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二、“因为你策划的晚会,我可受到领导的批评了”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了美国广播电视专业的理论知识,再加上亲身经历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经验,使得我领悟到很多这类直播节目的奥秘,于是我也一直在暗暗地摩拳擦掌,总想着机会也能实地演练一下,说句好听的就是“贡献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

2001年秋季,机会终于来了,中央电视台要直播在宁波举办的第十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此次电影节也准备首次启用红地毯仪式,有关领导在听到我的经历后,特地邀我直飞宁波协助策划电视转播。

赶到宁波现场我才发现,整个策划方案都已完成,各路人员都在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准备。主持人张国立、曹颖已进入到最后对词的阶段。我虽然身份是策划,但对已有策划进行大幅度修改已不可能,只能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即便如此,我还是抱着精益求精的投入到工作中来。

可以想到的是,此次工作的各项进程无一不延续着中国电视传统观念所框定的模式:欢呼的人群是组织来的中学生,喊出的话语也都是事先被导演安排好的,而现场的掌声也大多是被编导像音乐指挥那样操作出来的结果。

当然,由于节目的制作没有进入到良性的商业循环中,所以全部制作的经费也只有400万人民币,这种预算也极大地限制了各种创意性思维的实施。

这次仓促短暂的介入,进一步激发了我策划此类电视节目的兴趣。我转播完之后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机会,从零开始,做一场完全符合自己策划思路的电视直播。

真正的机会终于来到!

2001年底,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策划推出与中国传统体育大奖“十佳运动员”颁奖活动相对应的另一项大型体育颁奖活动:“中国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他们计划运用中国第一媒体的优势,将这次颁奖典礼打造成中国体育奖顶级经典,从而在社会影响力上一举超越“十佳运动员”颁奖。

这个想法刚刚出现,我就被《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推荐给了体育中心的项目执行人。于是我们签下协议,由我对这个四个小时直播节目进行整体策划。

工作一开始我就遇到重重障碍,譬如,从选择颁奖典礼场地开始,就出现了一系列让我惊讶的现实: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当时已有27家五星级饭店,却没有一个场所能够接近我所策划的电视直播的要求。

同时,为了控制预算,我们也首先要从那些愿意免费提供场地或者只收取象征性费用的饭店进行考察。最终这些饭店由于场地条件所限被我否定后,项目执行人才一咬牙说:“行,带沈老师去看一下国贸的中国大饭店吧,如果条件符合,我们再想办法协商钱的问题。”

到了中国大饭店我发现,这个当时最先进的五星级大饭店却没有任何一个场地可供电视媒体操作。如果转播车开至饭店附近进行工作,所有电线电缆只能从窗户接入,再用胶布粘在地板上。在美国,即便是30年前建造的剧场,转播车开来到只需要在墙上寻找接线的插口即可。但在中国大饭店除了电源电线的问题,它也没有一处类似剧场形的设施。

所谓“能够搭建的”典礼会场,只是一个地面平整的多功能厅。如果搭上领奖台,那么站在台上的人一踮脚尖就能伸手够到房顶。没有净高,那领奖人出场还能有什么气势?颁奖典礼还怎么辉煌?

考察后我坚决否定了这个方案。

最后经过多次综合性评估,颁奖典礼还只能放在中央电视台一号转播厅进行,远就是那个电视观众们已经看了无数遍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

等我走进现场时,发现春晚那圆形的舞美设计框架仍然主导着舞台的整体形状。“这可不行!这种舞美格局只适合晚会,因为曲线代表着团圆、祥和与完美。而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体育颁奖典礼,主要给人以阳刚和健美,舞美不换就会失去我们创意的特色和价值。”

“沈老师,您知道要换这个框架得多少钱吗?”在我的策划中,负责人常常拿出预标不够这个杀手锏。

每当我听到此话,也只有无奈:“那你们看着办吧,该说的我都说了。”

当然在有些不那么受预算限制的原则问题上,我还是努力坚持,因为我知道如果只考虑预算,那我的工作就没任何意义。不仅对主办方没有意义,对我也没有意义,因为我这次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要赚多少钱,出多大名,而是要完成心中一个夙愿。

“所有其它被邀请的媒体记者一律不得进入典礼现场。”我又发出了指令。

“沈老师,那可不行,人家媒体不干。你知道这70来家媒体很多是从全国各地跑来,到了北京你不让人进现场人家不跟你急啊?”

“你知道他们进来会是什么结果吗?长枪短炮一大堆。谁都希望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一群人挤在台前,电视转播还给不给舞台全景的镜头?整体的气氛还要不要保证?”

“沈老师,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可我们举办的是首届中国电视体育奖,虽然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第一媒体,但是第一次办活动也需要别的媒体捧场吧!让人不高兴这场怎么能捧得好?这你不能不考虑吧?”

“我还真照顾不了那么多,由我策划这台典礼直播,第一原则就是典礼的效果。所有颁奖现场的人都是道具,都服务于这个原则。一台顶级的典礼难道不是你们希望看到的吗?关系也好,人情也罢,你们好好招待他们不就得了,当然同时也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典礼现场不能采访!”

其实我从心里理解这位制片人的苦衷。我也知道他为了尽可能保留我的策划位置付出了很多努力。

“那这样吧,我们把所有记者都放在梅地亚宾馆。”负责人灵光一现地说道,“好吃好喝招待着,典礼结束后用一辆大车把所有获奖人都接到梅地亚宾馆的多功能厅举行专门的新闻发布会,让他们尽情地拍照采访。”

“哎,这可不行。”我忍不住马上打断了他,“典礼一共两个多小时,结束后获奖人脸上早已没了风采,再排队坐大巴到新闻发布现场,他们的心早都凉了,效果相差太多。”

“而且你把一帮获奖者同时放在发布会现场,记者知道该挑着谁问啊?那些被冷落获奖人怎么长时间陪坐?”

“那您说怎么办啊?”

“每一个获奖者拿到奖杯走下讲台后,就直接进入所有其它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这样不仅记者可以在第一时间采访,获奖人也可保持兴奋的神态。提问和回答一个一个来,有话则多,无话则少。典礼完成后,新闻发布会也随即完成。稿件同步发出,各方工作都实现最佳效率。”

负责人听完我这些话后说:“好吧,那咱们就在四号演播厅设立新闻发布会。按沈老师说的,让他们所有人不出央视大楼就把采访完成了。”

“你等一下。”我又伸手制止了他,“你能不能现在找个人记录下从一号厅的舞台上走到四号厅的舞台上的时间,马上告诉我。”

知道我这番话后隐藏着道理,这位制作人人马上安排人测量一号厅到四号厅的步行时间。

电话打回来,单程步行要两分多钟。我说:“不行,四号厅作为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方案必须否定。因为从现有颁奖典礼的人员和程序来看,有的运动员需要重新返场,譬如说王楠既有可能获得‘年度最佳女运动员’,还完全可能和她的乒乓球队一起获得‘年度最佳团队奖’。而这两项奖的宣布间隔只有六分钟左右,假如单程要走两分多钟时间,双程就要五分多钟,万一需要她返台领奖,那不破坏了整个典礼的节奏?就说他们是运动员也不能穿着领奖礼服和高跟鞋在一号厅和四号厅之间奔跑吧?”

“那我没辙了,你说怎么办?”

“我们去现场实地看看!”

到了现场我就发现,从央视大楼门口走入,到一号演播厅之间有一处近似大厅一样的过道空间,我便说:“新闻发布会现场在这儿就挺好,每个获奖人员推开一号厅的门就进入发布会。如果需要返场,一分钟之内便可重新上台。”

“这儿行吗?这儿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搭建就行了。搭一个讲台,三、五十公分高就行。台下安排几十把座椅,然后再用隔离带拉上一圈,由安保人员站在四角。”

“我跟保卫科的人说说吧,我们可从来没这么做过。”

每一个进步都要突破“以前从来没有”,就是在一次一次突破中历史得以发展,人类得以进步,艺术得到创新。

经历过无数次类似上述观念的磨合,我策划的直播方案终于出炉了,整整85页纸。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一份在中国电视直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策划。

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它涵盖了四个不同区域的直播现场,各场的视频、音频信号双向交流。四个直播区域里还有一个动态延伸的过程,具有很多不可控制的风险,那就是在直播评委投票情景后,由保安人员专程押送的评选结果,从北京城东的北京航空饭店起步,穿越长安街,来到京西的央视大楼,再在现场嘉宾的注视下由工作人员搬上颁奖典礼的舞台,这一路的直播强化了评选的悬念,最终再由主持人公布结果。

那个时候,央视体育节目中心的工作人员缺少大型直播活动经验,虽然他们的节目中直播并不少,但全部都是对球赛的转播。通常只有球场和演播室两个区域,技术操作简单得多。所以像我这种策划,只能交给央视的文艺部执行。这个团队也是操作过无数次春晚直播的团队。

当文艺部主任接到我这套策划方案时,止不住地点头,“有意思,从来没这么做过。红地毯区域有一个大屏幕播放投票现场的情景,每一个走过红地毯的大奖提名人都可以从大屏幕上的这路信号时时看到评委对自己的投票,有意思。看着这个策划就想亲自上手演练一遍。”

此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最后选定中国体育节目的元老主持宋世雄和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第一女主持人曹颖。

根据工作程序,策划人在完成策划方案后,要跟踪所有具体工作,并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有方案进行调整。

因此,典礼彩排时我也在现场全程跟踪。当时我坐在一号厅的观众席上,眼睛盯着演员们走台,刚刚在台上说完一段词的宋世雄走下台说道:“这个策划方案是谁出的?”

我以为出现了什么问题,马上迎了上去说:“宋老师是我做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我是说这方案写得不一般啊!我主持了这么多节目,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策划。”

听到此话,我才放下了心,同时也又一次感到了满足。

严格地说,和我最初的策划方案相比,最终实现的效果也就达到了50%。因为电视是一个群体性的工作,我相信由于预算、政策、人事、观念等多方面的限制,很多像这个方案一样出色的策划很难最终被电视观众欣赏到。所以每当我听说有人在银屏前对某一档节目嗤之以鼻时,我心里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你是不了解情况,真换上你做还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

当然这种种限制中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观念的限制。譬如说在这次直播彩排时,我对导演说:“一定要在主持人宣布某一奖项获奖结果前,让摄像师抓到每一个获奖提名人的特写,并且将其头像由导播切换到大屏幕上,这样观众就可以实时看到大奖揭晓前所有提名人在那一刻的表情。

但我得到的答复却是:“嘉宾也不可能提前约到现场,坐在座子上让你彩排。”

听到这话,我便不再言语,但我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素质和知识的问题,而是工作态度和方法的问题。我真想和导演打个赌:你信不信,我请五个美国摄像师来,他们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但一定能按我的要求做到。因为我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每一个椅子背上都贴好具体的人名,颁奖典礼时嘉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必须对名入座。在彩排时候,只需要请一批中学生来,每人头上戴上写有具体嘉宾人名的帽子,由摄像师演练按名追索几遍特写即可。

2002322日,颁奖典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坐在观众席中,看着这由100多人组成的整个电视制作团队所实现的各个方面的视听效果,心里默诵着由曹颖和宋世雄说出的我创作的串词,心中顿生无限感慨。因为我想到了1986年我第一次给央视撰写的那台“五一联欢晚会”。

16年后,一个轮回,我重又开始为央视执笔,然而这一次我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高度。我这个第一批美国学广播电视专业的地硕士的中国大陆人终于施展了一次身手。颁奖典礼接近尾声,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所实现的效果也都让我感到无比欣慰。我心里一遍遍重复着那段让我非常满意的典礼结束语:“让我们珍藏好今夜的记忆,让我们记忆好今夜的珍藏……”

第二天一早,《北京晨报》刊登了对“首届中国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年度男运动员”田亮的采访,标题引用了田亮的原话:“我经历了一次奥斯卡”。

几天以后,我接到文艺部主任的电话,他说:“就因为你策划的这台晚会,我可受到领导批评了。”

我心里一惊,难道又犯了什么政策性错误,我赶紧问:“怎么批评的?”

“部长说了,你们文艺部的人怎么回事,给体育中心做的节目这么好?文艺中心怎么那么多晚会缺少创意?”

这不是表扬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哎,沈啊!”他总是用这样特别的称呼叫我,“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是想告诉你,下边‘星光奖’颁奖典礼又上来了。我们还没开始策划,你要不要再练一把?我这么说吧,你要愿意的话,颁奖典礼这样的晚会,我可以一个月给你排一个,让你成为这行的专业户。”

“哎哟,谢谢您了!我还得马上回美国。”我婉言拒绝了,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虽然给了我一份难得的满足,但也同时足以让我清楚电视工作既是一个如此群体化的劳动,同时地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约,再多精彩的个人想法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纵使我有再多美好的创意,其实施过程也绝不能带给我自己所期望的那种轻松。?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27)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