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当初我们激情亢奋地进行策划时,眼前看到的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矿,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懂得从出发点到目的地有多远的距离,途中要经过多少障碍和磨难。

筹备灯会的过程就是一个救火的过程,往往是一边的火还没有完全扑灭,另一边的火又已熊熊燃起,而且稍不留神这火就会引来烧身之祸。

这帮意大利老码头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理顺,我们又接到城市建设部门的通知:灯会景观的设计不符合城市的法规,所以不能开始施工。

这时距离预定的开张时间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上千张嘉宾的请柬都已印完,十几万张门票的制版工作也都已结束,报纸、广播、公交等的广告协议已经签署,订金也已支付。如果不能如期开张,这一笔损失不可想象!

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信誉的损失我们也承受不起,市政府已向全社会宣告了开放时间,如有食言那将是一个多大的国际玩笑!

于是我风风火火地拿着城建部门不许施工的批复找到了律师。

“这也太不合理了,为什么让我们撤掉龙椅?为什么不许建长城?”我如此质询着律师,心里的火不打一处来,“如果这些景观都不建,那我们还叫什么中国灯会?”

“你跟他们是打不了官司的。”律师说起话来不急不慌,“而且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想,无论是市长,还是你的方妈妈(指房莉旁卿,我管她叫方妈妈),或者其它什么官员在这件事上都帮不上忙!因为城建部门的每一条批复都是根据城市的建筑法规制定的。”

“这是哪门子规定?”

“这条规定叫做everyone or no one(每个人都可以或没人可以),具体到你这里就是灯会的任何一个设计,只要是游人可以上去的位置要么就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这里的人包括普通人和特殊的人,如残疾人,要不就谁都不能上。你看看,你这里至少有三处跟规定发生了冲突:龙椅上面虽然一次只能坐一个人,但它是要踩着九级台阶上去的,你这里没有修轮椅通道;江南水乡这里,你是让游人踩着水中露出的石块走到水亭下去欣赏茶道,但残疾人怎么办?他们要把轮椅推到这水里面去吗?长城这部分就更不用说了,这么陡的梯子要一步一步攀登,完全没设轮椅的通道。”

“这也太荒唐了吧?长城是两千多年前修的,建的时候就从来不考虑残疾人上去的问题。不说两千年前也行,就是现在的中国长城也没有轮椅通道,我们要建的就是仿真的景观,如果建的与真实情况不符,那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那是在你们国家,你想怎么建都行,要在旧金山建就必须符合城市的建筑法规。哎,你说的是真的吗,现在坐轮椅的残疾人到中国也不能自己游览长城?”律师似乎对这个问题更感兴趣。

“还有这龙椅的要求就更没道理了,我们国家的皇帝从来就没有残疾。

律师被我的话引得哈哈大笑,我却一点儿都笑不起来。

“你赶紧出出主意这事该怎么办吧!眼看着工期就完不成了。”

“他们是照章办事,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没办法,我有办法,我说你听,然后你按着做。”

“你说吧!”我知道律师是最愿意听我说的,因为他的计费方式是按小时计费,也是每个小时350美元。

“以维护文化艺术的特殊性、真实性为理由跟他们交涉,让他们特批。”

“这条路你愿意试我可以帮你写文件,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看不到它能走得通的理由。”

“那我们可以签一份保证书,在这几个位置专门派人盯守,只要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来,我们的人就把他的轮椅抬起来,抬着上龙椅,抬着上长城,这待遇总行了吧。”

律师连连摇着头,“不行,不行,everyone or no one的意思不是说你能不能照顾他,让他享受到同样的待遇,而是说他不需要别人协助自己就能完成。如果去你们每一个景观都需要你们的人抬着他走,人家的自尊心哪里受得了?”

哎哟,他也太牛了,我们给他提供特殊服务,还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说的这些都不成,那你说怎么办?”

“办法嘛也有,譬如说在长城的烽火台这里可以建一个垂直起降电梯;龙椅这里从这九级台阶下面也可以建一个小型的垂直升降电梯,把椅座修成活动的,可以在游客升上来时自动打开,这样他就能坐在椅子上了。”

律师对自己的设计颇为得意。

“那叫地道战!”

“你说什么?”

“我说那是开玩笑,根本就不可能。修电动升降机那得多少钱,得需要多长时间?”

“那就只有修改建筑法规了。你知道这种修改是要议员提案,市民听证才能进行的,当然你也不一定完全修改,可以申请在这一条下面做一个修正案,仍然保留everyone or no one的条款,但注明当某些特殊的情况发生时可以执行特殊的法规,比如说像你们这种特定的文化建筑。”

“这么运作得多长时间?”我似乎听出了一丝希望。

“说不准,最少两年吧。长了就更没准儿了。”

“呸!那时候我是不是活着还是一回事呢!”

看着律师已经黔驴技穷,我知道继续探讨下去已无任何实际意义,直接的结果是我们商量得越多支付的律师费也越多。

于是我赶紧结束谈话,起身告辞。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实生活的经验越丰富你就越明白,完美只能在理想中出现。

艺术设计未能实现,建筑法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其它多少个方面的挫败同样令人防不胜防:

为保证冰雕部分展示的整体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个类似40英尺集装箱大小的玻璃保温柜。这样一来,一组长达20多英尺的冰雕即可在柜中全方位展示,而从哈尔滨特地请来的冰灯艺人也可以在柜中同时操作。

由于这是一件特制的产品,所以经历了艰难的寻找和洽谈才落实了一家当地的美国公司同意为我们特制这个玻璃保温柜,整个造价三万多美元。由于时间紧迫,我粗粗地审过图纸以后就马上交钱让他去赶制了,灯会开张前三天,冰柜拖到了现场。ú

ù当承制公司在现场把冰柜组装起来后,所有的现场人员都傻了眼。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冰柜不再是设计中那个晶亮通透、一览无余的展示体,而是由四节玻璃组成,每一节的隔断处都由足足有两拳宽的金属条连接。

也就是说,假如这冰柜里面装上一个长达20多英尺的冰雕,观众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景色,而是被打了三处隔断,每一节都变成像是窗户一样的展示体。

“这货不能接,Steven,让他们重做。”武良站我身后悄声说。

是啊,眼见着自己的血汗钱花掉,做出的却是这么一个怪东西谁不心疼?我走到制作公司老板面前严肃地说:“This is not what we want.

老板是位个头高高的白人,他似乎对我这话早有准备,“你什么意思?你不想要我可以马上拉走。”

“你拉走可以,钱得退给我们。”我忍不住心头的怒火,向他喊道。

“凭什么退钱啊,我们签过合同。”

“合同上也没说这冰柜是你现在这样的啊!”

“设计图不是你签的字吗?”他说着话拿出那张我签过字的设计图。

“你这设计图上的隔断部分只是细细的一条线,没有标明是这么宽大的金属条啊?”

“不用标,你们所需要的这么厚的隔温玻璃,最大的幅宽只有3.2米,我只能用金属一节一节把它们连起来,这是业内的规矩。”这位叫约翰的老板又抛出了一大堆专业术语。

“你别跟我说这些词,我听不懂。我只知道我们是交钱订货,你的货不对,我们就没法成交。”

“那好,我现在就拉走。”约翰说着就指挥起坐在一旁休息的安装工人,准备拆卸这刚刚装好的玻璃冰柜。

这时武良走到我身边说:“别让他拿走,拿走了已经交给他的钱也拿不回来。找任何一家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也做不出来,这样灯会中我们冰灯的这个亮点就没有了,现在只能跟他说,协议上那笔验货以后再付的几千块尾款绝对不能再付给他。”

我想了想似乎也只能这么办,于是我走到了约翰面前,“算了,你这冰柜不用搬走了,就算我们认倒霉,但你这产品跟预期不符,所以尾款我们也不能再给你。”

约翰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狞笑,他紧盯着我的眼睛说:“You dont want me to be your enemythings could go very nasty。”

又来一个威胁,等哪天我不办灯会了,把你们一个个都给收拾了。我心里反复掂量着利害关系,恨不得一拳打到他脸上。

我知道我虽然可以打完他走人,但我们的灯会还要不要在这儿举办?一旦结下怨,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像这样的地头蛇他随便使些招数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一再领悟这条生意场上不可避免的定律。

于是我强忍住心头的怒火,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信上帝吗?你拿这份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的目光从我脸上避开了。过了一会儿当他拿着我签好字的支票准备离开时,又返回来走到我面前说了一句,“祝你们灯会好运。上帝保佑你们!”

有理想的人是可以忘我地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白天面对形形色色的对手,别人下班后,我还要重新回到灯会现场协调工作人员紧张地安装。

不管这工作有多么紧张,甚至几乎没有睡眠,当我看到那五个集装箱的彩灯全部运到现场时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一个星期前洛杉矶港口的工会罢工,所有的集装箱全部堆积在那里。

运送我们灯会的集装箱从上海出发,要先进到洛杉矶港口,再转港进入旧金山,为此我们都着实担心了一把。

虽然这些彩灯到达这里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星期,Better later than never

这时离灯会开张还有三天,按照彩灯厂厂长的说法,全体工作人员可以24小时不休息地工作,所有彩灯就可以在两天全部装好,进入运行状态。为了赶进程,我和大家一起在6500平米的灯会现场夜以继日,挑灯奋战。

夜里11点,突然听到从码头后门外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就看到有人朝我急速跑来。

“不好了,小军被砸着了,已经死过去了,你快去看看。”跑来的人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道。

什么?死过去了?我顾不得多想,拔腿就往后门方向跑去。

等跑到现场,我看到装卸工人刚刚把一块两米见方厚厚的一摞木制隔板从小军身上挪开。两个人跪在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的小军面前,只见小军脸色煞白,双目紧闭。

“还不快打911,赶紧叫救护车。”我高声叫道。

“不知道该打什么号码,打通了也不知该怎么说。”现场一个和小军一起工作的人回答道。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电话只有我能打,因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讲英语。

我拨通了电话,确认了救护车马上就会赶来救援后,现场人员随即向我讲述了事故经过,当小军将那堆两米见方、五寸厚的硬木板从车上卸下后,他便推着铁架车走向灯会现场。由于水泥地上有一个小小的斜坡,所以小军为了省力一脚蹬地后,全身一下站到了有四个小轮的铁架车上顺着斜坡向前滑行。

就在他双脚落在车柜上时,那车一下失去了平衡,车身一歪,这一摞厚重的木隔板全部砸在了小军身上。

而小军这个只有一米六几的瘦弱男孩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就失去了知觉。

这可怎么办,看着小军苍白的面孔和紧闭的双眼我不知所措。灯会还没开张先有人员伤亡,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灯会怎么办?小军的家长怎么交代?

记得当时在洛杉矶临行前,小军的家长一再向我嘱咐:“孩子不会干活,你们多教着点儿,我就是想利用这暑假的时间让他增加点社会工作经验。”

我蹲跪在水泥地上,俯身下去,将手指放到小军的鼻孔前,能感到一丝微微的气息,好!还有救!我用双手一下一下挤压着小军的胸腔,脑子拼命搜寻着曾经涉及过的关于急救的知识。

很快,急救车一路呼啸着驶来,把我和小军一同送到了旧金山市立医院的急诊室里。

还好,小军终于被抢救过来了,但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需要在医院休养。

我刚刚为小军脱离危险喘口气,手机里又接到了一个威胁电话,“Steven,你们这些黑心的老板,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工人都是受劳工法保护的?小军的事故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累过度造成的!你这是犯法的行为!这是可以送你进监狱的!你等着吧,我们会为他打这笔赔偿官司。”

打官司并不可怕,但被人骂黑心老板是我不能忍受的。所有的人都算上,我比谁工作不辛苦?我心里又难受又憋气:我的钱还没有多到资本家的分上,心却被认为和资本家一样黑。

不过还好,由于小军本人秉持公道,这次事故最终没有酿成一场不可挽回的赔偿官司。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24)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