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1968年的秋季,我正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一项生产试验。有一天生产大队来人通知我,要我赶快回电话给我们单位,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要和我谈话。我结束完那天的工作后,在草场上找到我的坐骑,背上马鞍飞身上马,一口气跑了二十里地到大队部,播通了远在呼和浩特的畜牧兽医研究所。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是林同墉。”

对方则说:“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你等一等!”

不一会儿革委会的一名负责人拿起话筒对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你必须立即回来参加运动,不能假借促生产之名逃避革命运动”。我一听这顶帽子不小,只好中断科研试验,第二天就出发回返,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最快也要四天才能到家。

到达呼市时天色已晚,回到家中吃点东西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一进办公大楼,只见楼道两边墙上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触目惊心:“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林同墉”、“揪出美蒋特务林同墉”、“美帝国主义的间谍林同墉必须老实交待”……这是“挖肃”运动的伊始,正在发动群众揭发。

我从1951年开始参加工作以来就没隐瞒过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海外关系,所以我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谁都看得见。但我平日未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也体谅那些写大字报的人,他们不写就会背上对运动不极积的帽子。要写,一时又找不到对象和目标。当然我也知道其中有少数人是出於对我的嫉妒,借机对我进行打击。在楼道里碰到了所有平日一起工作的同事,可没有一人和我打招呼,眼光也不敢和我对视。这是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的表示,谁也不敢跟我沾边。

我去革委会办公室报到,他们通知我当天下午畜牧系要开一个全体会议,给我一个机会自我交待,要我端正态度,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午两点我准时到达会议室门口,可我被告知先不要进去,在楼下一间空闲的房间里等候传唤。我一人在那间空屋里等了约莫快一个时晨,才被叫去“过堂”,可是只有被告却无原告。主持会议的人说先由林同墉自我交待,如果不老实,大家再检举揭发。

我按照那个时期的例行公式先念了两段“最高指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说我父母都属於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我自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他们教育子女总是灌输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一类的思想。因而我有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倾向。所以我也不可能去做特务,间谍之类的事情。

我说:我亲友自国外、自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都有保存,红卫兵抄家时也都抄走了,想必你们也都看了。我在内蒙已经工作了十七、八年,如果我是谍特,我一定会有活动,有活动必然会暴露,公安机关早就把我抓走了,我实在没有甚么可以交待的。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澄清。

我“交待”完后冷场了一阵,然后有几个“极积”份子才相继发言。

有一位说:“你平常少言寡语,心地阴险,极会伪装,是隐藏最深,最为狡猾的阶级敌人,所以你才得以潜伏了这么多年。你父母兄弟姐妹都逃到台湾去,然后又到了美国,你一个人留在大陆没有目的是不可能的”。另一位说:“你也许还没有机会行动,但你必须交待你潜伏在内蒙的任务是甚么!”还有一位质问:“1963年你去了一趟香港,你带出去了甚么机密,又带回了甚么任务?”

我原以为在我入场之前他们商量了将近一个钟头,一定会研究出些高招让我就范,以便取得一场“阶级斗争”的胜利。结果却只提出这些可笑的幼稚问题,让我都为他们尴尬了半天。

主持会场的几个人交头接耳了一番,然后宣布暂时休会,同时宣布从那天起我不得回家,就住在那间空屋子里(这叫做“隔离审查”),吃饭自己去研究所食堂买,革命委员会派人去我家,向我爱人(即妻子)美菱要了被褥和洗脸刷牙用具给我送来。美菱心中有数,知道我是没问题的人。可不让见面不让交谈,究竟会互相挂记。

我被隔离的那个房间就在一进大楼的右手第三个门,头两个房间是男女厕所,厕所门是从来不关闭的。我睡的房间紧挨着女厕所,美菱那时穿了一双半高筒牛皮底靴子,走起路来“克达克达”的响。她知道我被关在那间房里,在楼道里走路时就故意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就知道她还平安无事,可我还时时惦记着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得知他们一些消息,我就想了个法子:由办公楼去食堂走大楼北侧小门最为近便,出了小门路旁有一棵树,树根盘错在地面上围成一个小坑,四周有很多枯草,我就选定了那个小坑为我们交换信息的“信箱”。第二天,我听到美菱走进女厕所的脚步声,我就接着去男厕所,经过女厕的门口时,把事先写好的纸团扔进去,告知她每次去食堂时要注意那棵树下的小坑。

我以不接触他人为由,不等开饭时间就提前去食堂打饭,美菱则在无人前往食堂的时候提着暖瓶去食堂打开水。如此交换“情报”,我们互相都能了解彼此的近况。

小小的纸团真是“纸短情长”不能多写,还要防备万一被别人捡去后不会看出是我们写的,只当是某人无意丢掉的碎纸块。因此纸块的形状,笔迹都要变化多端;有时急中生智还想出许多暗语、双关语,在此就不细说了。由於我没有把柄或证据可被抓住,所以还不能招开对我的批斗会,只能说是交代会。

第二次交代“问题”会上,首先提出的竟然是我怎么和美菱结婚的。由于美菱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过职,有“历史问题”,他们想从这里打开缺口。这确是个好话题,我就从头至尾把我们相识,相恋到结婚那五年的过程一一道来,仿佛在婚宴上讲述恋爱经过一样。

说实话,我们结婚时只请了几位亲友一起吃了顿饭,形式极其简单,还没有进行过这个项目,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补了一课。研究所里有十几位年岁比我大的人,他们在“解放”前自然都参加过工作,那些人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继我之后也陆续的被关了起来,这下革命小将们就比较忙了,无暇天天为我开交待会。但是也不能让我闲着,每天要我写材料交待问题。

我就每天写上一、两页交差,从我出生、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参加工作;从我的祖先,我的父母到我的兄弟姐妹及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分章分节娓娓道来,就像写自传,写回忆录似的。这些人中却没有任何一位与政治有关。那时各单位都成立了“群众专政小组”,成员都是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我们单位的群专小组多为研究所附属牧场的工人,以及勤杂人员。他们文化不高,却又已经失去了农民的朴实性格。
群专小组的头头整日口叼烟卷,双手叉腰、横眉怒目,活像电影里旧社会牢房里的班头。每天半夜三更向专政对象催要交待材料,没写出来的就不准睡觉。不睡觉的滋味比挨打还难受,我有时还后悔我以前为甚么不参加个政党组织,或是窃盗点国家机密,那我就有东西可以交待了。

我交了三十多篇“材料”后实在没内容可写了,这比上学时写作文还难,因为题目只有一个,天天写同一题目,谁有那么大的想像力?现代的连续剧一部也不过三十几集,多半靠数位男女主角的多角恋爱来支撑。最后,我只好横下心来,声称我再也不写了,爱怎么处罚悉听尊便。那位组长说:“你负隅顽抗,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不来催我要了。

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没事可做也不是好过的日子,除了看《毛选》外当然不准看其他的书报杂志。四卷《毛选》翻来复去已看了好几遍,闲极无聊我就用汉语拼音字母书写《毛选》里的文章,我现在用电脑打中文字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可有一天“群专”的头头来查房,发现了我用拼音字母抄写的《毛选》,就把它没收了,还说:“好呀!你不交代你的问题,现在还学英文,想和美帝通风报信?”我没理他,大概他拿回去交给革命委员会后,有人认识那是汉语拼音,也就没再来找我的麻烦了。不久我们这些被关的人不准去食堂买饭了,改由群专小组的看守人员代买。我住的这半截楼道也用木板钉死,只留一个小门与外界相通。每间房门都上了锁,被关人员自备尿盆一个,大小便就在自己屋里进行,每天早上“放风”到厕所洗脸、刷牙、清洗尿盆,从此我和美菱就断了联系。不过在封门之前我已有预感,我最后一次去食堂买饭时扔了个纸团在“信箱”里,纸上写着“食槽里不要再放玉米了,养鸡太费粮食!”

我在被关的房间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员工上下班的情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发现有不少人逐渐消失了。原来是开始挖“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了。楼道里人来人往昼夜不息,我本来一人住单间,不久来了位roommate,是付所长司勤。我们同室共住了一个多月,彼此心照不宣一句话也没交谈过。

有一天半夜专政小组把司勤叫出去,不久听见楼上“叮里咚隆”的推撞声,断续响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司勤回来,面如皓月一般肿了一大圈。他回屋倒头便睡,早午饭都没吃。晚上看守人员送饭来,还对司勤冷嘲热讽了一番,说:“你都这么胖了,少吃一点吧!”司勤只得苦笑一下。正是:“寒风呼啸何时了,叶落知多少。楼上昨夜又“叮咚”,无辜不堪回首因脸肿。”

不久,我们的窗户都被报纸糊了起来,防止被关在里边的人了解外部的动静。但我还能从缝隙间窥见窗外路过的人,虽然不很清晰,偶尔看见我儿子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就会感到安心许多。然而,不久他们又用白粉把窗户外面的玻璃厚厚的刷了一层,从此就完全与外界隔绝了。又过了一阵我被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单住,和司勤分开。

秋去冬来,新年过完春节又快来临。在那个动乱时期固然人们都没有过节的心情,但却会更引起被强行分隔开亲人们的相互思念。我渴望知道一点家人的消息,她们一定也在关心我的近况。我们之间并无天然的关山阻挡,也没分居在天涯海角远隔重洋,而是同处于一个大院内,然而想见一面却不可得。

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一步我要求代我买饭的看管人员老范到我家里要点针线来,理由是我衣服的扣子掉下来了。这位老范是实验牧场饲养种公牛的,文革之前他也曾不时的去过我家,每次我们都用我们所能买到的较高级香烟请他抽,临走时就把那盒烟送给他,所以他很愿意去我家跑腿。

过了几天我又说天气太冷,请他去我家拿一件棉背心给我。殊不知美菱心想皮背心会更暖和一些就让他拿了一件羊皮背心来。过了两天我说皮背心太硬,穿着不贴身,请老范把皮背心送回,把家里那件棉的给我带来。收到棉背心后,我拆开里子,把我事先写好的一封信缝在里边。

那封信是写在一块从针织背心上撕下来的布,密密麻麻的报告了我的近况。我用针线把棉背心恢复了原状,过了两天我又请老范把背心送回家,并请他转告诉美菱给这件背心絮点棉花。我老婆拆开背心看到信后才恍然大悟,她自然也如法泡制,用布写了封信缝在棉背心里边托老范给我送回,如此我才得知近两个月“牛棚”外所发生的事。

当然,旧技不可重施,但一时也想不出别的途径,只得耐心等候。好在这场“挖肃”闹剧搞得太过火了,逼供信,屈打成招,被审人只好胡乱点名,同党就越“挖”越多,很多单位多数人都进了牛棚。看管人手缺乏,只得雇用一些无业的临时工人来监管正式职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天大的“笑话”俯拾皆是。最后不得不紧急煞车,被关押的人全部放出来,我自然也获得了自由。

运动煞车后所有的人都满肚子的怨气。被关的人说:“不明不白的被专了政,我究竟有甚么问题?必须搞清楚有个交代”。运动中的极积份子、打手们则觉得他们起早贪黑努力工作,好不容易抓到这些阶级敌人,转瞬间一风吹全都放了,实在心有不甘。于是大家都不去上班了,有的在家做木工为自己添置家具;有的在院子里和泥拓土坯,盖凉房,搭鸡窝,养鸡下蛋改善伙食;有的挖地窖,备战备荒为自己;有的在家养儿育女省下了保姆费。

我们家的幺妹也是这个时期孕育生出来的。我家里除向公家借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甚么家具都没有,所以我也买了一套木匠工具准备打个厨柜。天暖季节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一儿一女每天去游泳池,训练他们游泳,我自己则跳跳水晒晒太阳。

内蒙古的干部这样大约逍遥了一年,过了春节后“上边”传来了命令:除了要喂婴儿吃奶的母亲外,所有干部带上三个月的粮票,立即整装出发,前去唐山某军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大家都想藉此把文革中自己被整的问题澄清,所以都踊跃前往。

到了军营后按原工作单位编成连,排,班。连长,排长,班长都由现役军人担任。军代表宣布:任何学员不得私自外出(营地);不得与亲友通信;不得泻漏营地地址;不得与其他排连的学员串联;在军营内的小卖部不得抢购;学习期限至少一年。

大家听后都傻了眼,特别是那些上有年劢体衰的老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幼小子女留在家里,有点甚么突发情况找谁去照顾处理?还有正在搞对象(即交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他(她)们的对象不在内蒙工作,自然没去唐山参加这个学习班,一年不让互通音信,早晚落个吹台的结局。实际上最后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呆了一年半,这期间产生的悲喜剧自然不少,但那是另一乐章了,这一乐章就此画下休止符。
































 

           

  想尽办法和家里联系用尽各种暗号

                   我 在文革被关时楼上咚咚声一响一夜                                                                                                                                                           加州    林同墉

 

本文作者林同墉简历
1929年出生於北京市,1936年就读於重庆市张家花园巴蜀小学,1942年至1947年就读于重庆市沙坪坝南开中学,1947年至1949年就读北京大学理学院,1949年至1951年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工作,1951年至1955年在内蒙古 锡林郭勒种畜场畜牧兽医科担任科长,1956年至1957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上库力牧场担任付场长,1957年至1979年在呼和浩特 内蒙古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畜繁殖研究室担任主任,1980年至1985年在美国加州波慕纳州立大学家畜繁殖生理担任研究员,1986年至1999年在美国SUGAR FOODS COOPERATIONS担任品质控制工艺家。1999年退休,现居旧金山南湾Campbell市。曾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授予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