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中共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从中央,中央局,扩大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党委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成立以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共有七千多人参加,习惯上称做“七千人大会”。

会议时间从1962年1月11日起一直开到2月7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

该会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我父亲当时作为河南省某地的主要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也使得我能够有幸在他八十一岁高龄的时候,聆听他娓娓道来的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经历。

 

大会的背景和起因

关于这次大会的起因,官方比较正式的说法是:第一,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第二,搞好经济,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第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从我父亲嘴里得到说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

他的原话是:当时都搞人民公社化呢,各乡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各村都办起了大食堂,多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下子都变了。那时候我刚参加完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在回家的路上就听到了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
回去后看到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委合并到了县委,两委合署办公。县直机关成立了一个大食堂,机关的人都集中在一个食堂吃饭。计划推行的水利和水土保持经验都用不上了,也排不上队去传达。生产计划全都打乱了。农民的地都交上去了,生产工具也交上去了,连锅都交上去了。都吃大锅饭,过共产主义呢。没有地了,什么都成公家的了,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了,粮食烂在地里都没人去收。紧接着连续的自然灾害,就让人们都措手不及了。措手不及以后呢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各地都有人饿死。信阳有一个村整个村死的死跑得跑,一个村都空了,没人了。

1961年,这些现象开始有所缓解,所以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纠正这些错误。

然而从我所能收集得到的资料上看,以上的那些说法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如果说要发展经济,大可按照惯常的做法,下发中央文件到基层,让各地学习执行即可,而不是在全国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大费周章地组织七千多人进京开会。所以在我看来,所有那些“纠正‘之类的说法,都实际只是一种理论上铺垫,而这次会议最实在,最直接,最实际的用意是:征粮,即推动全国的粮食征购。

在大饥荒过后,国家的粮食库存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人们吃不饱饭。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闹事情愿了。中央担心如果城市乱起来,那要比农村严重得多。但是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各地方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粮食歉收,到处都有人饿死,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往上交。

在我父亲这一块,在最困难的1959年全县粮食减产六千三百多万斤,而上面下达的征粮任务是2400万斤,许多干部不敢硬顶只好软拖,上面开一次会就批评一次。拖到最后,当时的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当面问我父亲:“如果2400万斤有困难,你说应该征多少?”

我爸想都没想脱口说:“八百万。”

一下子砍掉了三分之二,把其他人都吓坏了。好在纪登奎默认了这个说法。

“我常年在基层,这个估计没有错。纪书记没说话,实际上他心中也有数。”我父亲如是说。“如果我不这样做,就难免会发生像信阳事件那样的大灾难。”那一次,我父亲不仅成功地砍掉了大半征粮任务,还额外地争取到了粮食的统销指标,直到现在,当地都还有人感叹他那次的“开关放粮”。

到了1961年,当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下了一场冰雹,麦子全部被打坏,“农田砸得像是石滚碾过一样”,有48个大队颗粒无收,夏季过后秋季又遇到了灾害。年粮食比1960年又减少了三千九百多万斤,棉花降到每亩只收到六斤。窥一斑而见全豹,可想而知,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是困难重重。说白了,这个大会召开的起因就是因为当时全国的粮食征购遇到了困难,中央领导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全国各级的官员集中到北京,集中做工作,安抚一番,好言相劝,促使你把粮食快快地交上来,在我看来,这跟历代朝廷的征粮纳捐有异曲同工之说。

当然,后来,大会在进行过程中偏离了这个初衷,主要内容改为了以总结经验为主,并减少了征购任务,我想这在初始时是决策者们所没有想到,也是受形势所迫,人力所不可为的。
 

初次进京

1961年底,父亲接到通知,要求1962年1月6日到郑州报到集中,8日以前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工作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什么议题?不知道。匆匆赶地到郑州,当时的河南省委在郑州火车站的一个小旅馆设立了一个接待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下了火车到小旅馆报过到便登上了另一列火车。

火车上,每个人的座位早已安排妥当,一路上大家议论纷纷,所有的人对会议的内容都莫衷一是,但对于我父亲他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地方干部们来说,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北京,所以,这一次,他们心中更多的则是初次进京的兴奋和激动。

当汽车终于行驶在长安大街上时,我爸他们一干人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眼花缭乱,就连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的煤气包都感到新奇,“我知道那是用来代替汽油的,但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那时的长安大街还远谈不上是五光十色,但已经足以让我父亲感到新鲜,所以刚刚进到北京他就开始感叹:“啊呀,真是开了眼界了。”

河南省的全体与会人员全部都住在西颐宾馆,我父亲住在宾馆的北馆,被安排在一个双人套房里,和他同住的是当时的伊川县县委书记牛培成,我父亲住在里间,牛伯伯住在外间,房间很大、很舒适。其后,在我父亲的一生当中,他走过无数的地方、经历过无数的事情、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的会议,但这次的会议始终是他嘴里“最幸福,最重要,见识最广的一次”。

与随后到北京参加过的许多次中央的各种会议相比,这次七千人大会,虽然人数众多,但他始终认为大会筹备安排得最好,除了开会睡觉之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安排得停停当当,没留下任何遗憾。“不像后来有次到北京开会,有一个人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常趁开会时间溜出去逛风景,结果就有一次毛主席到会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他错过了被主席接见的机会,后悔得不得了。”

我爸说:“在这次会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有的事情大会都安排井然有序,非常到位,用不着自己操心,只管听安排就是。”

在这次会议期间只要是休息时间,一定有安排出去参观,看遍了北京的大小景点以及各个庙宇,公园,博物馆,没有任何漏掉的地方。而晚上则是看戏,同样没有漏掉过一天,看遍了包括马连良、张君秋、新凤霞在内的当时中国的所有名角。所以,这初次进京的兴奋和激动,始终贯穿在整个大会期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让他们高兴一番。

“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长了见识。”

 

和纪登奎的友谊

我从小就听说过我爸在外出开会的时候帮纪登奎吃饭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说起来,我父亲和纪登奎的友谊开始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那时候,纪登奎从许昌调任洛阳地委书记,是我父亲的领导。

那些年,纪伯伯经常下基层了解情况,对性情宽厚又埋头实干的我父亲颇为欣赏,而我爸也始终认为纪登奎是个实事求是,联系实际,不虚夸的好干部。两人的猩猩相惜也加深着工作之外的友谊,尤其是在修建中原那座有名的陆浑水库时,作为不同区域的会战总指挥,我父亲要向纪登奎汇报工作。

那时候,我爸手下三万人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兵团参加陆浑水库大奋战,他住在值班工棚里,基本上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所以去向纪登奎汇报时,常常还没开始就已经睡着了,纪伯伯也不叫醒他,就让我爸睡在他那里,几时醒了再谈工作,所以,汇报工作时有一觉好睡,倒也成了一条能休息一下的不错途径。

当然,我父亲在工作中也没有辜负他的领导的厚爱。最典型的一次还是在陆浑水库上。在大坝合龙最紧张的时候天不作美,一场大雨把上游的围堰冲垮,把大坝的工作面全部都淹没了。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纪登奎让他的副书记把我爸叫去布置任务,要他们在水中横栏一条沙堤将水拦住,好让大坝继续施工。要求必须连夜完成任务,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他要亲自验收。

任务如此紧急,也来不及开会布置了。我爸在回去的路上就边走边安排,抽调300个强壮民工组成突击队,另外300个人准备接班。我父亲没有经验,请教跟随而来的水利专家怎么办,人家说往水里倒沙,他就立刻组织大家往水里倒沙,谁知道沙倒下去一下子就被冲没了,倒了两个小时沙一点作用都不起。我爸心慌了,赶紧又召集干部开会出谋献策,其中有一个参加过荆江分洪的人叫乔明改的说:“要快还是得是装沙袋。”按他的方法组织人装好沙袋投入水中,奋战了一夜,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建成了一条五十多米长的拦截沙堤,通过了纪登奎的验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一一讲了。

说回七千人大会

在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我父亲刚过而立之年,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加上他身材高大,自然饭量惊人。再加上那个饥馑的年代,即使是作为领导干部也是常常吃不饱饭的。

困难的时期,我爸在后院里挖了六个大坑,每个坑里都灌满了羊粪,种了几窝倭瓜还有一片叫做“君打菜”的青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这些窝瓜和君打菜来补贴粮食的不足。直吃得我妈一辈子再见不得这两样东西,看见就恶心。在会上的饭菜比家里的要好很多,遇到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当然是放开了吃,每顿的饭菜他都吃光光。

我爸饭量大,纪伯伯饭量小,那个时候粮食紧张,一碗饭吃不完也不好意思剩下,一个馒头掰开也不好意思剩下半个。所以,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拉我爸和他坐在一起,吃饭前把他的饭菜先给我爸分一部分,这个时候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咱两个坐一起,我想吃多少吃多少”。所以整个会议自始至终我父亲都吃的一个半人的饭,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据我母亲回忆说,我爸的身材发福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的。
她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看我爸在大会期间的照片,他还是中等身材,那时我三姐还不到一岁,而在之后不久的另一张照片里,我三姐一岁多点,戴着个虎头帽、穿着双虎头靴偎在我妈怀里,而旁边的我爸则已经是相当的富态了。

鉴于我父亲和纪登奎的这种关系,在纪伯伯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一段时间里,地方上曾风传纪登奎将调我爸到北京工作,我们几个孩子也常被人拦下求证这个消息,其实没有。

在我父亲的一生当中,他确实没有利用过这种关系为自己谋取过什么,当他晚年的时候,也曾反思过自己一生当中曾丢掉过许多次机会,我想着这也应该是其中之一吧。

 

遇到了两位老战友

在这次的大会上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父亲遇到了两个他分别了多年的战友,一个是刘鸣琴,时任黑龙江省伊兰县委书记,另一个是孔照禧,时任河南省渑池县委副书记。因为同来自河南,和孔照禧的相见自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和刘鸣琴的相遇则完全出乎于意料之外。

在大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里,他们每天都在各自的驻地讨论刘少奇将要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一直到十几天后的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才在人民大会堂偶尔碰到了也来参加会议的刘明琴。刘鸣琴大我父亲五、六岁,两人从全国解放后不久就开始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关系很好。开始时我父亲任县政府的财政科科长,刘伯伯是财委秘书,后来我爸任县政府秘书,他是副县长,再后来他当上了县委副书记,我爸当了县长,两人搭档工作多年,直到1958年他调任黑龙江伊兰县两人才分开。

这次的意外相逢实在让两人激动不已,第一次会议刚结束,刘伯伯就到驻地去找我爸,通霄聊天,讲不完的话。我父亲和刘伯伯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两人虽然相隔天南地北,却每年都会打电话互致问候,一直到刘伯伯终年。刘伯伯于2002年去世,享年78岁。

关于孔照禧,在我父亲八十岁高龄时写就的回忆录上有过一段这样的描写:

1957年,那一年大办水利。县委副书记孔照禧在伊弯水库蹲点。《人民日报》当时发表了白沙乡引水上摩天岭的消息。我和孔书记知道后都很高兴,并十分关注这件事情。不久的一天,我俩利用去江左工作的机会,顺摩天岭一直走到上游的引水处。看到工程的确宏大,但引水上摩天岭的条件根本不成熟,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出入很大。1959年冬,中央召开全国英模大会,白沙公社派人代表摩天岭工程参加会议。我向白沙的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和看法:我认为只有在刘窑再建一个水库,才能真正实现水上摩天岭。决不能搞浮夸和虚假,不然就把去中央开会的代表叫回来。在县里的支持下,刘窑水库开工了,水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水上摩天岭。没有欺骗人民。孔伯伯身材高大,人很实在,他和我父亲虽同在河南,但相见也并不是容易。这次七千人大会给了他们三位好友相见的机会,三人自是珍惜,除了外出游览看戏共同出入外,还抽空一起照了张合影像,来纪念他们的相逢。

孔伯伯如今依然健在,高龄90。
 

终于见到了他最崇拜的人

父亲的一生当中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朱德,只是这种崇拜并不等同于那种对领袖人物的简单狂热式的敬神般的顶礼膜拜,而是源自他童年时期的一段经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毛泽东和朱德都是抗日的。

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老爸才刚满七岁。那一年,为了抗击日军入晋,共产党红军开到了我老家山西晋城,我父亲大姑家的村里就住上了红军,那时我爸常去他大姑家里玩,经常看到住在那里的红军军纪很好,不打人不骂人还帮老百姓干活,这些给他的印象很深。

当时,晋城各地组织起了许多像“牺牲同盟会”,“农民协会”,“决死队”等民间抗日武装,就连我父亲的本家爷爷,出家碧落寺的述印长老也参加了抗日的佛教协会。那个时候他就常听人说:“中国出了能人了,毛泽东和朱德是带头打日本的。还有人说,朱德是朱元璋的后代。还议论山西也出了能人了,薄一波和戎武盛也带头抗日”(引自我父亲的回忆录),这些抗日的武装使得在抗战爆发后的头两年里,日本军队没有能够进到晋城来。

到了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著名的“十二月政变”,抓捕了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抗日骨干,抗日的大好形势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随即,“日本人就扛着红膏药旗进来了,县里当官的早把县城给小日本腾开了”,(引自回忆录)。国民党的军队居然一枪没放,有的干脆把枪弹一扔跑回家去了,单我爸的村里就拣到了四五十条枪,其中还有一挺机关枪。------当我听到这段时,我曾忍不住大笑,学着侯宝林的口气叫道:“那是阎锡山的队伍。”所以,在抗日与否的阵营上,谁是谁非,在我父亲童年的心目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鬼子进村”以后,发生过两件事情更加深了他对日军的仇恨和对抗日者的崇拜。第一件事是有一次日本兵来家里要鸡蛋,当时家里没有鸡蛋,我爸就去鸡窝里摸了两个鸡蛋出来,鬼子兵嫌少,拔出刀放在他脖子上,作势要杀他。把他吓跌到了地上吓哭了。第二件事是,在“鸡蛋事件”发生后,全家人决定逃难,当时叫“跑老日”。可是我奶奶说什么也不走,她要留下看家。结果有一天日本人来家里要面袋,奶奶不给,鬼子端起抢就朝她开了一枪,子弹贴着头皮飞了过去,差点要了命。

虽然当时他对共产党抗日的事情了解的不是太多,但从他听到的看到的事情当中,他还是认准了只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军队才是"可以为我们报仇雪恨的"。参加工作以后,一直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两个人物。之前离主席最近的一次,是1959年初,父亲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去向中央领导汇报小水库建设的经验。到了郑州以后,很奇怪,既没有中央水利部的来人,也没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只有当时的一位河北省省委副书记听取了汇报。过后才得知,原来当时毛主席就在郑州,只是近在咫尺没有能够见到。

这次来北京,从1月7号抵京,11号会议开始,连续十多天都在驻地学习讨论,一直到了1月26号,才接到通知要求27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一次工作会议,通知也没有说有哪些领导人将会出席会议。“不过,我估计到了,毛主席可能会来。”父亲说:“因为刘少奇的报告已经讨论了十多天了,这次一定是要向大会作报告了。刘少奇作报告毛主席当然会出席,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

27号这天,是个星期六,天气挺冷。中午吃过饭,他们便乘车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大会堂里灯火辉煌,我父亲被安排在二楼较靠前的位置。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期待。下午两点钟,大会开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中央领导人走上了主席台,全体立刻起立,掌声足足响了有二十分钟。这次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很简单,没有任何开场白,就一句话:“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在开幕。请刘少奇同志做报告。”接下来便是那个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横空出世。这个报告刘少奇整整讲了三个小时。

 

两个不同调的报告

既写到七千人大会,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和林彪所作的两个不同调调的报告,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篇章。离开了这两个报告,这次七千人大会就只成了七千个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的单纯快乐的聚会和“出气”,“看戏”了。这两个报告不仅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直接导致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人物的命运由此开始了惊天逆转。

我曾经反复地问过我的父亲:“当时你们有没有嗅出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中那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他的回答一直是模棱两可,吱吱唔唔:“哪。。。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咱不清楚,咱不管那。。。两人的讲话都挺好的,大家没有什么怀疑。“但有一点他回答得很明确,那就是:“刘少奇和朱德讲话的时候,毛主席看起来很不在意,林彪讲话时,他显得非常高兴,这点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很理解,我父亲的这种吱吱唔唔,语焉不详,实际上流露着一种经过了无数次政治的惊涛骇浪的人在敏感的政治问题面前的忌讳和回避。 另一方面,像我父亲他们这样的埋头于地方工作的干部,对上层之间的矛盾当然不了解,对几个报告中透露出来的玄妙之音自然也不甚明了,他们只有热血沸腾的鼓掌,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疑惑,也不会或者是也不让自己去深究,因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是代表的是党中央,他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央的正确性。

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会议的确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关系的分水岭,为他以后在文革中的遭遇埋下了伏笔。而林彪则正好相反,在这次会大会上的讲话,使得林彪加重了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成了奠定他以后地位的重要一环。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讲了些什么吧: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早在大会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1月11号那天就发到了我父亲他们那些与会人员手中,让大家讨论了。在27号的大会当中,他并没有照本宣科念那个早已成文的报告,而是抛开了报告稿口若悬河地做了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可以看作是书面报告的解释,说明和补充,他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对“三面红旗”这个敏感的问题的看法时,他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他把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和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比作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止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天灾人祸三七开“。“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大跃进,人民公社,搞急了,搞早了。。。。“

这里,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因为,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这也是让毛泽东感到不快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大跃进”的运动是毛泽东搞的,会上批评的许多错误和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刘少奇讲话的意思实际上暗示了:“人祸”的原因,当然不是他刘少奇。他,不过是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而已,最大的责任者还是毛泽东。而且,刘少奇的讲话不是小范围,而是对县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这在毛泽东听起来当然很刺耳,他认为,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也因此种下了两人在后来公开分裂的恶果。

如果没有这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命运和中国的历史也许都将重新改写。 实际上,就在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前不久,毛主席在接见外国友人时,曾被问道:“您的继承人是谁?” 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而在四年以后的文革初期,通过江青的口,这个说法就已经变成了:“七千人大会上憋着一口气到了文革才出来。” 可见,七千人大会的确是毛刘俩人关系的转折点。

在查阅这些史料的过程当中,我始终在揣摩刘少奇讲话的真正用意,是有意的借这次全国干部大聚会的机会,公然挑衅毛泽东的威严,以此壮大自己在全党的威信?还是确实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忧国忧民,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为民情愿?无论怎样,刘少奇的讲话,对下是成功的。他的讲话,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当他讲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时,台下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刻成了刘少奇一生中的精彩瞬间。而且刘少奇会后在党内的威望也确实无人能比。

“他把问题讲得很透,” 我爸说:“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很激动“。”特别是他提到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分配体制,在小组会上讨论得十分热烈,因为这个体制与过去的以大队为基础的分配体制相比,更进一步地打破了平均主义,也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纪登奎发言主张:这个体制,至少维持二十五年不要变。“
28号大会休息,29号上午是大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林彪作了大会发言。发言时,林彪同样抛开了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在会上作口头发言,同样讲了近3个小时,林彪的讲话,跟刘少奇的调子完全相反,他认为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党做得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如果说有缺点错误的话,比较起来,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面”,“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

林彪在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恰恰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去做而造成的,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绕的小一些。毛主席的领导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 “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很明显,林彪是有意在维护毛泽东,再一次打造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毫无疑问地,林彪的讲话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林表讲话过程当中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正如父亲所说:“看起来很高兴。”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一个这样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研究,考虑” 。这次大会上,其他在大会讲话的人,毛泽东都没有给予评论,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 “很好”。他还建议大会延长时间,让大家把心里话统统讲出来,有气出气,开一个出气会。

人的命运的改变有时候往往就是那一霎那间,在机会面前,林彪的表现果然不凡,此后中国最高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林彪倾斜,他的“得一人而得天下" 的理论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最终取代了刘少奇,坐上了中国的第二把交椅。而刘少奇呢,也许是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给了他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许是自信心的无限膨胀,促使他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与毛主席的想法越来越远。在七千人大会后不久的的一次会议上,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就这样,两位主席七千人大会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仅没有平复和消失,反而愈加激烈和尖锐,最终酿成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下决心要揪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这些大会背后的真相,对于我父亲他们这些下边人来说,当然是看不清楚的。而在今天当我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也只是一种时过境迁的事不关己而已,同时面对如此残酷和严肃的历史,除了内心一声干笑以外,居然有一种过家家般的游戏感。

 

在北京过年

这次大会原计划在30号或31结束,计划开十天。谁知在林彪讲话之后,毛主席建议大会延长时间,让大家出气,畅所欲言。大会由此进入了“出气阶段”。这年的2月5号是春节,因为快过年了,毛主席怕大家思想不安,就说:“我还想和大家说说,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好不好?" 他还风趣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主席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窝里,下面一片掌声和笑声震荡在整个大会堂“(摘自回忆录)。

年三十和初一放两天假,我父亲原本要随纪登奎一起去天津看他在那里上大学的女儿,可是,省里临时决定由他带队游览,所以只好留下。初一那天,宾馆里准备了北京烤鸭。吃喝完毕,则出去自由游览。洛阳和南阳这两个地区的人分在一个车上,由我爸带队,先去逛了一圈天坛公园,由于该看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下来去哪呢?南阳地委的一个副书记给我爸出主意说:“咱去北京饭店看看吧。” 行,就去北京饭店。到了北京饭店,人家不让进,又是这位副书记出主意说:“你就说咱们这些人都是土包子,来北京一趟不容易。。。” 好,我爸就照原话如此这般地给人说了,人打电话请示了领导,说是来北京参加会议的一些地方领导想要参观北京饭店,经领导首肯后,便放了这一帮刘姥姥们进去看了个不亦乐乎。“这个饭店有三部分组成:即清代的,解放前的,解放后的。”(摘自回忆录)直到今天我父亲仍然对参观北京饭店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解放后的那部分最好。“ 也因了这个缘由,在1999年底父亲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间,我哥曾经反复地念叨:”等老爸病好出院,我一定要带他去住住北京饭店。“

除夕和初一晚上都有在人民大会堂里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参加会议的中国七千个政治精英全部都出席了晚会。三十晚上的晚会是北京市以东道主的身份举办的,由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都来助兴,向大家拜年。

初一晚上的晚会,是总政治部举办的拥政爱民联欢晚会,规模很大,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动,和大家一起过年。只是,这次七千人大会是悄悄举行的,自始至终没有媒体作过只字的报道,我爸他们这些与会者也被告知不可以私自接触媒体和外国人。所以春节期间这两次晚会虽然报纸都有报道,但却对七千个官员的参加却集体噤声。北京市民只有从大会堂前停放的无数辆汽车上作着各自的猜测。

 

谁都能讲话,只有彭德怀不能讲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先后讲了话,“只有陈云没有讲话。”

我爸说。陈云为什么不讲话,他们当然不清楚,历史学家们也是纷纷猜测。我父亲记得当时毛泽东曾在大会上当面问陈云讲不讲?陈云回答说:不讲。毛泽东说: “陈云不讲话,他意见不成熟。”接着说了一句:“谁都能讲话,就是彭德怀不能讲。”

哦?我迅速地在脑海中搜寻着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忆,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句话的描述,难道是我父亲记错了?不会,我父亲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脑筋清醒,记忆力惊人,就连几十年前一连串的亩产数字他都会随口道来,何至于记错这样重要的一句话。但为什么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载呢?就连一些专门研究彭德怀的专家的文章里都没有任何描写,众人把这句实际上关系到了彭德怀命运的话忽略了,独独留在了我父亲的记忆里。尽管父亲曾反复的叮咛我:“不要写,这个不要写。” 但我还是写下来了,一来我想要保留下历史的真实,不要让他因为众人的忽略而随时间的风尘流去,二来,实际上这句话正契合了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说的另外一句话:“对谁都可以甄别平反,但庐山会议没有错,对彭德怀的问题不能平反“。第三,从这次七千人大会起始到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脉络上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让人不得不感叹政治的无情,感叹历史奇特,感叹命运的不可把握。比如: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对彭德怀做了大篇幅的声讨和批判,无异于给彭德怀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而彭德怀又因为这个报告“心肝俱裂,怒不可遏,“ 写下了著名的“八万言书”给毛泽东,却又让自己有了更多的罪证,最终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而刘少奇在这个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别人对待他,就如他当初对待彭德怀一样。他的这个报告,不仅把他自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也把彭德怀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歧,但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却又有着高度的默契。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许多的历史玄妙都蕴藏在这里。
 

令人扼腕!

附:刘少奇报告中关于彭德怀的讲话: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附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思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就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常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合影留念,曲终人散

2月7日大会结束,2月8日,我父亲他们一行人到中南海参观并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
那天,他们排好队形站好位置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走过来,毛主席问:“你们是哪里的?”
有人回答:“是河南的。”

“噢,河南的,纪登奎来了吗?”

又有人答:“来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那天照相,我父亲就站在主席身后仅隔一人的地方。这张照片与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以及中央领导人的其他合影一起,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里,不料在文革期间被全部抄走,再也没能找回来。

七千人大会早已经曲终人散,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心中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历史不可说。” 这次大会之后,全国的大饥馑问题开始缓解,国民经济也有缓慢的回升。在我爸的回忆录里,有一连串的数字显示着这些变化。可是,不久之后,中国却由此陷入了另外一个更加深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

历史不可说!

我只能扼腕!
 

           

  那次他终於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我 爸爸参加过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加州    美英

 

本文作者美英简介
中国山西晋城人,2000年移民美国。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曾在一家国内企业做文书工作,本文作者自幼喜欢文学,后来也多有创作,移民美国之后陆续有各种文章发表,散见于国内外各报刊。现在美国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