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农闲下来,我们开始盖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不能老住在老乡的窑洞里。用知青办拨给我们安家费,我们开始箍我们自己住的窑洞。队里请来石匠,我们男生就做短工,背着上百斤的打好的石料,踏着搭好的颤颤巍巍的木板梯子运到洞顶,稍不小心就会从梯子上摔下来,不把骨头摔折,也得皮肉绽裂。每次上去都要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
        从北京带来的衣服,经不住几个月来的磨损,已经补丁打补丁了,再经过背石头,已经是破破烂烂了。现在想那时要有牛仔裤多好,怎么也磨不破,裤子卖以前还要用石子混在洗衣机里洗半天才拿出来卖,就这还穿不烂,就淘汰了。
        我们同学中有人带来相机,就把我和同学背石头的相片照了下来,除了我们面带笑容外,穿着和背石头的样子就跟劳改犯一样。这张相片后来我寄给了我妈妈,听说妈妈看完后偷偷地流泪。但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心里老在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自勉,反而是大家打打闹闹,过的挺快活。
        我们已经大半年没有洗过澡了,最多也就是在夏天用毛巾擦擦上身。要洗澡必须到延安。
        有一次我们到延安参观找到了一个破旧的澡堂子,澡堂已经快关门了,我们好说歹说才让我们进去。浑浊不堪的澡堂里的水,已经经过一天很多人的洗涮,上面飘着无数人身上洗下来的污垢。但水是烫的,我们身上积攒下的污垢比这里的也好不了多少,没人再去考虑里面会不会有别人的传染病给自己染上。

我们觉得自己已经锻炼成最彻底的无产者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家就毫不犹豫的都脱光了跳了下去。不知女生她们去洗过没有。我想每天下工后要是能洗上一个这样的澡,把浑身被汗水、尘土堵塞的毛孔清洗一下,也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离收获的季节还有一个多月,是农闲的时候,老乡也趁这个时候去串亲戚。为了给我们上革命传统的教育,大队安排了我们搞了一个去张思德墓的瞻仰活动。我们都没想到全国人民天天学的老三篇里提的张思德就埋在离我们村三十多里的地方。

大庄河处在甘泉、安塞和延安交界的地方,张思德就是在安塞离甘泉很近的山里烧炭时被砸死的。那天曹书记带队,沿着山沟找了大半天,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丛林中找到了近乎荒芜的墓碑。这个因“为人民服务”举世闻名的张思德,他的墓地很久没有人来扫了。路人也是仅仅从碑文中可以分辨出这是一个叫“张思德”的人的墓,而他当时是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人。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都要念上一段学习他的毛选语录。我不知不觉地在想,为什么这里倒没有像北京那么宣传重视,大概是天高皇帝远,可能是因为政治斗争没有太波及到这里的缘故。我们全体知青都去了,还是打着红旗去的,紧跟着的是双手捧着村里唯一的一副用镜框镶起来的毛主席身穿风衣肖像的曹支书,大家紧跟在后,唱着老三篇的语录歌,好像有人要给我们拍电影似,异常隆重,一副正儿八经的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样子。在张思德墓前,以沉重的心情学习了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

老支书在墓碑前给我们讲话。这是我们所受的最正面的一次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面曾多次要求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组织过忆苦思甜的座谈会。老乡出自本能的讲起过去挨饿的情况,我们仔细一问什么时候的事,原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我们说“这不算是忆苦思甜,这不是忆新社会的苦吗”,我们要他们讲些解放前的事。

老乡接着说:“解放前夏收时,雇主敞开了白面让你吃饱,每天都饿不着肚子。”

他们不按照当时宣传中那么讲。老乡想啥说啥,大多数的受苦人不会无辜撒谎,违背良心说些没有的事。而大多数的时间倒是我们在用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灌输的党的精神,向他们讲中央文件、读报纸,带他们学毛主席语录,讲政治形势,讲阶级斗争,找些资本主义的事情来批斗。对他们来讲,资本主义就是自留地多了。而老乡都想多一点自留地,使贫穷的生活能得到些改善。

在大庄河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地主、富农来批斗,只有一个叫“赵干大”的入过党又脱党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阶级斗争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们刚去插队不久,赵干大给儿子办喜事,请全村去吃喜宴。当时我们知道他有历史问题,是因为胡宗南到延安时承认自己是党员,大概被逼给国民党的队伍带过路,后定性为“自首党员”,是整个村里唯一能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我们集体开会,讨论“自首党员”家的喜宴是不是应该去。但全队的人都去,不论是党员还是贫下中农。最后,我们决定向贫下中农看齐,也去了。但是在喜宴上,我们还坚持原则,集体大声朗读了几段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既表达了我们的坚定立场,又把八大碗的美味吃到嘴,这种折中的方法是何等英明的集体决定!后来,这个赵干大因为修梯田被压死了,应该算因公牺牲了。我们真正受到的再教育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艰苦耐劳的品质和毅力的磨练。

和农民天天一样的生活,他们的质朴、受苦的精神耳濡目染地融入到我们的心里。每天无怨无悔的受苦,克服着城里人想象不到的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也使我们完全站在了老乡的立场上。他们少报地产,反对过多的交公粮,我们知道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但并怎么反对,是因为我们切身体会到了他们的艰辛。“已经苦成那样了,还叫交那么多的公粮,还叫不叫人活了”,是我们那时常说的话。县里要赶走后沟的黑户,但看着他们近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使我们非常同情他们,大队的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央的政策也是这样。

有一次上面下来一些要饭的到我们窑洞前来要饭,我们都认为他们是不劳而获,把他们蔑视地赶走。他们到了老乡家里,老乡却拿出他们自己也不多的剩饭给他们。真正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使我们认识到生活并不像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那样简单。

那年夏天解放军巡回医疗队要在公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队里选我去了。比起当地的农民,我们也算“知识分子”了,毕竟我们在学校学习过化学、生物和生理卫生课,知道人体解剖和灭菌知识。当时,当地的赤脚医生,给针管消毒就是用暖壶里的开水涮一涮,从来不煮开。很多病人因为打针感染而变成深部脓肿。农村缺医少药非常严重,医生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当时流传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吃喝就到公家来”。全大队的社员有病了就先找赤脚医生。培训班是在洛河边王坪公社的院里,所谓“培训”也就是教一教基本的医疗常识。

记得有一天的半夜,后队的一个老乡叫我去出诊,跟我说是“老婆生娃难产”。我听后叫他去找接生婆或女赤脚医生。但他非叫我去,我没二话可说就背上出诊箱跟他走了。到了他家才知道他的婆姨难产早死了,死胎按他们讲是不能跟孕妇一起下葬的。他叫我把死胎取出来,从炕头的猫洞扔出去,送到山上去喂野兽吃。我想他们大概是认为死胎给他们家带来了噩运,要让死胎不得好死,去去晦气吧。我到了窑里,看到死去多时的孕妇,窑洞里散发了一股怪味,好像是炕上留下的羊水和血混在一起的臭味儿。

老乡生小孩都在家里炕上,屁股下面堆上炉灶下面挖出来的灶土,在当时的条件下,灶土算是能找到的即实用又无菌的接生的材料了,这样可以不用担心羊水和血把炕给弄脏了,这也是上辈人留下的习惯。孕妇难产了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去医院,直到死了一直就在家里。

我打开出诊箱,找到唯一的一把手术刀,那还是医疗队给我留下的,我是第一次用这把手术刀在人身体上用。唯一使我感到不太内疚的是在死人身上用,也不用消毒。我毫无经验的打开已成灰暗色的皮肤,才知道皮肤分这么多层,即使用锋利的手术刀也要几下才能划破脂肪层。打开腹膜时,一股恶臭喷发了出来,我活了这么大从没闻过这种令人不知不觉就想呕吐的味道。我赶快用袖子堵住了鼻子,使自己不至于呕吐出来,稍微镇静了一下,扭过头去换了换气,深憋了一口气,才把子宫一刀刨开。

这时,另一股更恶臭的气又喷了出来,我赶快抓了一个胳膊,“嗖”的一下把死婴拽了出来放在一边,就用针迅速的把表面的皮肤粗乱的缝了起来。一边干一边想:下次一定要带口罩,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难闻。把孕妇的剖口缝好后,我赶快跳下了炕,把死婴从猫洞里塞了出去。孕妇的男人悄悄的求我叫我把死婴送到山上去。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但想到自己是向贫下中农学习来的,应该帮他们的忙,就一口答应了。老乡给我准备了一个挎篮,用破布把死婴包了起来,并嘱咐我不要把死娃扔到离村太近的地方,越远越好。我一个胳膊挎起那个篮子,马上就往后山跑去,微弱的月光照在崎岖的山路上,远处一片寂静,黑乎乎的山影显得阴森森的探不到底儿。本能使我快速的往山上跑,本来三十多分钟的距离,我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匆忙中,我找到了一个树影摇曳的小丛林,扔下死娃就往回跑,只听见身后突然窜出来的不知什么野兽的撕咬声,也不知道黑黑的天空中怎么会突然飞出来许多不知是老鹰还是猫头鹰的嘶鸣声,吓得我差点掉到沟里去。但更毛骨悚然的是我跑回到半路时突然听到后面好像有脚步声,我快他也快,顿时身上感到一股冷气从头上往下窜,让我只打冷颤儿。我撑大了胆回头仔细一看,那个黑影原来是死娃他大。他怕我敷衍了事,没把死娃扔到地方就回来,一直在偷偷的跟着我。

回到他们家,天也快亮了,他们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死人已经抬到边上的空窑里。炕桌就放在刚才我取死娃的地方,我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敷衍了一下就离开了。以后,我经常给别的人讲起这终身难忘的经历。

队里每收获一些庄稼,就在场上分了。大多数的场子都是在半山上,要马上打,马上分了。如果碰上下雨,把辛苦了一年的粮食沤在了场里,那真是连泪都得哭干了。我们那时才明白抢收的真正含义,没明没夜的干。在山上没法用碾子,要用连枷打。这种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是在南宋的田园古诗里就学会了,“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当时体会不到这句诗的含义,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也知道了连枷是干什么的。一千多年前的东西我们还在用。

刚开始我们掌握不好下力的火候,着地时反跳起来,把手震的生痛,有时还打到自己的头上,满眼冒金花。经过一年的锻炼,我们高中的男生都挣十个工分,年龄小跟女生一样,也有八分。

冬天到了,算是农闲时间了,队里派我们轮流出民工修路。出民工过去是队里最头疼的事。出去一个月家里的活没人干,冬天不把柴背齐,一年都没得烧,谁都不愿意去。过去都是单身汉打头阵,现在知青来了,就成了主要的民工来源。

我们和各公社派来的民工一起在洛河边修路。这时是彻底的和老乡住在一个炕上,跟老乡一样全身脱得一丝不挂,用时髦的话说是“裸睡”,把衣服搁的远远的,一是为了虱子不咬,二是怕染上更多的虱子,起床再浑身上下巴拉巴拉,想把身上沾上的虱子巴拉下去,其实都是自我安慰而已,根本不顶事,虱子是无处不在。身上的棉袄在背了一春一秋的柴和庄稼后,棉絮已经破破烂烂。凌晨陕北高原的寒风像锥子似地,把人打的透心寒。背后没有棉花的一块地方让冷风吹的落下了病根,好多年后还痛。

印象最深的是吃炸糕。为了给大家犒赏,上面决定给民工吃一顿炸油糕,但油锅没有那么多,不够全县各个公社同时吃,只能轮流吃。我们连被排到半夜吃,大家下工后,躺在热炕头上眼巴巴的等着吃。

有经验的老乡事先告诉我,吃炸糕一定不能快,不然会嘴上打泡。但肚子已经几个月没油水了,再加上晚饭就没吃,在等着这一顿。轮到我们时早把老乡的劝告忘在脑后,先过够嘴瘾再说。刚炸出来油糕又烫又硬的,我狼吞虎咽的全不顾硬不硬了,几块吃下来,果然老乡说的没错,感到上颚已经打了一个大泡,再吃就痛的要命,心里还想不管那一套,硬挺着也不能少吃一块。这样吃了个够,闹的上腭一直痛了好几天也不好。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底,队里入了党的几个知青和村里的干部紧急到县里听传达中央保密文件。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中央又出了个大的反革命,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层层下达下来,才知道林彪驾着三叉戟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我们开始迷惑了,不知为什么中央总有没完没了的走资派,反革命、反对毛主席,一个比一个大,一次比一次震惊。连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都和毛主席不一条心。我们上学时的对革命的天真、执着,现在好像没那么简单。那么多不要命的革命先驱打下的江山,只有几个人是好的。我们和老乡都不理解。

我们开始觉得知青下乡好像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老乡在林彪叛逃后,仍然是天明即起,日落而归。但却使我们想起在北京时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不知中央还会发生什么事,在我们知青心里浮现出许多的问号。经过一年的春夏秋冬,我们把农活从头到尾的实践了一遍,从起圈沤肥、撒种、锄苗、割麦、打场,到编筐、砍柴、背柴、拉大锯锯木板,背石头箍石窑,什么都干过。身体是又黑又壮,没人给补衣裳,衣服比老乡还破,但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过的也很愉快。

那一段在我们最年轻、风华正茂的经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生的宝贵财富。以至以后我到美国经历的那些难事,比起在插队时的经历来讲全都不在话下了。(全文完)
 

           

我们即将出发的时候真的是兴高采烈

                当年我去陕北插队的日日夜夜(下)                                                                                                                                                             加州    彭延

 

作者简介彭延简介
1949年出生,北京师大一附中高68级3班毕业,1969.2.7 日到甘泉王坪公社大庄河大队一小队插队。1972.2 到甘泉道镇医院工作。1974春被借调到延安卫生局。1975-1978到延川县关家庄孙立哲合作医疗站蹲点. 1978 考上西北大学生物系学习,1982 分配到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任教,1985.5 到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医学院做访问学者,1987 -1989 在美国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细胞生物学硕士。1989-1996在美国伊利诺伊州LOYALA医学院心血管实验室做基础研究。1996年起至今在美国洛杉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