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化大革命伊始我在内蒙古,除了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外,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就连其他政治局常委等上层人物都被蒙在鼓里。最高领袖自称会耍阳谋,其实他耍阴谋的招术更高。
动员令一出谁敢不紧跟,各个单位都要揪出一批革命的对象。1966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解学恭等人就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报告,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是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份子。
        1967年8月29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打倒乌兰夫》的社论,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的一切权力。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任内蒙革委会主任,他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深挖”乌兰夫死党和余党的号召。滕海清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明确提出要进行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
        1968年2月康生对滕海清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于是挖“内人党”又成了内蒙古群众运动的主要目标。所谓“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历史上确曾出现过两次这个党组织:第一次是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的。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都有派代表出席,其目标是实现区域自治。后来由於共产国际的插手,内人党分裂为两翼,至三十年代中期已名存实亡。
        1945年8月,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知识份子和蒙古青年,第二次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1946年3月又改组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4月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上,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左翼势力得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挖肃”运动开始后,各“造反派”、“战斗队”、“极积份子”为了要立功升官,私设公堂,采取一切手段,严刑逼供,诸如老虎凳、钉竹签、烙铁烫、杠子压、坐火炉、吊打、过电、进行“车轮战”,不让被审对象睡觉等等。一般人如何能忍受得了这些痛苦,只好屈打成招。仅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徒还过不了关,必须要交代出同党来,所以只好乱咬乱供,把更多的人牵连进去。于是内人党徒越抓越多,学校、工厂、办公室、寺庙各处都改成牢房还是人满为患。
        除了“内人党”徒外,还关押了一大批原来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好人”越来越少,致使看守人员短缺,有的单位只好雇用临时工人来看管正式员工。我所在的单位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被揪出来的“坏人”关押在办公室里,就占据了半栋大楼。事态闹成这样,最高领袖才觉得不大对劲,批评内蒙的“挖肃”运动搞扩大化了,指示要放人。
        1969年春季被非法关押的人才得以回家,我也是那个时候才重获自由的。我们单位最初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整谁,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就首先以“敌特”的罪名把我揪出来,然后又揪了一批年龄较大的人,所谓“牛、鬼、蛇、神”是也,入冬后才开始抓的内人党。“挖肃”运动虽然刹了车,人也放出来了,但人们的不满情绪却无法平息。被关押的人觉得平白无故被整了一通,自己究竟有甚么问题应该有个结论,特别是那些受了酷刑致伤致残的人,以及冤死的家属们更要求给个公道。那些整人的打手也觉得满腹委屈,辛辛苦苦昼夜奋战,好不容易抓了这么些坏人,现在一风吹全都放了,自己捞不到好处,反而灰溜溜的被别人另眼相看。有的上街抗议,有的上访喊冤,多数人则是不上班,不工作,成了消遥派,内蒙局势一片混乱。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全面军事管制,1970年1月决定内蒙古的干部,除老弱病残以及喂婴儿吃奶的妇女外,通通进入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1970年过了农历年之后,内蒙的干部由各单位组织起来,集体搭乘火车前往唐山某驻军的军营报到。这营地究竟在唐山市那个位置,地名叫甚么?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下了火车后有部队的卡车把我们直接拉到军营,进了营地后就不准出去了,不许通信,不许与外界联系。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行动电话这种电器,而有线电话只有机关单位才有,所以把老百姓隔离起来是很容易的。

去学习班之前我们被告知要带上被褥和换洗衣服,以及三个月的粮票。大家心想三个月一会儿就过去了,能把在文革中自己被整的问题澄清,那是十分值得的,所以都踊跃前往。到了军营后按原工作单位组成连、排、班。连长、排长、班长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军代表当日宣布了“五不”纪律:1、不得私自外出(营地);2、不得与亲友通信;3、不得泄露营地地址;4、不得与其他连、排的学员串连;5、不得到军营的小卖部抢购,同时还宣布学习期限致少一年。

其实这“五不”中的头三条不宣布也没有人能违反,因为营地出入口都有军人站岗,学员也不知道军营的位置和地址,传达室由军人掌控,信件寄不出去也寄不进来。第五条“不得抢购”的规定也是多余,营地的小卖部原为供应军人所需日用品而设,卖些布匹、针线、香烟、牙膏肥皂、文具纸张等物,其品种比供应平民百姓的是要丰富一点,但这些学员致少还要呆上一年以后才有可能回家,抢购这些日用品毫无现实意义。只是第四条不许“串联”比较重要,也较难防范。

我们睡的营房是砖木结构的平房,长方形,宽约6米,长约25米。房门在山墙两头的正中,沿前后墙每边各放置了25张上下铺的木制床,一栋营房睡一百人。两端有两个小单间,供排长、班长睡觉办公用。
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在职干部,年龄由二十几岁到六十多岁不等,从小小办事员到处长、厅长都有。我那时四十出头,身手还灵活,又练过单双杠,上床下地易如反掌,我自愿睡上铺。

这一个房间睡一百人可真热闹,入夜后呼噜声此起彼伏,有说梦话的、有咬牙磨齿的、有响屁连天的。我当时还处于壮年时期能吃能睡,不以为意。但有些年纪较大的人被这些杂音吵醒后就很难再度入眠。我们研究所有一位兽医平日沉默寡言,好像患有忧郁症,可是入夜以后他往往会长篇大论的说梦话。好在他说的都是别人听不懂的“外星人”语言,没涉及政治,否则被别人抓住小辫子,就成了批斗对象。

唐山地区处于地质结构不稳定地带,为地震多发区。军代表就事先给学员打了“预防针”,告知如果发生地震大家应如何应对,而且还让全体学员做了疏散演习。有天半夜三更我在睡梦中忽然听见人声沸鼎,有如狂风卷起了巨浪一般,恐怖万分。醒来后看见大家都往外跑,我也急忙由上铺跳下地来,跟着人群往外跑。跑了一阵后听到营区内的高音喇叭广播要大家镇静下来,回返各自的床位继续睡觉。

第二天大家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原来是某栋营房内有一位学员半夜做恶梦,呼叫声十分凄雳,惊醒了该栋房内的学员,大家以为发生了地震急忙往外跑,轰乱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有如骨牌效应,一栋接一栋的学员都跑出了屋外,几千位学员形成了巨大的声浪。慌乱中谁也顾不得穿衣服,幸而当时天气还不冷,只是有些人因为没穿鞋子而划破了脚,还有一些人在奔跑时跌撞摔倒,造成伤筋动骨之痛。特别是在慌乱中下床时,踢倒了暖水瓶烫了脚也有不少案例。最悲惨的是有位睡上铺的学员,被突然惊醒后,朦朦憧憧的由床上突然站起来,脑袋撞到房梁,昏晕过去后倒栽到床下水泥地上,因脑震荡而死亡。六年以后,唐山发生了七级以上的大地震,房倒屋塌,死亡数十万人,幸而我们没有赶上那场地震,逃过一劫。

我们单位有二百多职工,除了工人、老弱病残、带婴儿的女干部外,只留下了几位所谓的“红五类”守候在原单位,去学习班的有一百多人。我妻子美菱没去参加,一来是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刚出生三个月,二来美菱是我们单位的主管会计,掌握全所的经济运转:向上级申领经费,每月给职工发放工资,支付各项开销。有许多单位在文革期间,凡是被专了政(被关押)的人,每月只发给十五元的生活费(当时的平均工资约为人民币五十余元)。美菱认为这样做不合理,多数被专政的人年纪都比较大,拖家带口的十五元怎够维持?何况这些人在法律上还没正式定罪,所以她照数全部发给所内每一位职工,畜研所的“革委会”把她也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了。

我们去唐山学习班后,她每月做好工资表,去银行领了现款交给农业科学院专职人员,由呼和浩特送到唐山学习班,我们领取时都要在工资表上签名。工资表退回给美菱后,她就通知留在呼市的家属去会计室查看。

由於不许通信,家属都十分挂念自己的亲人是否安好,见到工资表上的签名后,心里就比较安心一点了。过了几个月后,管理我们的军人和学员之间比较熟悉了,也就不再那么严格了,有的人在领工资时在签名后边写几个小字报平安,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知眼不加干涉。

只是所内的单身职工,他们的家属不在本所,不在呼市。这些人进了学习班后就如石沉大海,亲友得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有的夫妻分居两地,有一方不在内蒙工作。在内蒙工作这一方入了学习班,双方就没有管道可以得知任何信息。更可怜的是一些有了交往对象尚未婚嫁的年轻人,有一方不在内蒙工作,不了解内蒙的情况。在内蒙的这位一下失踪了,音信全无。过了一年半载还得不到只字片语,不能不让对方怀疑这人是犯了甚么严重的错误,还是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时代不会再有王宝钏苦守寒窑的人物了,等不及的人就死了心另找对象。还有的人为了要把自己洗刷清白、讨回公道,把子女寄养到外地的老父老母家,夫妻双方都去了学习班。结果一去渺无音信,老人或孩子生了病,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不是为了专门学习毛泽东思想而设,目的是把干部控制起来避免闹事,先进行“洗脑”。在开始一年的时间里,每天学习“最高指示”、“老三篇”、中央首长讲话,《人民日报》社论等等。

军营里没有教室,学习时以班为单位,学员每人买一个小“马扎”,天气好就围坐在院子里,天气不好时或坐在睡觉的营房里,或坐在吃饭的食堂里。我们这排的排长,好像是营房里的老干部,似乎有点特权,为我们这排“占据”了一栋空闲的马厩,做为我们排的专用“会议室“。

学习班的第二个项目就是“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批判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民族分裂主义份子、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乌兰夫。反正上边定甚么调,大家就吹甚么号。起草的起草,磨墨的磨墨,挥笔的挥笔,张贴的张贴。大家忙忙碌碌的分工合作,然后煞有介事的在那里阅读。

由于最初大家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最高领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文革小组”一个时期支持这一派,另一个时期又支持那一派;工人宣传队,军人宣传队也常常有不同的表态,所以几乎人人都犯过”错误”。因此有两句顺口溜如是说∶ 犯不完的错误,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

学习班的第三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其实应该说是清理干部队伍。对所有干部进行进一步的甑别,留下“好人”,清除“坏人”,也就是审干,一个个加以甑别,然后重新发配。

在“清队”阶段给学员的精神压力很大,每隔几天就有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然后学习班还要组织大家批判该人一通。每人都要轮流表态,进行口诛笔伐。自杀的人有勒颈的、有割腕的、有钻下水道的、还有人乘夜黑人静时分,爬上锅炉房的大烟囱,然后倒钻进去,来个自由落体。有时晚上到了睡觉时间,某宿舍发现少了位学员,于是动员全体人员满院子找,害得大家都不得睡眠,纷纷“遣责”这些人太不识时务。

学习班的伙食还不错,那时期粮油蛋肉都是凭票限量供应,我们占了部队的光,食物供应比平民百姓要丰富一些。前一阶段的“学习”、“批判”,多数人采取随大流的态度,不太用脑筋。

被圈养在军营大院内,远离各自的家庭,不必做家务,不必教育子女,想为家庭操心也无能为力,一年下来有部分人体重增加了不少。我每天利用自由活动时间去练单杠,练到后来一口气可做引体向上五十次,增加了肌肉,避免了脂肪积累。当然,到了“请队”阶段,心里压力大,有些人又瘦了回去。

我们在军营内的文娱生活很贫乏,每个月可以看一两次电影,影片无非是《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俗称“老三战”)和录制成电影的八个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等,轮回的放映。电影放映队不定时的前来军营,在大操场上拉起布幕,学员们自带小马扎排队前去观看。逢有大的节日,学习班组织各连队自编自排些文艺节目,在大操场上搭个临时台子演出。节目也就是唱唱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或学唱两段样板戏。

平日的活动就是托托排球、打打篮球或乒乓球、下下象棋或围棋。我有闲遐时间就拉小提琴自娱,因为节假日有时组织学员演出,需要有乐器伴奏,所以允许学员委托送工资的人,去学员家里取了各自的乐器,捎来唐山学习班。我所拉的曲子多半是样板戏中的京戏曲调,这叫“中乐西拉”(就如同“中餐西吃”一样)。古典乐曲可不敢拉,那是“资产阶级”颓废的东西。还有许多学员实在无可消遣,常常蹲在院子里围观蚂蚁搬家。学习班也常组织学员劳动,如掏粪坑、挑大粪、种疏菜、打扫卫生等等。

我们还去了好几次矿井下井挖煤。唐山是产煤区,有不少煤矿,我们所去的煤矿距营地约需步行一小时。由排长带队步行到矿区,以班为单位分配给各个作业组,由组长带领下矿。大家换了工作服后,乘吊车下到距地面百余米处,然后搭乘运媒的斗子车开行十几分钟到达“掌子面”,我们的工作是用镐头刨下煤块,装上斗子车。工作一天有三次休息,地点就在工作现场,中午那次时间较长,可以进食随身带去的干粮。下班时出了矿井先去澡堂洗澡换衣,每个人脸上都粘了一层厚厚的煤末,比非洲黑人的脸还黑,要洗干净可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当时我们觉得下矿井挖煤还很好玩,比学习“毛著”,比“大批判”有趣。当然这只是很多人的心理的动态,没有人会说出来。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下矿井的危险,改革开放后,煤体常常报道中国大陆发生矿难的消息,我才感到有点后怕。

最后几个月是“清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出身、家庭和历史,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组织上还要内查外调,然后把学员分成三六九等。一等的回原单位工作;二等的充实基层(县市以下的干部);三等的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四等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农牧民。我是属於四等货,分发到卓资县,白云厂汗公社,板凳沟大队去修理地球。

1971年夏初学习班结束,学员集体分批离开唐山,返回原单位,然后按组织上的分配方案,各自奔赴自己的落脚地。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

别了,唐山学习班!
 

           

有人实在无聊就只好围观蚂蚁搬家

我在文革学习班中经历了什么?                                                                                                                                                    加州    林同墉

 

本文作者林同墉简历
1929年出生於北京市,1936年就读於重庆市张家花园巴蜀小学,1942年至1947年就读于重庆市沙坪坝南开中学,1947年至1949年就读北京大学理学院,1949年至1951年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工作,1951年至1955年在内蒙古 锡林郭勒种畜场畜牧兽医科担任科长,1956年至1957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上库力牧场担任付场长,1957年至1979年在呼和浩特 内蒙古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畜繁殖研究室担任主任,1980年至1985年在美国加州波慕纳州立大学家畜繁殖生理担任研究员,1986年至1999年在美国SUGAR FOODS COOPERATIONS担任品质控制工艺家。1999年退休,现居旧金山南湾Campbell市。曾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授予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