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我知道是因为在我父母的一生中,经历过太多把事不当事、把人不当人的情景。而在美国,他却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我家对门一位几乎与我父亲同龄的中国老人,在超市的停车场旁边遇到一个劫匪,抢走了他的手表和自行车。老人报警后,一名中国律师主动找上门来对老人说:“这个事你就交给我办吧!”

老人一愣,“你什么意思?我已经报过警了。警察会想办法去抓那个劫匪的。”

“那没错,但警察抓不抓得着劫匪跟你有多大关系?这事儿顶多是个拘留,物归原主就算了事。况且,即便警察能对罪犯有更严厉的制裁,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能做什么?”老人还是不解。

“我是律师,我能使你的权益受到保障。我来给你打官司,要求政府赔偿你。”

“你说什么?要政府赔偿我?”

“当然。您是victim of crime(犯罪案件的受害人)。”

“怎么可能啊,又不是政府犯的罪?”

“但政府有责任啊!因为有人犯罪使你受害,你受了伤要看病,你误了工要有损失,这些都是政府要进行赔偿的。”

“啊?这是真的?”老人显然震惊了。

“这就是我们律师要做的事,美国有法律保证你能得到赔偿。”……

父亲还没来得及深入地思考此事,又有一件让我们震惊的事在我们临近的社区发生了:

一个母亲在家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由于她在厨房做饭,一时疏忽使得孩子自己挪开了院内的挡板,走到游泳池边不小心落入水中。妈妈哭叫着把孩子救出游泳池,打通了911急救电话。911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告诉我,你家院子有多大,是不是平地?能不能降落直升飞机?”

当得到的答案是否定时,他们只能派出急救车赶赴现场。然而孩子最终没能救活。正在母亲悲伤不已的时候,她又接到了法院的起诉。起诉她“玩忽职守”,没有担负起一个监护人应负的责任,因此她将面临被判刑的命运。

这位母亲在法庭上欲哭无泪地说:“这是我的孩子,失去孩子最悲痛的就是我,难道你们还要将我送进监狱吗?”然而法官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是因为这位母亲的失职,使得一个生命得到了不该有的终结,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且这位母亲一旦被判刑,在社会上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律所起的警示作用将使千千万万个母亲在保护孩子方面更加尽职尽心。那不是整个社会的福音吗?

这件事使我和父母都感到非常震惊,我想到它确实也给所有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一个警示:当你生出一个孩子时,你可要清楚了,那个生命不属于你,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首先属于他自己。一旦他来到美国,他是带着无数与生俱来的权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不管他自己是否有意识,不管他是否长大成人,这个社会已有层层的法律保护着他。当你因为哪怕是一瞬间的疏忽而侵犯到他的权益时,不管你是他的生身父母还是其它什么人,你就会受到“公众起诉”,并可能导致牢狱之灾。

如果说上面两个事件都属于极端特例的话,那么美国生活中也还有很多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也被当做“事”的。

譬如一天晚上,在我家party结束后,一位女客在离开不久又很快走了回来,手里拿了一张罚单跟我说:“真倒霉,怎么在你家门口停车还吃罚单呢?这个路边不是可以停车吗?”

我接过那张罚单仔细阅读后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这是一张对车辆停放位置不当的罚单,虽然我家门前的马路边上可以停车,但是美国的交通法规明文规定,汽车在马路边停放时,车轮与马路牙子的距离不得大于18英寸。我手持罚单,带着这位女客一起走回她的车边。果然,她当时停车时,可能是过于仓促,车轮与马路牙子的距离过,显然超过了18英寸。

这件事不由得让我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又让我不得不从内心感叹。我家的位置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住宅社区,门前的这条窄小的马路是一个死胡同。你能想象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个执法人员会来到社区的这个死胡同,拿出一把尺子测量停放车辆的车轮与马路牙子的距离吗?美国的每一条法规都不是一纸空文的虚设,立法之后必有执法,他们是“把事当事”的。

美国社会中个人信用的建立就更能说明问题。在美国,有一个中国没有的专门机构,叫做“credit bureau (信用局)”。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里查找自己的个人信用,而这些信用,是每一个人生活中无数细微的小事累积起来以后综合评定出的。

在你的生活中,当你不需要信用时,它似乎无足轻重。但当你真正需要它时,它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你的生活质量。譬如说,你想到车行去买辆新车,只要不一次付清全款,就必须要经过信用审核。

在美国,很多新车的出售都是零首付。换句话说,只要你信用合格并承诺按月付款后,你无需缴纳任何首付,签好名后就可以领到钥匙把车开走。
然而,只有那些在满分800分的信用记录中达到700分的人,才能获得这种权益,分数不够的人就只能用现金来支付。

而这个信用是怎么建立的呢?可以说在美国生活中所有需要付款的行为,都与你的信用有关,哪怕是一个月只有十几美金的煤气账单。假如你连续两个月没付,虽然法律规定煤气公司不能因此而中断给你供气,但他却可以给信用局发出通知,给你记一个不良记录,使你个人信用分数大降,从而使你贷款的能力也随之大降。

换句话说,你的每一笔付款记录,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系统在对你进行监督。美国社会体制是“把事当事”的,因此,如果你不“把事当事”,你就会有事。只要你“把事当事”,你不仅会平安无事,而且还会好事连连:在不长的时间内建立起个人信用高分,获得零首付款购买各种超前消费用品的能力。虽然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社会,在美国我们也能遇到很多把事没当成事(像移民局常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把人没当成人(像那四个白人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现象。但整体来讲,美国人这种做人、做事的态度却时常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也时常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放到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我发现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做事变得轻松,不再沉重;做人变得简单,不再繁琐。因此,我也衷心地希望与我共事、合作的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把事当事,把人当人”。

二、母亲说:“真不好意思,批了一辈子资本主义。”

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顺着60号高速公路向东行驶不到30分钟,有一个城市叫罗兰岗,我的家就在这个城市。

记得我带着我的父母到美国落地后,就到市政府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工作人员看到我妈妈在填写表格时,眼神似乎有些不大好使,便对她说:“大妈,您的眼睛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可不是嘛,有点儿老花眼。”我妈回答。

“那你得去配个花镜啊?”

“不用麻烦了,我只有看文字时才需要花镜,现在的生活还有多少看文字的机会呢?”

“那又何苦呢?花镜在生活中总归还是有用得着的时候的。再说你不配也白不配。”工作人员劝说着。

“怎么叫不配白不配?”我妈妈有些不解。

“就是你配花镜,政府给你出钱。”那人告诉我妈。

“还有这等好事?那咱就配吧。”我妈心中一乐,“谁还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更方便啊?”

很快,工作人员又发现我妈说话时,我爸似乎反应比较迟钝,就向我妈询问原因,我妈说:“老头没别的事,就是有点儿耳背,你说话声音小了他就听不见。”

工作人员很惊讶地瞪起眼睛,“那多不方便,为什么不配助听器呢?”

“不是还得花钱吗?就不麻烦了。”我妈替我爸回答。

“花钱也不花你的钱,政府会给你出钱的。”

“那得配什么样的助听器啊?”我妈开始感兴趣了。

“现在好像都是西门子的!”

我妈一听吓了一跳,那可都是名牌,“那得多少钱啊?”

“一只2000美元,两只一共4000美元。”工作人员很有耐心地说。

我妈愣住了,她从来没有想到助听器会这么贵,她想即便现在是政府出钱,这么贵的东西出一旦了故障,自己就是出配件和修理也是很大一笔钱呢。于是她又问:“就这一种吗?有便宜点儿的吗?”

“没听说有别的牌子,都说西门子的挺好。”说完她又补上一句,“政府不光给你出钱买,有了故障还免费修呢!”

“什么都免费,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第一天的经历使得父母深有感触。他们俩人都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退休多年了也从来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眼花和耳背的问题。像许许多多他们的同龄人一样,他们习惯了这样一种思维:人老了,器官功能自然就会退化,生活总会有些不方便,将就一点儿过吧。再说花几千块配个花镜,几万块置个助听器,虽说这钱也不是拿不出,但一想到一个月才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他们总觉得不值。如果政府出钱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谁又会不愿意呢?

然而花镜和助听器的问题只是他们美国生活的开始。

在这所城市买下房子后,女友和我又将这房子里里外外进行了精心打造。前院增加了意大利松柏,并从门口修建起弧线性阶梯。后院我们更是大动干戈,一下买了十几棵果树种到了后山。平地部分我们也植树种草,三棵六米多高的棕榈树被我们种在泳池的两端,与原有的绿色植被交相辉映,在满眼的绿色中,红色、白色、紫色的花朵层层盛开,加上经常出没的洛杉矶蜂鸟和偶尔光临的喜鹊,使得后院总是一片鸟语花香。

当我父母来到美国进驻到这个环境中时,便满心欢喜。因为在中国,不要说在北京,就是在其它城市,要想觅得这样的私人住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来就喜欢种花植草的妈妈更是喜出望外,一半以上的居家时间,她都在思考着能在院子里种点什么。

每天傍晚来临,当我在夕阳照耀下的院内游泳时,我都会看到妈妈坐在凉亭下给国内的亲友打着长途。无论是上街购物还是在老年中心的经历,父母在美国生活的深入使他们感受万千,妈妈总是忍不住及时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国内的亲友。

当然,这也得益于美国电话公司的包月费制度。只要每月花上24.99美元,我们就可以一天24小时不断地拨打中国长途,并不再有任何附加费用。所以每次电话打到国内,电话那头的亲友总是担心地表示:“你这可是国际长途!咱们还是少说两句吧!”

妈妈总是用那个标准答案回复:“电话费的事你不用担心,咱们慢慢聊。”

每次游泳总要四十多分钟,但我常常发现在我游完的时候,妈妈还在给同一人的电话上说个没完。于是我就说:“妈,您哪来的这么多话呀?”

“我这不是在说今天老年中心的人来家访的事吗?告诉你,我说的话从来就没重复过,这些事都是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他们也爱听。”话语中透露出一种遏制不住的满足。

“那您一天一天地讲,主题是什么?”

“主题很简单呀,我跟他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真不好意思,批了一辈子资本主义,退休后到这来享受它了。”

是的,在我父母心中,地主和资产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他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可能会置人于死地。但时过境迁,一转眼他们到美国成了“地主”。

不仅我在洛杉矶有四亩多地,弟弟在佛罗里达州也拥有几处别墅,加起来总共得有二、三十亩土地。这使得父母在有生之年在美国找到了当地主的感觉。

虽然早在多年前,我和弟弟就共同出资为父母在北京五环外的郊区买了一处别墅,房子也是自带院落,但在中国买房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觉。因为这房子通风设计的不够合理,我曾想给父母的这栋别墅的一侧开一个不到一米见方的窗户。然而,几经交涉都没被批准。最后,我才了解清楚,不要说开窗户了,就连你要改变一面处墙的颜色都不可能。这真使得我气愤之余又感到哭笑不得。

与此不同,在美国的房产却完全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虽说对房屋的改造、加建也需要申请政府许可,但实际上政府只遵从两个准则。

第一,不影响周围的住家。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左邻右舍同意,你的加建计划就可以被通过。不管你是在院子里多加几个房间,还是在山坡上建几座凉亭,或是在院子里种树等等,更不用提给原有的房屋开个窗户、换一种外墙颜色了。

第二个,不伤及到自己:加建的部分一定要确保使用人的安全,当我们将主卧室的衣帽间变成按摩冲浪浴室时,城市的许可中就规定检查员要在从开工到完工之间进行三次检查:第一次是在开工时,检查人员到现场检查设计图和实际开工的情况是否有出入。第二次是在按摩浴缸的主体结构进行安装时。第三次是在装修完工时。

三次都需要检查人员签字认可,这样这份改建的图纸就会连同审核人的签字及其它关键信息一起存入这所房子的档案。

很多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在加建房屋时为图省事,而不进行这道审核。这样做虽然可能长时间不被发现,但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一经发现就会被勒令拆除,所有的开消与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就算没被发现,等你再转售此房屋时,由于加建部分没有申请政府许可,因此这一部分也不会作为增值的因素进行考虑。

即使你永远不转售这个房屋,那么未经过审核的加建也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隐患,实在是得不偿失。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31)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