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天空淅淅沥沥下着蒙蒙细雨,地上湿漉漉的,给人一种北京春天的感觉。我盖好后备箱,驾驶着这辆租来的白色克莱斯勒开出了俄克拉荷马城,沿着40号公路,一路向西驶去。车内的温度被我设定为23度。女友坐在副驾驶座上,制片人夫妇坐在我们的后排。他们三人一边吃着瓜子,一边谈论着昨天在俄克拉荷马城看到的景观。

1995年,在俄克拉荷马市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政府办公楼爆炸案,爆炸时分正值早晨九时许,这次爆炸使168人遇难,包括19名儿童。我们昨日参观那个遗址时那片空地已经变成了一个纪念公园。这个纪念雕塑的设计让人震撼,因为它是由一片办公座椅组成的。椅子与椅子之间保留了原来办公桌真实的距离,所有椅子也都保持着原来办公室内的朝向,只是椅子上面的人都已不在,一片空空的椅子向来人诉说着往日的悲惨。外面的雨还在下着,这时车轮开始溅起越来越多路上的积水。我眼睛稍稍向右前方斜视过去,分明是看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汽车的那根天线上,已经结满了冰串,但当时我却没有立刻意识这冰与我们的直接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这叫黑冰,也就是雨水在空中时是冰水混合物,一旦到了路面便冻结成冰块。由于这冰是透明的,驾车人仍然能够用肉眼穿过冰层清晰地看到路面。同时由于天地间不见雪,所以开车人并不容易意识到路面的冰。如果我昨夜看过天气预报,便会知道在我们所开的40号州际高速公路上正有一股强冷空气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迎面而来。

换句话说,开出俄克拉荷马城不久我们的车已闯入这冰水交加的强冷空气中。

我的车速并没有减缓,它被巡航器固定在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因为这条高速公路的限速是70英里。在美国当你每小时超速5英里时通常不会被开罚单,因此着急行驶的人往往把车速限定在这个区域。我车的前方正有一辆集装箱的货柜车以大约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前行,由于它那巨大的车轮溅起无数的水花,使我看不清更前方的公路,所以我决定超过它。

车内他们三人都在嗑着瓜子聊天,女友可能感到车轮有些许滑动,向后座瞟了一眼,发现后面两位都没系安全带,便提醒他们说:“你们还是把安全带系上吧。”

我随即扭头看了一眼女友,她自己的安全带紧紧地绷在身上,这是她常年养成的习惯,无论坐在车的什么位置。从国内来的朋友通常都不习惯系安全带,坐在后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系安全带是给交警看的。听了女友的话,他们倒也没反对,伸手把安全带系在了身上。事后证明如果他们没有听从这句劝告,可能今天就不能与我们同在了。

说话间,我已经开始了超车的过程。那辆40英尺的货柜车一共有很多排轮子,巨大的轮子高至我半个多车身。和美国绝大多数延伸在旷野上的州际高速公路一样,这里的路是单向行驶,双车道。向前看去,公路笔直无限延伸至前方的地平线。而此刻我却看不见前方。货柜车在内道行驶,车轮子溅起的巨大水花完全遮盖了我正在行驶的外道的前方视野。冲过去,我用脚尖加力踩上了油门,一排轮子两排轮子,我心里暗暗地数着,每超过一排轮子我心中都舒一口气。我知道一旦冲过最后一排轮子,我的视野便会完全开阔,那一望无际的公路就会重新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

说时迟那时快,当我的车子从货柜车最后一道轮子溅起的水浪中冲出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地出现在我眼前的路不再是笔直地向正前方延伸,而是一条弯弯的弧线。我连忙顺着公路的弧线向左转动方向盘,准备沿着抛物线的内边前行,然而我却突然感觉到脚底的车轮在剧烈地打滑,车身并没有随方向盘转动。

于是我本能地把方向盘向原来方向倒回。这一下使得车身一滑,车轮已经完全离开了路面,整个车身被高高地抛向了空中。“完了,完了。”我只来得及从嘴中吐出这几个字,车和人都已完全失控。后来听当时正在高速公路辅路行驶的图击者布莱恩说,他那时正驾车以时速40英里的速度由西向东行驶,突然看到高速公路上,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腾空飞起。转了两个圈后,落在了高速公路右侧的凹形路肩上。

至今我还记得那辆载着我们四人的面包车坠落在地上时那重重的一震,就像一个大铁皮箱子被人从高空抛下,而我就坐在箱子里。那种失重的撞击,使我大脑剧烈地疼痛,心脏像要跳出来一样。我脑海中急速闪过一阵悔恨:是我害了大家。

实际上我们的车是在空中转了几个圈,幸运的是车还是四轮着地卡在了路边的凹形槽中。所有的车窗都已震碎,但由于是钢化玻璃,所以玻璃并没有碎落下来,只是形成了无数的裂痕让人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所有的气囊都已弹出,车身已经扭曲。

“怎么样?怎么样?伤着没有?”我和女友高叫着并全力转身向车后看去。

“我在。”后面响起制片人的老公的声音,但却没有那制片人的动静。

等我俩扭过身向后排看去时,眼前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制片人位置上的安全带仍然原封不动地紧锁,人却不知去向。“邹晴,邹晴。”我们高声叫着她的名字。

“我在这儿呢。”突然车底部传来她有气无力的声音。定睛看去,我的心难受得像撕裂一样。只见她那娇小的身体缩在座椅侧下方的阶梯处,鲜血从头顶流出,顺着脸颊不住地向下流。我用左手试图开启车门但车门却纹丝不动,情急之下我握紧右拳狠狠地击向玻璃窗,“哗啦”一声,早已粉碎但仍然粘连成一体的玻璃全部散落下来。我的手一阵麻辣般的疼痛,转过手背一看,星星点点全是血迹,数不清的玻璃碎碴嵌在手中。我全身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那是在车窗碎落下去后灌进车内的冷风,这时我才感到车外是多么寒冷。

“Are you alright?”在那个没有玻璃的车窗外突然闪出一个光头白人。

“Can you open the door for me?”我请求着说。

他从外我从里,我们俩人抓住驾驶座的车门,奋力向外推去。“砰”的一声车门开了。我一步跳出了车外。好冷啊,我牙齿禁不住地打颤。“She needs help!”我一边叫着,一边急速绕到车的另一侧。打开门看着气息微弱,血流满面的邹晴。那个白人看到这一切,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先上我的车吧,前边就有一个小镇,警察和救护车会马上赶到。”说着他把邹晴和我的女友挪进他的轿车,在他车里一个妇女和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正满脸惊恐地看着这发生的一切。

“我的车装不下了,你俩在这等一下,警车很快就来,我先送她们去医院。”他对我和邹晴的老公说,话音未落车已启动。

寒风中我站在车的废墟旁,心中涌现无限的懊悔:为什么要开始这趟旅行?为什么要走40号高速公路?为什么不看看天气预报,为什么要超这辆车?……现在想什么都晚了,我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性的身心伤害。

警车很快就到了。这位带着大檐帽,酷似西部牛仔的德克萨斯州警察把我们让进警车,记录着我们对事实经过的口述。记录完,他说:“这全是驾驶员的错,你们知道吗?根据德州的交通法,在这样的天气中最高时速不能超过40英里。”

医院对我们四人进行了全身检查。除我们三人都是些磕碰划伤以外,不幸中的万幸,邹晴的满面血流也只是划破头皮,缝上几针便已处理完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们谁也没想到。在医院透视检查邹晴的体内是否有积存血块时,医生发现她的小腹内有一个约两个拳头大小的阴影。“你是不是怀孕了?”医生问道。

“不可能,绝不可能。”邹晴说。

“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让你出院。”医生明确地说。“因为如果没有怀孕的话你体内那个阴影就可能是肿瘤。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断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做任何处置让你离开我们是有责任的。”

“啊?我不是美国公民,要做手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

“这些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你需要留下来就医。”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德克萨斯州中部一个只有两万人的小镇。在小镇这所仅有的医院里没有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系统向上级汇报了这种情况。几个小时后,一架直升飞机就把主刀医生送到了镇上。

早晨七点钟,当制片人从朦胧中睁开双眼时,一位眉清目秀的白人医生已经出现在她的床前。

“你好,我是主刀医生David,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即将手术,现在我们正在把昨天从你身上取出的血样与血库中的同一血型血样进行匹配。因为即便是同一血型,也仍然有0.1%的概率不能匹配,因此这是我们动手术前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现在利用等待的这段时间,让我给你讲述一遍我们的手术计划。”医生的话语温和而平静,好像即将开始的不是一个剖腹手术,而是大学课堂中的一次实验。

“首先我想让你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们同时有四个医生参与这次手术。我是主刀医生,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使我无法继续进行手术,譬如说:体力不支、晕倒等等,我身边的助理医生会接过我的手术刀按着既定方案继续进行。其次还有一位化验医师,在切开你的腹腔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从那个肿瘤中截取一个切片,送到化验室立即化验,15分钟后即可知道化验的结果,从而判断出肿瘤的良性与恶性。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在首都华盛顿的XX医院,还有一位医生在随时接听电话指导我的工作,他已经有218例同类手术的临床经验。”

“假如肿瘤是恶性的,我们就不得不切除你的一些器官”

“你就别跟我说要切什么了,就告诉我还能留什么吧。”制片人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话语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奈。

“扑哧”一声,主刀医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酷,但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跟你讲清楚。当然如果你的肿瘤是良性的我们就不需要切除这么多了。”

“我还想提醒你的是,在你这个年纪,假如你已经不考虑再生育的话,我们建议,不管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将子宫切除。因为即便这次切除肿瘤,下次如果再长出来仍然有很大的概率转成恶性。”

“那我就永远不能生孩子了,是吗?”在这一时刻这个一向信誓旦旦终身不要孩子的人,突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女性对生育的渴望。

“请直系亲属签字。”医生冲着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说:“待会儿进行全身麻醉以后,我们将无法再与她交流,手术只能按既定方案进行,你们也只能在手术室外等候。”

就这样,这位北京台的制片人在她家乡万里之外的美国德克萨斯州农村的小镇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她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而当那个肿瘤取出时,它的体积竟有26公分×11公分大。她没有向医院交一分钱,就完成了一个需要支付几万美元的手术。如果没有这次车祸,她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发现这个肿瘤。因为这次车祸,她还得到了保险公司数额不菲的人身伤害赔偿。这样的结局也算是有惊无险,因祸得福吧。

而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教训。由于我的超速违规驾驶导致了严重的人身伤害,那辆全新的克莱斯勒的小面包车已全部报废。这家租车公司有了我的不良记录:五年之内不允许我在这家公司租车;我的驾驶记录多了一个不良的点(根据加州的交通法规,一个人记三个点就会吊销驾照);汽车保险公司也一下将我的驾驶保险费从每年的六百多美元,升至3000美元。

然而,我却从这次车祸中看到了我幸运的一面。当时汽车在空中转了两圈,落地时竟然还能四轮落地,从而使得我们四人没有受到更多伤害,这可以算是我生命中又一次大难不死吧,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说我必有后福呢?那还得从我们这次车祸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冲上来抢救的那位白人说起。
这个人名叫布莱恩·哈特曼,是好莱坞的专业制片人,正是这次戏剧性的相遇,被他我带进了梦萦已久的好莱坞。

那是在这次车祸发生之后的10个月左右,这位制片人找到了我,微笑着对我说:“今天我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啊,那就说吧!”车祸之后我们虽然经常见面,但都是家长里短的普通谈话,没有认真地洽谈过任何问题,尽管我们已对彼此的职业都有相当的了解。

“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这世界上什么职业最诱人?”他微笑着看着我。

“我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觉得呢?”

“电影制片人,”他无比肯定地一字一句地说,“我给你讲个小情景吧。我有个邻居,是个85岁的老头,早已退休在家尽享天伦之乐。有一天他在自己的邮箱里取出一个信封,撕开信封以后看到的是一张3600美元的支票。那是20多年前他做制片人时生产的影片又在南美地区的电视台上播出了,因此,他又得到了一份他应得的酬劳。”

说实话,作为在中国影视圈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虽然也常和电影制片人打交道,但从来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

“后来呢?”

“后来?后来他就开始规划怎么花这个钱了呗,譬如说和他的儿子、孙子规划一次去海边的旅行。当然,在退休的日子里,他接到的可绝对不只这样一张支票。”

“我明白了,你以后也会是这样的。”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也可以这样啊!当然前提是必须做出有生命力的好片子才行。”

“那你找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问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成立一家影视公司。你拥有中国的资源,我拥有美国的资源,我们进行资源对接,优势互补,在国际制作方面一定能干出名堂。”

他的话不禁让我想到一年前姜文来到洛杉矶在我家小住时,就跟我认真地说:“你应该干电影。”听他那话,像是我没干电影会有多大损失似的。我也曾被他说得一时心动,在美国,虽说影视不分家,但电影制作和电视制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

我曾做过很多电视节目,但要谈到制作电影却完全是外行,所以那念头在心中一闪也就随即消失了。“你觉得一定会有国际制作的电影项目吗?”

“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全都是国际的。不仅市场是国际的,制作也是国际的。美国各种制片费用这么高,再加上受工会的制约,除非不得已谁还会在美国进行制作呢?”

显然他认为我这个问题太外行了,便止不住地对我说,“为什么那么多制作跑到加拿大去啊?《上海正午》你看过吧,就是成龙和你认识的那个于荣光主演的片子,讲的全都是美国的事,可外景都是在加拿大拍摄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意大利,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好莱坞制作的备选地,我觉得下一步就该选中国了,一部《卧虎藏龙》就足以让他们明白很多事情……”

“行,反正我不懂电影,你是专业人士,只要你觉得行,我就愿意跟你试一把。”我看着满脸笑容的布莱恩,止不住想起发生车祸时的情景,心想他可是当时第一个跑上来营救我们的人,夸张点说是救命恩人,别说合作共赢了,就是请求我帮忙我不也理当两肋插刀吗?

“好!告诉你,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Shenhart,你的姓‘沈’的拼音,我的姓Hartman中取这个hart,两个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全新的组合词,肯定没人会用过,用这个词注册时保证一次通过。”

就这样神哈特娱乐公司在洛杉矶正式成立了。虽然最初只有我们两人,但后来逐渐又融汇了一批好莱坞的专业导演和制片人,并开始了国际电影制作项目。在中国最初的电视剧制作项目中,像电视连续剧《荣誉》、《无国界行动》,包括中央电视台的环保专题片《为了地久天长》,布莱恩始终都和我打拼在第一线。

当公司有越来越多的由好莱坞“始发”的国际影视制作时,总能让我想起那份缘分:2001年的冬季,正是那场要命的车祸,使我一头闯进了闻名天下的好莱坞。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26)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