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生长在新中国乳育和成长的年代里,共和国成立前那年,我4岁,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第一个大城市(第一次攻占洛阳)的战斗中,我似一叶飘零,开始在大时代的浪涛中东飘西荡,成了那个年中特有的流亡学生。远离了父母,孤苦伶仃地漂泊在时代的大海洋中。

1949年10月1日,我跟随者一位豫籍的国民党高官,被人民解放军的炮火赶出祖国大陆,登上一艘名为“江建”的豪华长江游轮,漂泊在厦门湾。厦门的岸炮把我们送上金门岛。次年元旦,转至台湾。
我在台湾,神奇地补完中学课程,考入国民党军所属的国际医学院(百年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军医学堂,今日的军医大学)毕业后,曾在台湾当了十多年医生。我於1966年来美进修,直至在美国联邦所属的一所教学医学中心退休。近40余年中,我经历过的事真是罄竹难书。

1978年12月15日,新中国在邓公的主导下,召开了奠定国家和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了其后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大方向。我是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次返国探视的。那次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特使布里辛斯基的会谈结果,中美两国政府各自在对方首都成立了临时外交办事处,中方首任处长为柴泽民先生,自那时起我就开始了返国探亲的申请,鉴于当年开放伊始的对美外交人员不足和缺乏经验,加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城市有限,接受在美众多返回祖国省亲人士的申请和接待,真成了开放初期空前绝后的“大事”。我所谓的“大事”非但绝无仅有,也十分有趣,值得记述下来,作为那个时期有关华裔同胞返国“大事”的见证。

新中国自多年的闭镇国对外开放之处,华裔同胞在申请中应附加一份简要的离开祖国经过,特别是曾经在台湾的工作情形。我於递出申请书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等待,大半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了返国签证和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那时候,对待华裔外籍人的返国有三句响亮的口号,即“来时欢迎,去时欢送,欢迎再来”。至于欢迎的规格,一并一路陪同,于旅游结束后送至出境口,但为中国旅行社(中旅)接待。这规定是我的中央陪同导游先生于旅游途中告诉我的。关于那次的旅游经过,说出来难令人相信,我先将其中的细节,逐一记述,添作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史实。

我是经过香港自深圳入境中国(当年前往中国旅游几乎完全是深圳入境)。我进入深圳海关进口后一位中年干部型男士彬彬有礼地上前问我:“是来自美国的孙先生吗?”

我诧异地回说:“是我。”

接着他自我介绍说道:“我是中旅派来迎接你的职员”,他顺手帮我提起沉重的行李箱,引导我去办理入境手续。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礼遇通关”吧!想不到竟有如此的礼遇。一个早年多少带有反动色彩的流浪儿衣锦荣归了,倍受温暖地投入祖国怀抱了。我抬头仰望着旗杆上飘扬着的巨大五星红旗,感激零涕。
中旅杨先生(旅途中我跟着大家称他“老杨”)领我到深圳街上的一个小饭店稍作休息并享食了一餐我30年出国后第一碗故国面点后,热呼呼地搭车到广州市场的华侨宾馆住下。

改革开放伊始的广州市老旧的大街上,仍充满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大幅标语,宾馆餐厅外站满了衣着破烂的乞儿,餐厅里正在进行的新婚大礼,戴上大胸花的一对新人脸上现着幸福和欢笑。那是我返国当天看到唯一的欢乐场景。当年的深圳尚是一座破落的渔乡小镇,脏乱不堪。新中国太需要急起直追!30年过去了,今日的广州市和深圳特区已与东方明珠香港不相上下,新中国已挤入强国前列。这都是邓公这位总设计师建立的改革开放所赐!

回国后的第二日,我们搭上京广铁路软卧快车先到武汉,参观了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武汉住宿一晚。我发现旅途中的花费,中旅老杨非但不收取我的伴游和服务上的费用,他的旅资也完全自付外,他仅要我付出车票费。其后的返回洛阳探亲及进京旅游直至陪我回深圳出境前的一切费用也是如此。我这样的旅游可以说是天下少有、平生仅见。由此可知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慎重地保护归国同胞的人身安全,派出专人陪同旅游花费之不菲,莫此为甚!难怪我在申请返国中有了漫长的等候。

回家探亲之后,老杨建议我去祖国的首都看看,这也是我梦想已久的事。返回美国前,老杨为我安排了北京之行。我们先搭上陇海线快车,再搭京广夜快,于天晓黎明时分抵达北京。步出火车站,坐上等待我们的轿车,把我接往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华侨大宾馆。

住定后进了早餐,老杨嘱我进客房休息,他要赶往中旅总社作汇报。那时已是1978年尾,我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欣见其上载满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讯息。我于初抵京都的高度兴奋中如痴如狂地仔细阅读着,直到老杨公干完毕赶回宾馆,他推门入室我也未能觉察。

他开口道:“还没有休息呀!赶快清理一下,我已安排了你去协和医院参访,还要争取时间,赶往附近的东方百货公司,参观那里的地下民防设施。中午,我的中旅总公司和国旅总公司大领导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你的到来。”我先参观了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我的医学院老师多半出自那个学府。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孙中山先生肝脏标本。这位革命先行者当年为促进军阀们和平救国,抱病到了北京,极度辛劳中在协和医院病故。刚开市的东方百货公司,我们到达时已是人山人海,非常拥挤。大百货公司的领导接待我们,在大厅里他高喊着:“有外宾参观,请让开!”

顿时,在约莫十尺见方的一片地面上,他变魔术般地按了一下按钮,那地面开始变成了下陷的阶梯,见识到当年毛泽东主席号召的“深挖洞”、“广积粮”、反帝抗美伟大地下民防工程。其中的大会议室堪称为大时代一绝。据说,整座北京城的机关、学校、公司行号的地下皆有那样的防空民防建设。
老杨领我前往北京大饭店途中,经过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我惊见到那四幅马列恩史巨幅竖立画像,看起来怪刺目的,不是滋味。老杨还特别要我用我带在身边的“拍立得”彩色相机,以马克思俱为背景照张相作留念。我於是取出相机,因为冻僵了的手指不听使唤,把背景中马克思的头照了一半,待那张照片显影后,可把老杨吓坏了,他立即夺去那张照片警告我说:“可不得了了!仅靠这张照片就可以把我打成反革命现行犯。”

他的惊恐,令我记忆犹新。

我们赶到北京大饭店,国旅和中旅的大领导已在一个大包厢等候多时了。饭后,老杨告诉我国旅的大领导王芳先生在文革前曾是正部级大首长。中旅的鲁平先生曾是北京大学校长。他俩在文革洗劫中遭受到迫害,那时他俩刚被解放出来不久,后来王芳先生曾出任过主持国家治安的公安部长、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鲁平先生曾主导港澳办的事务;他们都是独当一面的一品大首长!

北京大饭店菜肴之精美是有口皆碑的,我有幸得两位大首长的赐宴款待,可说是三生有幸中之大幸。席间,王芳先生问我在台湾亲人的情况,他在我的去台简历中得知了一些往事,他还特别说:“告诉他们好好干,大家都是一家人。”

老杨告诉他的中旅老领导鲁平先生,我在台结婚,于右任老先生是我的证婚人。鲁平先生谈起他曾是于公的陕西小同乡,当过于公的学生。他还称颂于右任于民国初年在上海公费学校长任内,为新中国造就了不少第一代领导人。

随后,鲁平先生拿出了一枚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美会章赠送给我作纪念。我在其后的国内旅行中一直戴在胸前,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已默认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在两位大首长的宴会上亲耳听他们谈起第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事,我何其有幸。

我返回美国途中,得悉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春节期间前来美国,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国事访问的喜讯,从那时起我就盼望着能有前往华盛顿去欢迎他的机会。可惜因为当年的政府环境关系,未能达成我躬亲前往欢迎的愿望。

1979年那年,我在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近郊执业行医。听说卡特总统在他邀请邓公国事访问期间特别安排邓公造访他的家乡亚特兰大市的讯息。於是我就开始联络在美国东南几州的华裔学人,进行前往亚市晋见邓公的申请。可惜的是亚市政治环境较为平静,美国国务院接待邓公一行的安全部门可以接受我们的申请,不过必须通过对申请人的政治安全清查(即中国所说“政审”),要我们在申请晋见邓公的申请书中附上一份社会安全卡影印。真乃是非常幸运,我和另外20人在众多的申请者中通过政审,通知我们已被允准,可于2月1日那天上午前往亚市中心的桃树大街桃树大厦聚集等候通知,进行晋见。

1979年2月1日,亚特兰大市特有的粉红、纯白山茉莉花遍地盛开;春意怏然。那天我特别起了个大早,急着赶往诊所,叫来秘书,逐一通知先前预约的门诊客人延后诊病日期。

我独自驾车前往邓公下榻的桃树大厦,与另外的20位旧雨新知朋友欢聚一起,坐在大堂一角,各自介绍了自己后,在高度兴奋又激动中等待邓公接见我们时刻的到来。

期间,我们交谈中人人都感叹又怜惜地钦仰邓公于他的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地代表国家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远渡重洋,生理时差不及恢复,紧接着,出席了由卡特总统陪同着,接受了美国政府对外元首的仪仗21响礼炮欢迎。随后,卡特总统陪同他登上了礼台,庄重又严肃地答谢卡特总统的邀请和欢迎;邓公于他的致词中,特别表达了中美两大国恢复正常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奋斗的时代意义。又紧接着,他先后出席了由卡特总统主持的国宴,由美国著名电影明星纱丽麦凯琳主持的国家剧院的延后欢迎演出。接连着又先后出席了与卡特总统和参众两院大议会的欢迎和会谈。

邓公对美国国会作了生中十分著名的一次演说。邓公的为国辛劳天可怜见。当年的美国进步华文报导中,尊称邓公为今日的晏子;他何只是名使名相之后,他是新中国的“名君”呀!

我们在桃树大厦大堂里正在欢谈着,两位高大的美国人步向我们,口称他们是美国国务院随同中国贵宾的安全人员,他俩清点了我们身份之后,引领我们分别挤进大电梯里,直达第69层的大会议厅,静候邓公的到来。时间到了,邓公和卓琳夫人翩然步进大会客厅,随他俩相继进来的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柴泽明大使等。我是第一个向邓公鞠躬致敬问安的人,他亲切地同我握了手,回说着“好!好!听说大家久等了。”他稍歉意地接着说:“我们刚从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陵园赶回来,晨间,途中为拥塞上班的车流耽误了!”见邓公一行风尘仆仆为国宣劳,他能在百忙中分出宝贵时间接见我们,我们哪会有丝毫怨怼。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说:“邓副主席辛劳了!请多珍重身体!”

我们其中的两位女博士激动得满脸挂着泪珠。

待坐定之后邓公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惭愧呀!新中国成立迄今30年了,全国老百姓还过着艰辛的生活,我们有责任呀!”他接着说:“大家都是有识之士,中国刚起步的改革开放,急需要大家多提提意见。”

黄华外长突然接过了话:“邓副总理下午还得赶着去参观位于亚市郊的麦道飞机制造工厂和乔治亚科技学院.....”他的意思是邓公需要时间休息一下。邓公接口说:“不急!不急!我们照张相留念吧!”

于是,我们围着邓公坐着,站在他的身后或蹲在他的前面排列起来。

就在新华社随邓公访美的一位摄影记者正要给我们拍照时,我忽然想起我带了相机,于是我大胆地走到摄影记者跟前,折腾着取出盒子里的相机,调对着焦距、用测光仪..…

我的多事引起记者先生的不耐,他急说道:“把相机给我,赶快坐回去!让我给你们拍照。”

我回坐时发我排坐在邓公身边的座位已被别人占去,只好蹲坐在前排最右边。但是,我的相机给大家得到唯一的一张与邓公合照的彩色照片,太弥是珍贵。

拍完照之后大家还是不舍地围坐在他老人家身旁,东一句西一句地和邓公谈话。还是黄华外长求饶似的问我说:“邓副总理需要回卧室歇息了!”

邓公仍然回说:“不急!”

他稍停了一下,说道:“好,不过大家热心地提了意见,还不能走。”他召呼着黄外长:“黄华,你们都留下来,留心听听侨胞们提出来的宝贵意见,都给我记下来!”

随后,我们一行离座起点,恭敬地目送邓公离去。其后的会谈我们各自在事业领域,开始我们的提意见会谈。我提出来的建言有两件,其一是纸烟的为害,我还特别说到二手烟的毒害之处。我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吸烟国,香烟之为害肺脏、心脏、血管甚至膀胱等器官外!二手烟、三手烟(残留在头发、衣物上的尼古丁),日久之后对吸烟自己和家人们都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我越说越有劲,分析中国之成了吸烟人口举世第一国家的原因之一,先把罪算在文革劫难的“四人帮”头上。是因为人们心里苦闷,以烟烧愁。

说及另一原因,我卖弄着不知轻重的说是上行下效关系吧!我把我上个月在中国旅行的发现不顾天高地厚地说道:“我归国第一眼看到的是大院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毛泽东主席巨幅的手夹香烟画像,似乎每个城市的广场上都高悬那幅同样的画像。”我还以美式幽默口气说:“毛主席好像义务地给香烟作了广告!”

我的话已似箭地飞出了口,已觉出我已触犯了“大不敬”的罪行,见黄华外长以下几位首长们诧异得怒视着我,黄部长强压着愤懑情绪接了我的话,也给我打了个圆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抽烟是不好的习惯!这几天参访中,邓副总理曾特别要我们入乡随俗,绝对不可在大庭广众前抽烟。”

我的另一条建言是节育问题,概括地说及中国人口的激增,对经济的发展,肇致了灾难性的影响。我先赞扬了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接着说节育政策的迫切性,我又特别强调实施家庭计划中应加重在节育宣导上的针对性。

我把我在医学院社会学课堂上一位老教授讨论说摘了出来:“民国初年,美国一位於人口与发育问题领域的大师级学者山额夫人到中国访问时,她曾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在推行家庭计划,宣导节育大战略上,针对城乡、高级知识分子与兴农工阶级民众的节育宣导上要分别对待。”

我说得意兴大发,又说了口无遮拦的话:“我主张在座的朋友,包括祖国未来的大首长的家庭可鼓励多生几个子女。”忽然,一位领导不悦地接了话:“我国主张一律平等,公平对待。”

我们中间两位搞文学的女教授提出的建言也很刺耳,他俩似乎先前沟通了意见:“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四幅竖立着的外国人大画像,觉得很刺眼。”女教授俩欲言又止,她们当然知道画像是什么人。他俩的谈话令我有记忆犹新,因为我也有同感。可能两位女教授的意见被报告给了邓公并起了作用。五年之后那四幅大画像搬走了,代之为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与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大画像遥遥相对。

说起移去天安门广场四幅巨像有可能跟我们的建议有关(很多华裔朋友的建言),我在《美洲文汇周刊》上看到刊登的“王蒙回忆录”里的一段文章得到证明。王蒙当年在文化部部长任内,邓公召他去,要他研究一下天安门广场“马恩列史”四幅大画像的事。文化部曾研究来研究去,存也不是,去也不敢,一直没有作出结论。最后邓公交代下来,才把那四幅大画像搬移了去。
 

           

後来还在华盛顿得到过邓小平接见

我在七十年代第一次去中国的经历

                                                                                                                                                      加州    孙万俊

 

本文作者孙万俊简历
     早年从中国前往台湾,在台湾的医学院毕业后,曾在荣民总医院担任内科医师。后移民来美,在美国布郎大学医学院进修后曾在罗斯福基金纪念医院任内科医师,后位美国乔治亚州执业医师,并担任美国联邦退伍军人医学中心主任级内科医师。居美多年来,曾多次回中国讲学及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