可能争取低一些;第二,你可能不会再被关进监狱,我会争取;第三,你可能被要求社区劳动(这个词他说出来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第四,你可能被要求罚款,我想不会低于2000美元。”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那一拳打得有多重。孝逢的眼镜彻底报废了,重要的是镜片的碎碴扎到脸上,导致局部脸皮被扎破。三个月时间里孝逢一直在看病,而这些治疗费都会转为赔偿由我来埋单。

刚进法庭,法官就开始和我的律师协商。法官对我的律师说了一句狠话:“如果你的当事人不认罪,一定要进行到陪审团的程序,那是他的权利。但是,这是一个旷日持久、劳民伤财又与社会无益的事。而且一旦最终陪审团还是认定他有罪,那个时候再由我来量刑,我会加重判他。”

听到这句话,律师对我说:“咱们只好跟他达成协议。”

我的心里极不舒服,看来这位法官真是为穷人说话的。如果美国法庭上多一些这样的法官,长远看来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与孝逢相比,当然我比较富裕,但以后保不准跟其它人打官司时我就成穷人了。

这次的经历使我发现,在美国处事,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笔交易,法庭审理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双方是可以商量的,因为各自要算各自的账。法官算的是,如果请陪审团审理将会有多大的社会成本,陪审团成员的补偿津贴、法庭的占用、法官的出庭等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工费用;律师算的是多打一个小时官司能多挣多少钱,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当事人算的是律师一个小时350美元,从准备材料到开庭辩护结束,我打不打得起?

经过协商,法官开始宣读审判结果,“被告人有罪。判决被告人服刑一天,但由于被告已被警察局关押过一天,一天刑期视同执行完毕;100个小时的社区劳动,一年之内完成;18个月的假释,监视居住;罚款2000美元。”

一大堆的法律词汇,听得我晕头转向。走出法庭后,我让律师一一为我进行了解释,然后去办理各项手续。

在社区劳动手续办理部门,工作人员问我具体想要哪种劳动,我看了看可供选择的单子,想起以前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时,经常看到路边有纸屑、塑料袋等垃圾,当时我就想过等到“哪天没事了就去志愿清理高速公路”。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理高速公路”这一项,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忘记这是对有过错的人的一种惩罚,甚至感觉自己像环保工作者一样高尚。

这就是我在美国当被告且被宣判有罪的一次经历。

 

六、我在美国的劳改生活

提起“劳改”,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会想到父辈人所经历的1957年“反右”或“文革”,深入美国生活后,我才发现劳动改造绝对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国也有劳改。

美国的“劳改”是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一种社会机制,只不过在美国一个人不会因为政治或思想见解与主流社会不同而被送去劳改,但所有那些轻度犯法的人都会根据法庭的判决而被强制劳动改造。譬如说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破坏公共设施、打老婆孩子等行为的直接后果除了经济赔偿和牢狱之灾外,都会被要求劳动改造,只不过这种劳改在美国被冠以另外一个名字:社区服务,英文是Community Service。其内容就是特定时间内在当事人被强制执行社区服务工作,而最常见的一个工种就是清理高速公路。

在中国,当你看到一群青少年在马路上擦金属栏杆时,你就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学雷锋做好事。而在美国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当你看到一批人穿着黄色马甲在清理高速公路时,你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是一批在劳动改造的人。

我在中国没经历过劳改,在美国却没能躲得过。美国的劳改比较人性化。

首先,它允许当事人在限定时间内自由选择劳改的执行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年内完成这100个小时的劳动,这就使得我能够比较从容地安排时间而基本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其次,每天的劳改工作不会超过八小时,也就是说我要工作13天,而这13天不必连续进行,我甚至可以将它分为13次,每次只工作一天。

再次,劳改的人不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劳改时我只需要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签字报到,工作结束后回自己家。虽说如此,但它也是强制性的无偿体力劳动。

即便是这样人性化,它对于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年了,我都没有过早晨六点钟起床的经历,但是因为七点半要在指定地点报到,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上好闹钟,六点钟准时起床,带上自己的午饭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这使我好像又重新回到当年美国读书时自己给自己做午饭的生活。

我的便当盒里天天一样:两个三明治、一罐可乐。在美国这是不会做饭的人最便利的选择。因为在超市可以直接买到做三明治的面包、火腿肠和生菜,你只需把它们叠在一起,一个三明治就做成了。当然,我在第三天就开始对这样的午饭感到腻烦了。

在美国劳改的生活中,午餐时间可是说是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你可以躲开暴晒的太阳,心安理得地在树荫下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从容地享用自己的午餐。每当那些家里有女人做饭的人打开自己的饭盒,那香喷喷的饭味让人很受刺激。

记得当时有一哥们儿就像故意气人一样,每天都带红烧排骨,闻着排骨的香味,再看看自己的便当,让我无比痛恨单身生活。

每天的劳改内容、程序基本都一样。

早上集合好后,两辆大车同时开出,一辆载人,另一辆装干活用的工具、垃圾袋和饮用水。工头根据上级指令将车开到某一指定的高速公路路端,到了停车位后集体下车,穿上带有反光带的橘黄色马甲,开始在高速公路的作业地段摆放锥形桶,对过往车辆做出警示以防发生事故。之后大家排队领工具,然后再按指令开始工作。

记得之前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看到那些穿着黄马甲的人顶着大太阳在路端捡纸屑,心中总是不由得升起对这些人的敬意:正是这些的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得我们能有一个整洁的环境。

然而当我第一天和“同事们”集合时,原先心目中的尊重立刻就荡然无存了,左右看去身边的十几个人单从相貌上讲就没一个象正面人物。

再一了解,更发现这些人都可以称是“社会渣子”,不是打了老婆,就是偷了人东西。想到这些,心里不由升起一种悲哀,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好端端地来到美国,竟然会与这些劳改犯为伍。

由于工作态度、效率都要由工头签字认可,所以我们所有劳改人员对工头都百依百顺。在他眼前工作时每人都积极努力,一旦走出其视野范围,大家立刻变得一个比一个消极怠工。

劳改的间歇我们也进行闲聊。一次,一位长我几岁的中国“难友”听说我来劳改是因为在公共场合打人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打人?你敢打人?这是在美国,你竟然在公共场合打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特想被打你知道吗?谁再想打人,打我好了……”

话语中透露着认真但稍带诙谐,过了一会儿,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再想打人或者你知道谁想打人,麻烦你通知我一声好吗?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就打我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工作还能得到一笔赔偿了。”

这样的话,在中国听来是可笑的,可在美国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美国法律中有一条是对“犯罪的受害者”(victim of crime)的政府赔偿,即便是抓不到罪犯政府也要对受害者提供医疗费和其治疗期间的误工费。

因此在美国你是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打骂的,更不用说像台湾和韩国那样议员开会时拳脚相加了。

洛杉矶的气候是三季如春,一季为夏。夏日里,虽然每天一到下午六点就能感受到清凉的海风,以至于晚上睡觉常常还要盖上一层单被,但中午那几个小时还是酷热难耐的。烈日之下,如果你站在毫无遮盖的空地上,甚至会感到脚下的土地如烈焰般灼热。

不幸的是我的劳改就选在了夏天,而清理高速公路的劳动也始终处于烈日的烘烤之下,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用毛巾、帽子把身体各个可能露出的部位完全遮住。这样虽然躲开了毒辣的日光直晒,但在衣服和帽子里的身体早已是大汗淋漓,汗水把浸湿的内衣、裤子紧紧地贴在皮肤上,难受不堪。

当我在高速公路边的草丛中用纸夹将纸屑、废弃物一个一个夹起放进垃圾袋时,看着路上一辆辆放着音乐疾驶而过的汽车,心里不禁感叹: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拥有时你并不察觉,因此也不知道珍惜,只有失去她时才倍感可贵。

我们的工头是个墨西哥后裔,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个人从外表看上去,就知道是属于那种祖祖辈辈都做简单粗活的人,喜怒哀乐全在脸上,心直口快藏不住半点秘密。

一天,当我正在炎炎烈日的煎熬下劳作时,他走到我面前冲我诡秘地一笑:“来,跟我来,我有特别的事要跟你说。”

我心里一阵狐疑,虽然我动作有些拖拉,但与周围的大多数人相比,也算是规规矩矩、恪尽职守了,不至于到挨批的程度吧。他会给我什么特别的指教呢?等我们走到树荫下,他依然止不住那股兴奋劲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一个中国女孩上床了。”

你和谁上床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不冷不热地说:“那好啊,祝贺你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我没有表情地看着他,等着他的进一步“指示”。

他拉了一下我胳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懂吗?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说就是了。”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让你用中文帮我写几个字向她表达我的感情,这样一定会给她一个惊喜。”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看,我已经用英文写好了,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用最简单的语言就行。”说着,他从兜里抽出一张叠成几折的格纸,上面有他用英文写的句子。

“什么时候做?”我听完他的话紧接着问。说实在话,我很担心他在下班之后还缠着我给他做事。因为每天下班后我都身心疲惫,急匆匆开车回家,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当然是现在写了。一下班,我好马上拿给她看。”他很得意地说。

听到这话,我才放了心。

“你先不用干活了,好吗?”紧接着他指指不远处的一块树荫,“你就坐这儿吧,把你的本事都发挥出来把这事搞好。”他把纸条递给我,转身走了。

我坐下来开始翻译。这时我完全可以感觉到从我身边走过的其它劳改同仁们异样的目光,他们一定在想:“这小子想什么方法贿赂工头了,可以逃避劳动。”

当我译到第二句时,突然灵感上来了:我可以把这些英文译成句句押韵的中文情诗。于是,我就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再度加工创作。工作做完后,心中感叹:真不愧是北大诗人啊!就是在劳改时看到写得这么烂的英文,还有兴致把它译成情诗,不过这么好的诗用给工头有点可惜了。

译完后,我把诗的意思讲给工头听,同时添枝加叶地把这种诗在汉语中的工整、对仗、合辙、押韵描述了一番。听得这工头乐不可支,脸上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但我心里却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上床的这个中国女孩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其它海外华人;她是否认识中国字,因为很多在美国的华人第二代移民都只能讲中文而看不懂汉字。如果她根本看不明白,不仅白费我一番心血,这工头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到头来还是我遭她怨。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带着我的三明治便当,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头一天的事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还没等我签名报到,工头就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手连声感叹,用中国话来形容他当时的感激之情就是:“哥们,牛!把我家那位给乐的,今天早上还没起床就又拿着那张纸一遍一遍地读。”

我心想,可不是嘛,跟你恋爱的女人,就算认得中文,中文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要不是我在这儿劳改,这辈子都轮不上北大的诗人生给她写情诗。没想到工头接着说:“今天你就不用干活了,到工地你就写这个,多花些时间没关系,能写好就行。”

就这样,中文写作能力使我规避了所有劳改人都不得不忍受的痛苦,重新回到咬文嚼字、推敲词句的生活中。唯一的不足就是创作的地点让人难以想象,每天都是在车流疾驶的高速公路边的树荫下面坐着思考。

假如在1997年5月的日子里,你在洛杉矶10号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帮身穿橘黄色马甲清理高速公路的团队,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人马;假如你还看到一个人没有劳作,而是坐在树荫下埋头写字,那就一定是我了。

第二天创作时,我开始产生疑惑:这个工头的中国女友应该能看出这中文诗与他原来的英文句子的天壤之别,难道她不会在这比较中感觉到工头的粗鄙而对他心生厌烦吗?

第三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英文肯定好不到哪去甚至根本不懂英文。不管她能说出多少句英语来,从文字上讲,她也只能看懂中文。所以她以为那工头写的原始句子就跟这中文诗一样美,所以她不仅不会看不起这工头,还可能正在感谢上帝送给她一位浑身散发着诗情的恋人!

想清楚这点后,我的诗歌创作就进入到一个自由状态:我已经完全不用顾及这工头的英文是什么内容了,只要在原意上稍微起个头,后面就是我天马行空的随意创作了。

每日一诗的生活持续了七天,每天我的写作都能给工头带来很多欢乐,也能给我自己带来许多轻松,而他的中国女友也一定沉浸在充满诗意的恋爱中。我只能说我年少时做梦也想不到,多少年的诗词历练能够有这样一种价值的发挥。

在我劳改的最后一天,我的心情无比轻松,生命中一段难挨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

工头在我的劳动登记单上签完字后,无限遗憾地对我说:“我还真舍不得你走呢!你就这么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想,是梦就总有醒来的那一天,生活中只有真实的才是持久的。于是我笑着对他说:“祝你好运吧!”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十 八)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