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二、永远有一条路在等着你
        假如一个人在美国因故被警察抓捕而有了犯罪记录,他不仅可以请到律师为自己辩护,而且在他辩护失败接受完处罚后,还可以有专门的程序帮你取消犯罪记录。
当他被人起诉但没钱聘用律师时,可向法庭提出申请,由法庭为他安排一名服务于公众的免费律师。当他听不懂法庭上的语言时,还可提前提出申请,由法庭提供一名免费翻译总之,这个社会永远会有一扇门向你敞开。
        20年来,随着我在美国生活的逐渐深入,我不断发现一个令我深深感慨的事实:这里的社会机制的设计完全是为了解决人民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不管你发生什么情况,很难感觉到走头无路的境地。而是永远有条路在等着你。
        我在中国的同学和朋友,只要有孩子,孩子上学就是个问题。小学、中学、大学,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也不管你在哪个城市。但当我审视一下美国的做法,发现情况完全不同。在小学、中学阶段,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没有什么重点不重点,也没有什么类似“择校费”的特殊政策,所有孩子就近入学。只要你住在这个城市,这个社区,你就自然能够免费地享受这里的学校资源。当然,富人区的学校设施和教学质量往往会优于穷人区,那是因为富人区的房价高,以房价为基础的地产税自然就多,地产税中用于公立教育体制的钱随之增多。在此基础上,富人也大多愿意花些额外的费用,支持市政府那些有助于改善学校教育质量的相关法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居住地并不是说你需要在某个社区买房。在美国,租房的人和买房的人在享受公立学校教育时没有任何差异。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想要立刻享受美国最好的公立学校教育,只需花钱在该校所在社区租一间房子即可轻易达到这个目的。不管你住的房间有多小、多旧,学校在核实你的居住身份时,只看水、电、煤气公司发来的账单上是不是这个孩子家长的名字。
        美国的大学体制也有其优异之处。在美国,国家的政策保护着每一个合法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财务上来讲,它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在被大学接收以后,因为钱不够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不管这个学校的学费有多贵。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穷人的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一年所要缴纳的学费、生活费总计56000美元,而这个学生的家长无力支付这笔费用,那么学校就会根据相关的国家政策和学校资源,给学生做出一个相应的财务安排,包括奖学金、助学金、贷款等等,以保证这名学生能够一直读完该校的学位,而不会存在那种“既然没有足够的钱,那你应该选择一个便宜一点儿的学校”的逻辑。只要你自己愿意签字接受这种安排,就可以轻松获得这种资助。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奖学金不用偿还、助学金是劳动所得之外,在美国很多学生贷款都是零利息的,而且当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时就不用偿还,找到以后也是多少年分期偿还,完全不会影响毕业生的正常生活。
        而且,你当时所读的学校越好,往往找工作也就越容易,薪水也就越高,偿还能力也就越强。所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大型连锁企业已经做到了高管级别,收入属于高获所层当姐姐希望他能给她的孩子赴美读书提供资助时,他就下了一句结论:“如果这孩子被一流学校录取,多少钱我都出,如果只能上一所普通学校,那我还真有点儿犹豫,费用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吧。”
钱多愿意出,钱少不愿出,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逻辑,实际上完全符合商业经营原则,因为美国的大学打造了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机制。
        除了经济上无需担忧以外,学业水平也无需过多担心。如果你学习成绩优异,在申请大学时颇具竞争力而能够一步到位进入一流大学,固然皆大欢喜。但如果你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水平较差,甚至在高考时名落孙山,无法进入任何一所成绩较高的综合大学时,你也不必有多大失望,因为在美国有一条路在等着你,你甚至可以无需托福、SAT等任何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就可以选择上一所社区大学。
因为这样的学校只要注册登记就可以进入,如果英语水平欠缺就先上该校的ESL班(英语补习班),通过该班考试以后仍然不用考托福就可进入大学专业课学习。

可不要小看了这种社区大学,它可绝不仅是一条普通的等着你的路,而且对很多想进美国优秀本科大学的中国学生来讲,这简直就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家附近就有这样一所社区学院,它叫做MT.Sac,这所学校有三万多学生。由于很多由我们办理的“杰出人才”子弟都未经任何考试就进入了这所大学学习,所以这所学校被我们戏称为“杰出人才”子弟学校。

由于这样的社区学校没有任何入学门槛,甚至不需要托福、SAT考试就可入学,选修力所能及的课程,因此它深受新移民的欢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假如你的孩子上了这所大学,你无需担心孩子将毕业于一所师出无名的大学的大学师出无名。因为这样的社区大学通常只有两年,也就是说它只提供和全美最优秀的综合大学一样的本科教育前两年的基础课程,两年之后你便可以重新选择。只要学生在这两年期间努力学习,平均 GPA不低于3.6,经过得当的申请就可以进入全美一流大学,并且只需要从三年级开始起读。读完两年之后,当他本科毕业时,他的毕业证书将由后两年就读的优秀大学颁发。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经验中,由于中国孩子的学习都比较努力,因此不管他们在进入这所社区大学时英文基础有多差,其它学业准备有多么不足,只要在这里读完两年,所有学生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美国名校,包括前面提到的平均GPA只有3.7三年级时转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获得了奖学金的同校。因此,先进社区大学再入名校,已经是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认可的“曲径通幽”的方式。这条曲径,除了能圆家长和孩子的名校梦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实惠之处就是节省了大笔学费。
        以我们的另外一位“杰出人才”子弟为例,他从2006年8月在没有任何考试成绩的情况下,进入了这所社区大学。2008年秋季,在他要读三年级时成功转入美国著名的南加州大学。2010年他拿到这所名校的本科毕业证书。然而,由于南加大与这所社区大学学费相差巨大,如果他四年都在南加大上学,那么仅学费一项就要多支出5万多美元。

当然,我所说的“曲径通幽”只是学习努力的中国学生的明智之举。假如有些学生像一些美国孩子一样,不愿意努力升入名校,甚至不愿继续上完大学,那么这条“曲径”就很难“通幽”。但是你千万别着急,即便如此美国也给你准备了一条生存之路,即你可以在读完两年大学基础课程以后,再考一个技能型执照,如水管工、电工执照;会计师、律师助理;房地产估价师等等多种多样在美国有实用价值的资格认证。然后,你便可凭此一技之长直接进入社会,挣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美国,挣钱的多少往往与学位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我就认识一位考出了包括水工、电工等诸多执照但大学本科文凭都没有的小老板。他的生意就是房屋的装修和加建,他同时运作着几支装修小分队,到四十多岁时已拥有七辆汽车和一架私人飞机。

孩子在中国时遇到的问题,在美国往往不是问题。
        七年前,国内的一位企业老板来找我咨询,说到他的女儿时语气中透出很多无奈:“这孩子严重偏科,语文、英语什么都不想学,就喜欢设计,眼看着一定考不上大学,你说这可怎么办?”
        “你的孩子中国的大学上不了,到美国上吧。”
        “你所说的大学就是你说过的那种社区大学吗?”
        “不一定啊!社区大学固然是您女儿的一种选择,但她如果在设计方面确有所长,而只是学业偏科,那么在美国也还有另外一条路她可以走通。”
        “怎么走?”显然这位老板对社区大学还有偏见,或者不觉得女儿进入社区大学以后可以曲径通幽。
        “我知道在洛杉矶市中心就有一所非常优秀的设计学院,这所学校没有对入学考试进行硬性规定。只要你确有设计方面的才华,那么可以用你的设计作品为核心,组织申请材料。学校审核时,就是由5个老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你交来的设计作品进行评定,假如认定你确有发展前途,那么学校就可以直接录取你。”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这位老板显然是更喜欢这种另辟的蹊径。
        “当然,作为一个学生英语要有基础。不管学校要不要考试成绩,当你坐在课堂上听不懂老师讲课时不是一样白搭?”我补充道。
        美国的大学机制就是这样以人为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生,总有一条路在等着你。
        除了大学的机制以外,其它的社会机制也有同样的机能,只要一个人发生问题,它就会为其安排出路:
        在美国,当一个人破产时,假如他像我曾经经历的那样,欠人一屁股债而无力偿还,那就可以申报破产,同时还可以受到国家的“保护”,并且在几年之后还可以“重新做人”。而且有意思的是他这个信誉上的破产记录,经过一系列的合法运作就可以消除,使他在信誉上和一个没有申报过破产的人完全一样。

在公司面临破产困境时,就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申请破产保护的企业可以通过“重组”业务争取再度赢利。破产公司在破产之后仍可照常运营,其股票和债务也在市场上继续交易,公司所有重大决策必须经过破产法庭的批准。这一规定给予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当大的弹性,往往可以帮助破产公司走出困境。因此通常情况下,多数上市公司都会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谋求赢利。比如,通用汽车的破产事件即为借破产之名行保护之实,最终实现重组再生目的的典型案例。

假如一个人因故被警察抓捕而有了犯罪记录,你不仅可以请到律师为自己辩护,而且在他辩护失败接受完处罚后,还可以有专门的程序帮你取消犯罪记录。
        当他被人起诉但没钱聘用律师时,可向法庭提出,由法庭为他安排一名服务于公众的免费律师。当他听不懂法庭上的语言时,还可提前提出申请,由法庭提供一名免费翻译。
        当一个人的信仰与国家法规冲突时,假如他像接待我所提到过的那个美国家庭一样,拒绝在任何情况下杀人,而国家又已对外宣战,义务兵役制规定他必须从军,那么他也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安排,让他进入军队但只在战地救护机构工作,实施救死扶伤的理念,从而避开真枪实弹的面对面杀戮。
        假如一个人不认同常规的社会机制,譬如说,他因故痛恨保险公司,不愿意因为开车而与保险公司签约,那法律也完全允许他做出一个个性化的选择:由他本人拿出一笔钱存在指定的账号,一旦发生事故,并且是他的过错时,法庭会判决用这个账号的款项支付相应的赔偿。
        极而言之,假如一个人已被判处死刑,只要他的行为足以让广大民众同情,便有社会团体出面,组织民调、说服州长,最终可能签署死刑获免的特赦令。
        总之,只要一个人不是十恶不赦,只要他没有无理的要求,不管他发生了什么问题,在美国这个社会,总有一条路在等着他。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一个留学生到文化企业家的美国经历

 我在美国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38)

                                                                                                                                                     沈群   

 

        本文作者沈群简历

    1960年5月25日出生,现为美国公民,1983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北大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发表有关广播电视论文若干篇,另有电影评论多次在全国获奖。1985年任中国影视记者协会常务理事。198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作品有86年五一晚会(撰稿),86年电视短剧《帽子》获三等奖(与人合 作)。

    1989年获美大学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广播电视专业硕士。1991年取得美国传播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代在西方国家拿到广播电视专业学位的人士。同年进入美国顶级私立大学(Pomona College)执教(二年)。1991年获得美国南伊里诺大学传播学硕士,目前为国尼森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神哈特娱乐公司总裁、北京尼森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