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

听到这话,陪审团的候选人都不禁抬起头观看自己面前的大屏幕。录像开头先是美国国旗,然后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解说开始:“在我们这个国度,没有一桩罪行是可以由一个人来决定的,不管你是法官、政客还是律师。”

只要你拥有美国绿卡,你的信箱里就会经常收到法院发来的通知:你被选为XX案子的陪审团候选人,请于某月某日到指定地点报到。大部分同胞在接到这种通知时都会感到头疼,因为美国政府不开玩笑,不允许你置之不理。当我最初接到这个通知时,因为没时间安排而一直没去。

美国的法律对绿卡持有者不会过于强求,你多年多次不理会时才会有几百美元的罚款。可一旦你成为美国公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总不积极配合,就会有一系列的责任:高额罚款甚至判刑。正因为如此,当我成为美国公民再接到这个通知时就进行了慎重的考虑。本来拿到公民证后心情也不错,时间上也可以安排,那就去听一次吧,正好见识一下那种场面。

通知要求我某日上午八点到法院门口集合,法庭要从候选人中挑出13个人当某案的陪审团。
我按时赶到法院大楼门口时,门外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足足有一、二百人,我心想今天法院有多少个案子要审啊?

八点整,法院大门打开了,众人徐徐进入,然后开始填表。这时我才知道今天就这一桩案子。天啊!为了一桩案子,这么大动干戈地选13个陪审团员,太离谱了点吧!如此劳民伤财!我心中万分不解。后来我才知道,此案共有162个人参选陪审团。正当大家在大厅里各自面朝不同的方向坐着填写表格时,一个广播声音响起:“参加陪审团候选的人们请注意,请你填完表后抬起头。不管面朝哪个方向,你都会看到你面前的大屏幕。我们现在播放一段录像,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参与这项工作,这段简短的录像将告诉你们做陪审团的基本常识。”

听到这话,我们都不禁抬起头观看自己面前的大屏幕。

录像开头先是美国国旗,然后解说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开始:“在我们这个国度,没有一桩罪行是可以由一个人来决定的,不管你是法官、政客还是律师。”只这第一句话,我就止不住泪往外涌,想想当年我父母的同学就因为一篇大字报就被打成右派劳改了22年,那个年代因为一句话或一个字判了多少冤案啊!这句话,我只听了一遍就终生不忘。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我的思维习惯。

在美国,不管案情大小,是辛普森杀了人还是像我那样只打了人一拳,只要被告不服法官的判决,被告都有权要求陪审团审理。最终,确认嫌犯是否有罪,完全靠陪审团投票决定,法官只负责控制审理的程序和最终的量刑。每个公民都有权执法,这才是民主与法治的核心价值。而时至今日,有多少我们的同胞了解到像美国这样的陪审团,也就是由一群普通公民组成的团队,但他们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因此,我一直认为英文“jury”翻译成“陪审团”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陪审”两字完全不代表这个团队的实质职能。中国的陪审团名符其实,是真正的陪着法官审理。美国的这个团队哪里是陪着审判,他们是每个人都要投票做出结论的。

看过录像后我对陪审团的职能和工作程序都有了了解,于是我们排着队按顺序去参选,这时候法官走出来介绍道:“今天我们要开审的是一桩强暴和公共伤害案,被告人是墨西哥裔,被指控犯强奸、抢劫、伤人等罪,三年前他有抢劫入狱的前科,并且被告这次是被公众起诉……”

我一听这话,心想这案子还有什么好审啊?肯定就是他了,不光有前科,还是公众起诉,再进行审,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接下来,法官又说:“下面请参选陪审团的人按顺序逐一接受被告律师的提问,从而确定你们有没有资格成为这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听到这话我心里止不住一阵别扭:“我们有没有资格”、“接受被告律师的提问”,这怎么好像是非被颠倒了?

这时被告被两个警员带出,只见他留着寸头,一撮小胡子,目光中闪着敌对和仇视,一副十足的罪犯相。这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我心中的那个判断:这小子一定有罪。

我们这些陪审团的候选人坐在法庭的听众席上,其中先被叫到名字的13个人又被请到了法庭左侧已经空好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按照顺序逐一站起,接受站在他们对面的被告和被告律师的提问:“请告诉我你的家庭情况。你的一生中有没有发生过被抢的事件?你的家人有没有被强奸的经历?是否歧视墨西哥裔……”

诸多问题,只要一项说有,律师就会对法官说:“他不能成为这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他的经历会对该案的审理有偏见。”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候选人被筛掉。等不合格的人走出法庭后,我们坐在听众席上的人再一个接一个地补坐到侧面陪审团的席位上等着接受质询。一个没有任何悬念就可以判刑的罪犯会有这么大权力,这简直让我不敢想象。

在这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假如有人不想牺牲这几天当陪审团的时间,只要在回答律师的问题时稍耍心眼儿,就可以合法地逃脱这个职责,被认为不合格而立即请出法庭。譬如有些人还没等律师发问就脱口而出:“我从小就看不惯那些打劫的人”、“强奸罪一直被判得太轻”等等,这类话一经出口,都无需律师进一步发问就会被立即请出法庭。

这一批进入法庭的陪审团候选人共有165个,我排在最后几个。结果还没等到提问我时,13个人的陪审团已全部选齐了,其余人被请出法庭。然后这13个人开始宣誓。

为了审判这样一个有前科的罪犯,要把一百六十多人请来,再一一筛选出13个合格人员,进行最少是三个工作日多则一个多星期的工作。

这其中的道理真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深思。

在美国经历多了,我才深深体会美国法律是真正遵循“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假定)原则,即在检察官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之前,被告就是无罪的。这个原则在美国绝对不是一纸空文,对于执法和犯法双方,这个理念都深入人心,并且人们也都身体力行。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有被指控犯罪的经历,但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几乎都避免不了违反交通法规而吃罚单。而每人拿到罚单时也都面临一个由这个理念所确定的法律程序,即你可以对警察开的罚单到法院进行申诉。

具体来说,面对罚单人人都有两种选择:一是认罪,处理方法就是按照罚单的要求写好支票,在约定的时间前把罚单的一联加上支票一同寄至交通法规处理中心。(当你的经济能力不足以一次支付这笔款项时,还可到法庭请求分期付款。)

如你不希望有这个“犯法”记录给你带来不良的影响,譬如说汽车保费的提高,那你还可以到法院去申请上交通法规培训学校。以加州为例,一个人在12个月内只违反一次交通法规时,都可以通过在交通法规培训学校的学习来免除掉不良记录。

当然第二种选择就是,拿到罚单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亲身前往法院申诉,表明自己无罪,即这个处罚是错误的。法庭接到申诉后会将你的请求通知当时给你写罚单的警员,并且会为你们两个人确定一个开庭的时间。双方到庭后,由法官听取双方的证言,最后做出裁定。

这个程序本身就使得警察在开出罚单时,尽可能做到证据确凿。当然,实际的结果是,当双方都到庭时,法庭能够推翻警察的处罚的情况比较少见。

然而,我周边的大多数朋友在接到罚单时仍然愿意选择这个程序。原因非常简单,只要在法庭确定的开庭日,那个开出罚单的警察由于任何原因不能到庭时,案子的结果就自然以“犯法”人的胜利而告终。

这种情景让我想到两点:一是在美国当个警察可真累,明明抓住了犯人,却还要准备好再有一次法庭的论证,然而这种“累”的结果,不恰恰要求这些执法人员必须一丝不苟、秉公执法,不能马马虎虎或者滥用职权吗?二是在这套机制可以叫做“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

这种天天进行的“放过”,天天避免的“错杀”,使得这个社会上少了多少冤案?多了多少侥幸之徒?当然,我看来,即便一个人这次侥幸逃脱了,这种需要两次专程到法庭处理此案的麻烦,也就是一种惩罚,并足以使当事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从而得到感悟和教育,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

 

我在美国患痛风

“所有的中国医生都是这么说的!”我对他的表情感到惊讶。

“所有人说也不见得就对呀!美国的结论是你基本不用改变饮食习惯……,美食是生活中多么重要的一项享受呀!”

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这个理念在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我相信望闻问切一定有它深厚的科学基础,外科手术也绝对不是任何一个病患愿意接受的。然而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中医和西医对待同一种病的治疗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同时生活在中美两个国度,使我有机会不停地比较着两地看病用药的显着差异,因此我愿意将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期待着人们由此多一些思考,多一些选择,最终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快乐。

下面这段经历起源于我2004年患上了痛风,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疾病,只是右腿的膝盖一下子红肿的像一个染了色的大馒头,稍一弯曲就钻心地疼。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怪病,因为我身体的其它部分没有任何异样。

说实在的,我当时想,就是到了医院我都不知道要挂内科还是外科。但是实在疼痛难忍,于是我一边忍住痛,自己开车奔向最近的医院,一边打着电话咨询见多识广的王朔。“你这一定是痛风”,当时住在我家的中国作家王朔充满经验而又富有同情,“去医院看看内科,不用担心,吃了药很快就会止住。你好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别喝啤酒、别吃海鲜了”。

到了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医生两分钟就下了结论:“你这是痛风,血液中尿酸含量过高,产生的嘌呤顺着血液流动在关节处结晶就造成这样。其根源是营养过剩,这40岁以上男人的多发病。以后别吃海鲜、别喝啤酒了。”

“有特效药吗?”我着急地问。

“有,专门止痛的。另外还有一种叫别嘌醇片,一天吃一粒。”

我接过药方正准备出门,医生又补上一句:“那药别多吃,有副作用。”

取完药我马上服用,心里算是踏实了些。一想到来趟医院不容易,这些日子以来,我看电视时眼睛越来越模糊,以至于银屏上的字幕都难以辨认,就想着既然到了医院,那就再看看眼科吧。

于是,我又上了医院的二楼,眼科医生带我走进暗房检查。“你这是眼球蛋白体浑浊。说白了就是营养贫乏,平时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我一听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这医术有没有准儿啊?楼下的医生刚刚给我下了结论是营养过剩,腿上的红肿还没消去,到了楼上怎么又变成营养不良了?

当然,眼睛的问题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更多不便,所以关于营养不良这事就渐渐被我遗忘了。但是痛风却没有放过我,不管我怎么吃药,同时也忌酒忌海鲜甚至忌豆制品,痛风还是不断地侵袭着我。每次犯病都使我不得不卧床休息,因为那条肿起的腿根本无法弯曲,害得我不得不在行走时拄拐。那段时间内痛风的反复发作甚至使我产生了悲观的生活情绪:才刚刚四十多岁就已是疾病缠身,无法根除,而且平均不到一个月就会犯上一次,也就是说每个月都需要有几天中断工作卧床休养,这对于我这个每天都要四方跑路的制片人来讲,岂不是莫大的悲剧?

医院之外我也咨询了很多好友,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痛风在我们这个年纪竟然是一种如此常见的疾病。而且所有周围的朋友都众口一词地告诉我,这病没法根治,别嘌醇片有副作用。于是,我开始痛下决心,从此以后终身忌海鲜。

难道我这今生的口福就此终结了?啤酒和海鲜都成为我永远的奢望了吗?

我带着极大的悲伤回到了美国。圣诞节期间,我参加了一次家庭式的自助餐party,席间我端着盘子在琳琅满目的食品间仔细辨认,挑选着那些不会引起痛风的食品。“不喜欢吃虾吗?”一个party上的朋友看着我绕过诱人的葱爆虾随口问到。

“喜欢,怎么不喜欢?是没那份福气了。”我回答。

“怎么了,海鲜过敏吗?”

“不是。我得了痛风,不能吃海鲜。”

那人笑了,“谁告诉你的?”

“谁都这么说,从医生到病友,我还没听人不这么说呢!”

“那不见得他们说的就对啊!你知道,我就是内科医生,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建议?”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33)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