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由我们单位举办的文革唐山学习班“毕业”后,我被分发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卓资县白音厂汗公社板凳沟大队插队落户。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可是我不明白:为甚么不让那些根正苗红的人去那里大大的作为一番?当权者对我们这些人真是厚我薄彼。
1971年夏初之际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奔赴分配地点,准备在那里扎根落叶,改造思想,改头换面,成为一位劳动人民。我的妻子因为没有参加唐山学习班,她的名字不在重新分配名单之列。那时她是畜牧兽医研究所的主管会计,一时也没有接手她工作的人,因此暂时留在原单位,继续做她那份作。

我单枪匹马独自先去打头阵,板凳沟大队把我安顿在第三小队。小队分配给我一所空闲的小房子暂住,那所房子孤零零座落在一个小山坡之巅,据高临下可腑瞰全村。房子有里外两间:内间有土炕一座,占据了半壁“江山”,外间有土灶一口,孤独躲在墙角,此外别无家俱。我向研究所借了一张单人木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从家里分了一套锅碗瓢盆,又买了一付水桶,打上行李铺盖卷,请司机小刘把我一起送去公社。

畜研所的司机小刘因为常常要报销单据,诸如汽油费、零件费、旅差费、养路费、牌照费等等,此外他常常也兼顾采购,买回东西后就得去会计室报销,所以和我妻子很熟,我们走走他的“后门”,他就开着所里那辆解放牌卡车把我送达插队落户目的地。

我把木床搭架在土炕上,因为里屋剩下的半壁江山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后,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那张床了。我之所以不睡炕,原因是要把炕烧热需要用相当多的燃料;而不烧炕,天长日久关节肌肉受凉,以后腰腿就会“落”下病来。我在外屋用小铁炉子烧饭,燃烟虽然通过土灶、炕道和烟囱排到室外,但煮饭那一点点的热量完全不足以把炕烧热。住房的坡底下约二十公尺处有一口水井,用水时就去井边打上两桶水挑回房内。

文革的“破旧”搞得轰轰烈烈,不但砸了许多庙寺古董,也破除了许多建国后订立的规章制度。可是“立新”却一无斩获,因为大家都忙于“斗争”,如何立新?谁的心里都没底。干部“大洗牌”重新分配,将来能否长期固定下来也都是未知数。所以对待我们这些国家干部,插队落户后还不能把我们一刀切断,我们的工资暂时照发,我们的口粮也仍由国家供应,我每个月要去县城粮站购买粮食。县城距我们生产队约二十里地,但我们位於山沟里,去县城要爬上爬下,沿途并非一马平川。我一次可买三十斤口粮,回程时我要背着粮袋翻山越岭。

有一次买完粮食扛着粮袋往回走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途中又没有避雨处。我怕淋湿了粮食,就脚踩石壁,爬陡坡,抄近路,以便早点到家。走了一段后一不小心滑倒,顺着山坡直滚到山脚,身体多处被擦伤,筋骨略有跌损,幸未殃及头颅。

第三生产小队这个村子共有五十九户人家,我到达那里时男女老少几乎倾巢而出,围观我这位前来插队落户的国家干部。他们面带着疑惑,看我这样子老实巴脚不像是个恶人,不知我犯了何等错误竟要把我发配下来?继而带着同情和关怀和我搭讪,有几位小伙子帮忙我卸车并抬东西进屋。我掏出烟卷请大家抽,他们和我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许多。他们问长问短,我实话实说。

我自我介绍姓名籍贯、家庭出身、简单履历以及老婆孩子的状况。其实,这并非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打交道,自1951年我到内蒙工作后,每年我都有去农村或牧区做调查研究和生产试验,都是住在老乡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所以和这些人相处已积累了一套经验。

小队长刘兴福四十多岁,说起话来嗓门挺大。村里没有拉上电,自然也没有广播话筒和高音喇叭,出工时全凭他站在村头一声高呼:“动趟勒!”全村的劳动力就应声而出,集合在他跟前,听从他的分配和调遣。村民焦奇子五十岁左右,身体很壮实,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可能两条腿不一般长。还有一位叫李二娃的,二十多岁小伙子,头脑灵活,帮助队长记工分算帐,没有会计的职称,但兼做会计的职务。这三个人是我屋里的常客。晚饭之后他们常来我住处聊天,当然我少不得要拿出香烟来招待他们。大家吞云吐雾,在一盏油灯照明之下,屋内昏昏糊糊颇具诗情画意。后来我的住处成了变相的小队会议室。那时我抽烟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不过我平均每天不过三支烟而已,“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其实我并没有烟瘾,抽烟主要是为了应酬。开会时这么多人“帮”我抽香烟,我实在也供应不起,后来我就改抽烟丝,一盒烟丝放在炕沿上,谁抽谁自己卷,卷烟的纸我也供应。

第一年插队落户后我跟随村民一起下地劳动,夏季农活不多,主要是除杂草。用一把锄头站着锄地,偶尔弯下腰来用手拔拔贴近麦描的杂草,虽然速度不如老手快,这个活我还免强能干。可秋收时我就有点吃不消了,因为收莜麦时不是用镰刀割,而是用手去拔,这就需要弯下腰来干。而我的腰部受过伤,即便洗头时不是弯得那么低,弯那么一会儿我的腰就疼痛难当,不用手撑着东西这腰就直不起来。所以拔麦子时我得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拔麦子,这样速度当然要慢得多,虽然比弯着腰干活要好一点,但腰仍然会疼。几个钟头下来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后来小队长看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让我做拉运的活,把拔下的麦子运送到脱粒的场地去。

秋收结束后有一天下午,地里已无活可干,可我发现村子里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好不容易有个清静的时间,我乐得在屋里睡一大觉。晚上,焦奇子来我屋偷偷对我说:中央出事了,林彪坐飞机叛逃去苏联,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今天下午在大队传达了中央文件,家庭出生不好的人不让听,所以没有通知这些人去大队。他要我装不知道,千万不要和别人谈论此事。他思想很搞不通:林彪是伟大领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怎么会突然叛逃?其实他想不通的事还很多,他曾经告诉过我:村里的富农张常发的祖父本是个贫农,经过两代的勤劳工作,省吃俭用买了几亩地,不久解放了被划为富农,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户贫农的祖辈本是大地主,但解放前他的祖父吃喝嫖赌把家败光了,到了他这一代变成了贫农,成了共产党依靠的对象。

焦奇子走后李二娃又来我屋,也偷偷的告诉我林彪的事,我装着吃惊状,未做任何议论。

秋去冬来气候逐渐冷了,睡房不生火炉子是不行了。我于是请了两天假回了一趟呼市。我家里还有多余的铁皮烟筒,我就拿了五节,和两个“拐脖”。回板凳沟时我坐火车到福生庄就下车,因为由卓资山车站走到板凳沟路途会更远一些;而且背着炉筒子走过县城,让那么多人瞧着我,会给人怪怪的感觉。

福生庄是个小站,上下车的人不多,出了站就是田野荒郊,碰不到人。只是翻过那座大山比较陡,走起来要吃劲一些。那天到达福生庄时已日落西山,我把炉筒子捆在一起,提着走了一段路实在费劲,我就抗在肩上。可走着走着捆绳就逐渐松动了,我得从新捆绑。戴着手套勒不紧绳子,只好脱了手套干,炉筒子冰冷,冻得手疼不说,还麻木不听使唤,因此不能捆得很紧,一路重新捆了四、五次,走到家时已近深夜。

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农田的活儿根本就没法干,大家都只好休闲在家。白天,我在屋里还能看看书,到了晚上油灯的光线昏暗,看书眼睛感觉很疲劳,我就拉小提琴自娱。李二娃会吹竹笛,我们就合奏《白毛女》里“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曲调。那时候村里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更不用说电视了,毫无文娱生活。板凳沟大队有一对上海去的知识青年在那里插队落户,他们在上海在同一中学就读,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联袂来到内蒙古。他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来村子里以后自然也就结为夫妇了。男的叫大鼎,女的叫小玫。

大鼎是个心直口快很讲义气男子汉,小玫是比较内向的女孩。大鼎身强体壮能干力气活,所以他吃的多,小玫身体薄弱,怀孕后更不能出工干活,挣不到工分,分不到口粮,所以他家的口粮总不够吃。我有剩余的粮票时就支援他们一些。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经济上更为吃紧,板凳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吕英人很不错,冬闲时介绍他去县城打工,赚些外快。

第二年刚开春,吕英找我去大队部,他说旗下营有个大队在推广红酶菌,据说增产效果很好,他要我设法生产一些红酶菌做个试验。我就请了两天假,去旗下营走了一趟,参观取经。回来后我向吕书记做了汇报,并开列了一个所需设备物品的清单。吕书记说他可以给我找一个有暖炕的房子,并提供一车煤炭,其他所需瓶瓶罐罐等用品要我自己想办法。他知道我在科研单位工作多年,总能走点后门。好在我妻子还在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她在所里的人缘很好,东“划拉”,西“划拉”,凑了不少培养菌种的器材和药品,装了两木箱交火车站托运到卓资山,大队派人去拉了回来。

我制做了培养基,把从旗下营要来的一支红酶菌种接种在培养基上,逐步的扩大菌种的数量,然后再把菌种混合在精选的泥土里,放在暖炕上,经过一时期的培养,再参进更多的泥土,直到铺满了整张土炕。在播种土豆(马铃薯)时,把含有红酶菌的泥土当做肥料撒在下种的坑洞里,放了土豆种后,再埋上一层普通的土。培养酶菌过程中必需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我得日夜守候在那间“工作室”,晚上我就睡在一张长条椅子上和衣而睡凑合了一个多月。

其实酶菌的培养工作应该在温箱里进行,在火炕上土法培养,到最后阶段,天知道那一满炕的泥土中红酶菌含量究竟有多少?而这些红酶菌究竟对土豆的产量有无促进作用,实际上也无可靠的依据。结果到收获时,加了红酶菌泥土的试验地产量并不比对照组高。

1958年“大越进”时期全国搞过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深翻地创高产田,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畜牧研究所也搞过小球藻代饲料,以及机械化养鸡等等,后来也都不了了之。吕英书记其实对红酶菌增产的说法也没有信心,但别人搞了你不行动又不好交代。他还聪明,让我小试一下,一箭双雕:不需花多少经费,得出结果后向上级有个交代,又照顾了我,免于去田间劳累之苦。

林彪事件之后,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同时,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中国的政治气氛开始有些轻微的改变。1972年五一劳动节来到之前,白音厂汗公社为庆祝五一竟然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会,各生产大队都要出一两个表演节目。大队书记吕英又把我找去,要我负责给大队排练一、两个节目。我心想在广场上拉个小提琴音量太单薄,也太单调不够热闹。我就求助于我大女儿伯怡,她在呼市通顺街小学和市立四中都参加过文艺宣传队,而且还是骨干份子。

那时她也下乡插队当农民去了,我捎信要她请一个星期假到板凳沟住几天。我们在村里挑选了几个女孩,伯怡教她们排演《白毛女》片段。我让伯怡把家里的手风琴带去,用手风琴伴奏气势大一点。山沟里平时一点讯息也得不到。公社所在地距板凳沟还有五里地,电影放映队偶尔会在公社附近找块空旷地点,天黑以后放场露天电影,这是村民们唯一开眼的时机。平时看得太少,所以要教会那些女孩跳舞可真费劲。好在观众的要求也不高,演出的那天还获得了不少的掌声,大队书记对我更刮目相看了。

那年有一阵子上边布置下来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无非是农民们多养了一口猪,多喂了几只鸡,或在院子前后多种了几棵树而已。其实大部分的农民自己都吃不太饱,那有多余的粮食喂猪?这都是极左路线在那里兴风作浪。吕英带着我去各个小队转了一圈,以响应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号召。
结果吕英只是去传达传达上边的精神而已,而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自己心里就搞不通,他又不好跟别人说,只好跟我发发牢骚,他知道我不会去向别人说的。

1972年夏末吕英找我商量,能不能搞一只种公羊来,给大队养的几十只母羊配种,改良一下后代羊毛的质量。我通过私人关系在后山种羊场借到一只半细毛公羊,又回畜牧兽医研究所要了一些人工受精的器材,准备秋后给母羊配种。公羊运来后还有两个多月才是母羊的配种期,这期间我的任务就是喂养那只种公羊。我每天牵着那只公羊到处找草吃,找到合适的地方就把随身带着的钢钎插在土里,把系羊的绳子拴在钢钎上。公羊吃草时我就在一旁看看书或拉拉小提琴,那叫“对羊拉琴”,与“对牛弹琴”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情此景可用田园牧歌来形容。天气好时我会脱了衣服,只穿条裤衩躺在地上晒太阳。

文革最混乱时期除了搞阶级斗争外,其他工作几乎全部停顿:学校不上课,研究单位不搞科研,“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甚嚣尘上。1972年开始有了一些转变。四月份《红旗》杂志发表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五月份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座谈会,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内蒙古畜牧兽医研究所随后也订出规划,要开展多项先进技术的研究,其中一项是冷冻精液的研究,那是我过去主持的项目。研究所领导经过请示报告,多方研究,1972年底终於把我从板凳沟调回了畜研所。从此结束了文革变奏曲的第三乐章。

2000年6月我由美国去东南亚旅游了一圈,然后回中国探亲访友一个月。那期间我在中国曾做了一次寻旧之旅,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呼和浩特等地,三、四十年前我曾居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我也特意去了趟板凳沟,看到的却是一片败落景像,到处是倒塌的房子。我曾安家落户的那两间房怎么也寻找不到。只好先找我每天去挑水的那口井,以便“顺藤摸瓜”确定方位。 当我找到那口井后正在观察时,过来一位村民对我端详了一阵子后说:“你不是老林吗?每天晚上在屋里拉提琴的那位下放干部。”他自我介绍他叫张二兵,劳动完收工后有时也去我屋里唠嗑,抽烟。我问他那两间房子呢? 他指着坡上三面颓垣残璧说:“就是那!”

他说这个村子原来有59户人家,现在只剩十户。 在村子里种地忙 了一年见不到几个钱, 所以有点办法的人都走了,到外地打工去了。我问为何见不到钱?他说苛捐杂税太多。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八年,但愿板凳沟的村民们生活已大有改善。








 

           

後来回到下放村子看到还是那么穷

                   我 在下放生涯中曾经对羊弹琴                                                                                                                                                           加州    林同墉

 

本文作者林同墉简历
1929年出生於北京市,1936年就读於重庆市张家花园巴蜀小学,1942年至1947年就读于重庆市沙坪坝南开中学,1947年至1949年就读北京大学理学院,1949年至1951年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工作,1951年至1955年在内蒙古 锡林郭勒种畜场畜牧兽医科担任科长,1956年至1957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上库力牧场担任付场长,1957年至1979年在呼和浩特 内蒙古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畜繁殖研究室担任主任,1980年至1985年在美国加州波慕纳州立大学家畜繁殖生理担任研究员,1986年至1999年在美国SUGAR FOODS COOPERATIONS担任品质控制工艺家。1999年退休,现居旧金山南湾Campbell市。曾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授予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