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灯会开幕前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是几个摞着一起来,根本不考虑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要准备着又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发生,我这一次真正体会到了那句话的含义,“No news is good news”。

开张前一天,防火部门按照规定前来检查。虽然我知道这是事先约好的照章行事,但他们在现场的那种检查方式还是让我吓了一跳:检察员走进会场后,向四周的陈设端详了一圈,接着就走到我们那接近四米高的巨型窗帘前,只见他拿出打火机,“咔嚓”一声点燃,接着就把火苗向窗帘移去。
我被吓了一跳,还有这样干的?

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手中打火机的火苗固定在了距离窗帘底部只有两英寸的地方。直到窗帘渐渐开始变黑,他才把打火机挪开,嘴里嘟囔着:“No good.”(不好)。

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测试了我们的景观长城和龙椅上的细软。

我知道形势不妙,没有他的签字认可灯会就不能开幕,而这开幕的时间已经不可更改,1000张VIP请柬已经发出,明晨十点就会有各界要人光临现场。

于是我走上前去,满脸微笑地准备跟他套瓷。

“我不能给你签字。”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话了,他的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你就给我们通融一下吧。明天市长和警察局长等等官员都到现场,你要不签字,明天不能开张,这场面怎么收拾啊?”

“这么多人来,我就更不能签字了。你知不知道如果我签了字,万一起火,我是要坐牢的。你不会想害我吧?”“那我们怎么办啊?”我知道这几百米长的窗帘至关重要,正是由它们遮挡住窗外的阳光,灯会现场才能保持漆黑,所有彩灯也才能展现出熠熠生辉的效果。

“买阻燃涂料吧,所有刚才我说过的对象,都要厚厚地喷上一层。你们有多少人可以投入工作啊?”“十二、三个,我们马上做。你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这种涂料?”我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任何一家油漆店都可以买到,看来你们今天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那倒没问题,问题是等我们喷完,你什么时候过来给我们签字啊?”

“明天早上八点。哎哟,明天可是星期六啊!”我听出这话弦外有音,便马上接上:“那太好了,就明天早晨八点,你辛苦来加个班,我们按最高标准给你开加班费。”

他笑了,口气缓和了很多:“伙计,不是钱的问题,是责任的问题,是坐不坐牢的问题。”

所有人一起上阵,整整干到凌晨五点。由于谁也没有干过这个行当,又担心通不过那哥们儿手中打火机的测试,我就嘱咐所有人一遍一遍地喷,只多不少地喷。因为我知道到明天早上八点再来检查的时候,再不合格可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于是我们拿着那阻燃涂料在这6500米空间里一通狂喷。整个现场一晚上都弥漫着那特有的刺鼻的味道,还弄得我们很多人身上也都沾上了这种东西。

当时我想,这可好,就凭现在这一身阻燃涂料,就是我自己“赴汤蹈火”恐怕也烧不起来。
凌晨六点,我才迷迷糊糊地上床。看着窗外已经逐渐亮起的天色,我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

梦中我只身走进了一片漆黑的地区,四面八方都是伪装得让人难以辨认的地雷。我踉踉跄跄地在这雷与雷的爆炸间奔走,一路心惊肉跳。一个不慎,我终于踩上了一枚地雷,“轰”的一声巨响,我被炸得粉身碎骨。那是我上床前上好的闹铃响了。

我一个碌翻下床,我知道我必须马上起身去迎接那个加班前来签字的防火检查员。

 

四、申请破产保护,起死回生

由于灯会的几十份协议全部由我直接签署,因此每一个要账公司的电话打进办公室都指名道姓地要与我通话。而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得不接过电话,一个个地跟人家打哈哈。常常是座机的话还没通完,手机就已响起。

1998年6月10日,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终于开幕了。

头一天晚上,旧金山当地最大的ABC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专题报道,女主持人以这样的口吻开场:“假如我告诉你明天在旧金山将有一个重大的中国活动开幕,你一定会以为它是在全美国最大的中国城,也就是旧金山唐人街举行,然而这次你错了,‘98’旧金山中国民间灯会’将在传统的意大利商家聚集的渔人码头开幕……”

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一个中国文化活动一瞬间突然全方位的进入到美国主流人士的视野:坐上公交和地铁就可以看见中国灯会的宣传画;旧金山城市的高速公路入口处可以看到巨幅的灯会广告;打开当地收听率最高的音乐广播就可以听到主持人对灯会开张的预告;各大旅游景点的免费信息领取处还可拿到印制精美的中国灯会彩页。

灯会的开幕式堪称盛大和辉煌,渔人码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场灯饰在一瞬间点亮,引来所有嘉宾一阵欢呼,由首都师范大学演出团现场进行的中国文化艺术表演,更为灯会增加了一道流动的风景。

灯会的荣誉主席布朗市长和房莉旁卿女士分别致辞,作为主席的我也上台向各界人士表示了感谢。当我走下讲台时,灯会的共同荣誉主席、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副总领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你真给中国人长了志气。我在美国工作这么多年,参加过无数的中国文化活动剪彩,但那都是在华人社区的中小场所进行,像你们灯会这种规模的文化活动还真是头一次。”

按照计划,开幕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并不对外售票,前来的都是各界应邀出席的政要嘉宾。

旧金山市长、警察局局长、旅游局局长、市议员、码头管委会主任、联邦参议员、加州参议员、中国驻旧金山领馆领事、美中友好协会主席等各界人士悉数到场。

从每天预定的500份送餐的食品全部用光就可以看出前两天应邀的1000多位嘉宾全体出席了。时过多日我才听说,布朗市长对各类灯饰情有独钟。开幕式那天,他一进灯会现场就喜出望外,并在许多彩灯前驻足欣赏,细细品味,以至于他大大超出了预计逗留时间,最终不得不把原定与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会面推迟了15分钟。

灯会的开幕式在所有公司董事的心目中是这个项目运作的分界点。开张前,由于各种不可预见的费用的支出大大超出了预算,而几位董事又都不愿意再注资,所以大家都咬紧牙关刷卡记账。

当时,我的14张信用卡总共累积信誉额度11万多美元还没开张就已经刷去了6万元,其它人也都自愿刷卡垫支,那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害怕,因为我们都清楚,即便把所有的钱花得一分不剩,只要坚持到开张,资金的周转只要过了分界点,门票收入就会滚滚而来,所有现金流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就像当年在拉斯维加斯赌博时,连输五把之后,第六把要毫不犹豫地把赌注翻倍,因为赢的希望就在眼前,这一次赢下,就能将以前所有的损失全部收回。而灯会唯一不同于21点赌博游戏的是,它不仅全部投出的资本会顷刻收回,而且回收之后,金钱还会像开闸之水汹涌而来。

在所有董事心中的那座巍峨的金字塔也不再仅仅是炫目地停留在我们的幻想中,而会变得触手可及。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灯会在最初几天的热闹场面过后,接下来竟然一片沉寂。

首先,亚洲金融风暴已经漫延到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等地,来访旧金山的游客锐减,日本航空公司大幅缩减航班,大韩航空公司甚至干脆取消了从汉城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往年熙熙攘攘、人流不断的渔人码头一时间变得冷清了许多。

美国本土的游客虽然势头未有显着减少,但似乎没有人理解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为了招徕游客,我们把音量最大的唢呐演奏拉到了展厅门外,这使得那距离我们正门50米远的渔人码头必经之路上的游客都能听到这嘹亮的演奏,但大都数人仍然仅仅是驻足观望片刻,然后继续前行,即便有少许游客被唢呐声吸引至灯会门前,当他们看到45美元一张的门票,大都还是选择了离开。也许是他们早就定好了自己的游览路线,也许是他们不觉得这灯会值得一家人花上100多美元去观赏,一整天经营下来,不要说像我们原来预计的四、五千人,就是四、五十人也达不到。

偌大的灯会现场,千百盏彩灯熠熠生辉,游人却三三两两,往往是三、五个游客一进门就被二、三十人组成的演出队伍前后左右地服务着,弄得这些游客都有点儿受宠若惊。

就这样现实和梦想的巨大反差一天天地持续着,流进我们组委会的不是现金,而是像雪片一样的账单,水费、电费、电话费、保险费、汽油费、广告费、印刷费、保安费、房租、演职人员工资等等应接不暇。

所有花费急速地累积,而我们口袋中的信用卡却近乎都逼近了当信额度。崭新的点钞机放置在灯会现场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和银行协议好的每天至少一次的现金运送服务也不得不取消。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面对所有的欠账公司,我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拖”。

与此同时,我们重新调整了现场的工作程序,让各类演出人员手持灯会的宣传彩页,身着演出服走出展厅,直接走到门前50米那渔人码头人流必经之处,向游客们宣传。除唢呐之外,我们又调来了一面直径一米的大鼓放在门外,由演员们轮着进行击鼓表演。另一方面,对那些为数不多进入到现场赏灯的游客,我们一律在他们走出灯会现场前,赠上可以使灯会门票打对折的优惠券。期望他们能够口耳相传,能给我们带来新一拨的游客。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不见成效,灯会现场依旧冷冷清清,每一天停业时的游客统计表表明,游客的累积数字甚至还不如现场的工作人员多。

时过不久,那些欠账的公司再也按捺不住了,有的给我们灯会寄出了逾期未能还款的罚款通知,有的更是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还款就将演变成一场官司。

几个月持续过来的疯狂工作,已经使我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原想着开幕之后就可以倒头大睡,然而现实的运营状况使我不得有片刻的放松。我不得不在一片讨债声中极力地寻求着任何一种解决措施,希望能给经营的现状带来一些变化。这一切使得我心力交悴,焦灼不安。这时我脑海中常常翻腾着一个个问题:假如当时的策划会不是那么盲目乐观,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假如我们多一点专业的头脑,能使可行性报告真正可行;假如亚洲金融风暴不在这个时刻发生,而使得那些喜爱灯会的游客出现在渔人码头;假如在我们知道了金融风暴开始后,毅然决定推迟一年举办;假如我们当时同意了有意追加投资的董事的请求,多出10万美元来做广告宣传……

然而这些假如对于冰冷的现实没有丝毫意义,生活永远都是现场直播,绝不给你倒带重来的机会。由于灯会的几十份协议全部由我直接签署,因此每一个要账公司的电话打进办公室都指名道姓地要与我通话。而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得不接过电话,一个个地跟人家打哈哈。常常是座机的话还没通完,手机就已响起。

那些天我非常羡慕办公室那个负责接电话的文秘,她的心里没有任何压力,不管电话接起后听筒里传来的是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的质询,她都无需思考和面对,只需及时地把听筒交给我就行。

安静下来的一瞬间,我会想以后我也当这么一名接线员,每一个电话都跟我无关,我只需要一一地把它交给别人,即可完成我的任务。而且我还可以在一旁轻松地看着由我转过去的电话一瞬间把接电话人变得暴跳如雷或者沮丧万分,而这一切都无关我的痛痒。

不得已,我把所有的欠账公司按照主次轻重进行了排序:水电是要保证畅通的,否则一旦断供,灯会就立刻被置于死地;工作人员的工资是要保证的,否则有可能闹出大事;其它电话线都可以取消,但无数广告所注销的灯会购票热线必须保留,因为它是我们灯会的生命线。其它的一切包括房租、保险,都可以扛着不付。终于,我们不得不裁员了。信用卡已经拉到了极限,我们无法再付出任何人员的工资。

于是,几个董事赤膊上阵撑着这个6500平方米的空城。

老吴发挥着他年轻时的特长,在宫廷区域负责演奏二胡;武良的女友充当文秘,接听各方来电;武良就是全方位忙活,既当售票员又当检票员,一对游客入场后,因为并没有下一对接着购票,他就索性把门一锁,跟着游客游览灯会同时解说,等到游人要出门时再递上一张折扣券;而我在负责接听那些不得不接听的电话,并联系任何可能前来的团体之余,跑到门口,冲着四十米外熙熙攘攘的渔人码头的游客全力擂响那面大鼓,以期吸引他们的注意,心中的痛苦、烦躁与无奈都被我转化为一锤锤响亮的鼓声。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25)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