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这么觉得不是因为有人关心我、疼我,而是我有特别懂得欣赏生活和知足的家人,而且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小儿子。他们知足的美感是天生的。我想学也学不来。

父亲小时的事我知道不多。我们困在乡下当农民时曾非常遗憾地问父亲当初为什么不跟大伯和叔叔他们一样去香港。

父亲说,是祖父要我留下来。

母亲笑着说,你爸是舍不得曾祖母的清炖鸡!

母亲接着说曾祖母当年如何偏心疼我父亲。父亲小时候,曾祖母最喜欢在大伯和叔叔们不在时给父亲做清炖鸡。她自己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父亲吃。她说看父亲吃东西是一种享受,比她自己吃还高兴。

父亲对物质生活很少有要求,但如果亲戚、朋友送他东西,他最懂得珍惜,最懂得欣赏,最懂得知足。
那年大姐回家,给父亲一盒巧克力和一瓶玫瑰露酒。父亲给我们一人一个巧克力,然后把它收藏起来。吃饭时他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玫瑰露酒。父亲前后的神情让我们觉得礼物给他带来的不是一分乐趣,也不是十分乐趣,而是无穷的乐趣和知足。那乐趣和知足感染了在场所有子女。

尔后几十年,兄弟姐妹不管从什么地方回家,都不会忘记给父亲带玫瑰露酒和巧克力。无论我们给父亲买什么礼物,父亲都会让我们觉得礼物带给他非常多的乐趣,让我们在尽孝心的同时充满快乐和满足。
我的小儿子两岁前不多表现,跟乖巧过人的哥哥相比没什么特色,但是他两岁时有两件事让我开始感到他的特别。

一是吃香蕉。如果香蕉里边有黑斑,他怎么也不吃。一是吃口香糖。他吃口香糖要折叠两次,断了不吃,不断才吃。我想他挑剔、消极,不值得鼓励,便疏导他宽容纳物。但这两件事触动了我。我挑香蕉的标准提高了。买口香糖也要到商品流通快的商店去买。毕竟,折叠两次都不断的口香糖比较软也比较新鲜。
他幼儿园时上上午班,放学后上课后班,午饭自备。我给他准备了各种简便快热餐。到了周末,他跟我说,他喜欢吃其中的奶酪通心粉。

星期一早上,他把奶酪通心粉放书包里时,高兴的样子就象成人中了彩。中午,我路过课后班,从后门进去看他。校长见我赶紧做手势叫我别做声。走近后我悄声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在看你儿子吃饭。
我这才发现在场的老师和家长都在悄悄看我小儿子吃奶酪通心粉。儿子吃得津津有味、乐趣无穷,吃干净后还把东西收拾起来扔到垃圾桶里,跟旁边几个小孩吃得杯盘狼籍形成鲜明对比。儿子吃完大家鼓掌,楞把我晾在那儿,天下真可以发生这种事儿?

儿子吃东西其实要求不高,特别喜欢的也就那么几种,都是简单好弄的,如粽子、西瓜、面条加西红柿酱什么的。前两年他回中国住了两个月,回来说他很喜欢老家的发糕,并用家乡土话告诉我说就是饽粄,再有就是红烧牛肉面。

第二年我回老家。他在电话里叮嘱我给他带饽粄。

我回来时,他光脚冲出来迎接我,习惯性地一把抱住我,静静享受几秒钟无言的拥抱。然后仰头问我,有没有带饽粄?

我说带了15个。

他双拳一举,YES!又蹦又跳,一遍又一遍地谢我。然后安排要我一天给他热一个。他的哥哥和妈妈对饽粄没喜好,那十五个都留给他吃,他吃了15天。那些天,他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要热饽粄吃。一边吃一边谢。那种发自内心的知足和感激让你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简单、这么美。

父亲和我小儿子懂得在平常的东西里找欣赏点。讲究,但不过分,而且很重视给予。跟父亲中秋节必定给我们买月饼一样,小儿子从5岁起,每年圣诞节都在学校给我们买礼物。他挑礼物很有针对性,挑选的东西都必须分别适合他母亲、哥哥和我,很用心。

去年圣诞节前他把礼物带回家,情绪低落地跟我说,他本来给我订了一个怀表,送来时却变成了手表。他说很对不起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我赶紧把他搂在怀里,说那手表很好,很有特色,并说他才是最好的礼物。他这才又高兴起来。儿子做事喜欢细水流长。而在物质方面,有,他很知足;没有,他也理解。他交朋友,不交则已,一交就特别铁。他依然对食物的新鲜度和干净度保持很高的要求。他喜欢淘米做饭,我想起第一次我吩咐他淘米,吩咐完了之后我就出去了。20分钟后回来,看到他还站在椅子上淘。我说“不用淘那么久”。他说他要把米淘到完全没有浊水才行。他一直都这么做。

上个月他过十岁生日。我们给他买了一个iPod。他兴奋得抱着我们又亲又谢,然后跟哥哥请教怎么使用。看他听音乐时陶醉的样子,我们也觉得十分开心和知足。懂得欣赏和知足的人可以给家人带来很多乐趣。他们知道要什么,比较有主见,也比较好伺候,是生活中较受欢迎和尊重的人。他们对生活有艺术的讲究。这种讲究给原本平常的东西加上色彩,加上美,让生活发光。而我的性格的养成,有很多却是因为我母亲。提到这里,我想说说我家当年分地的那件事。

一亩地有十分,一分地有十厘,我九岁时就知道了。可一分地具体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我们那一分地大约三步宽,二十步长,就在水圳边上。人民公社过后,大家集体折腾累了,也饿惨了。于是有了生产责任制。另外还给大伙儿分自留地种菜吃。各家屋角那些不整的小块地都成了自留地。过了两年,村里来了四清工作组,推广桃园经验,要再分一些自留地,供大家种花生杂粮,自行解决油盐方面的问题。于是又把池塘边,水圳旁和坟墓周遭的地划出来。算下来,我们一家八口人可分十厘地,也就是一分地。当时阶级斗争的弦虽不象文革那么显紧,但基调已很近。开会分地时,贫雇农先分,逐次往上。轮到我们家时,算是到了最后。

我母亲原是城里人,出身贫民。外祖母疼她,供她读了女子高中。她个性好强。跟中学校长的父亲成亲后本可当校长太太享享福,可她偏要自个儿找事做,当了小学教师。后来接二连三生小孩,不得不辞职,住在乡下的大房子养育儿女。

解放后定户口,从此成了农民。乡下大房子有四十多间,是一九三零年祖父尽其在印度开鞋厂赚的积蓄盖的。祖父希望将来子孙满堂,借以抚平他五岁时只身卖给曾祖母,孤苦零丁,母子俩相依为命的创伤。没想到这房子后来竟拖累了母亲。母亲戴上了华侨地主分子的帽子,跌到社会最底层,成了专政对象。人在社会最底层,很多东西就由不得你了。

听说生产队长在宣布给我们那块地时,还犹豫了一下。宣布后,会上还乱了一阵儿。有人哄笑,也有人替我们喊不平。大家都知道,那算什么地呀。可我母亲却高兴地说了声好,领了下来。
第二天傍晚,母亲放工后带我们几个到一分地干活。哥哥、姐姐一看就止不住生气,有理没理一个劲儿怪母亲。地里长满了茅草,我一脚踩上去,铁锈般的水漫过脚背。这种地当地有个专门的名儿,叫“湖洋田”,即半沼泽地。这块地的上边是水田,下边是水圳。地底下有冷泉,一年到头水汪汪,土质酸涩,种什么都杂草丛生。那一年大哥十七岁,他泄气了:这地怎么种啊?

母亲说,事在人为,我种给你们看!

母亲很倔,倔得常让我们觉得她不讲道理。可是,她要这么说,我们都信她,因为她说得到做得到。
母亲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挖地三尺,斩草除根。地里的茅草根扎得很深,母亲要我们顺根往下挖,直到把茅根挖净,同时要把茅根收集起来。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干了一小时,天都快黑了,我们挖了还不到十分之一,茅草倒堆了一大堆。母亲下到水圳里把茅草一把一把洗干净,然后很高兴地叫我们挑回家。

我当时挺纳闷,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晚饭时,母亲说:“没想到地下有这么多粗茅根。如果把所有茅根挖出来晒干,拿到收购站可以卖不少钱。”又说,“从明天开始,大家放学后就到地里锄地,一定要把草根除干净。”听说茅根能卖钱,大哥很兴奋。他一边问一斤茅根能卖多少钱,一边盘算要换一个书包。

母亲没有回答哥哥的问题,她叫大家收拾洗碗,自己把哥哥帮她从文化室借的农业常识书拿出来,戴上眼镜,在煤油灯下看起来。一会儿,她又吩咐大哥,把其他农业常识书也借来。大哥说一次只能借一本。母亲说,那明天把这本还了再借。那天半夜我醒来时,母亲还在看。

过了一个多星期,别人地里都已经种上了东西,我们才刚刚把草除干净。每天下午,哥哥、姐姐用锄头锄地,我用手掰泥、除草。看着同学下课后留在学校操场上踢球或拿弹弓去捉鸟,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眼看草除完了,家里禾坪上也堆了很多茅草在晒,心想这下好了,以后放学后就可以玩儿了。才闪完这念头,母亲又说话了。往后大哥和三哥去电厂运碳渣子,我和二姐姐去拾牛粪。二姐姐抗议说,她在学校已经给人瞧不起了,叫她拾牛粪还不如叫她去死。

二姐姐跟母亲一样倔,说不定还真敢去死。母亲于是改叫她去挑冬天积攒的土灰肥,由我去拾牛粪。
我本来也想抗议,可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以母亲的脾气,我知道说也没有用。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挑上母亲给我准备的短粪箕,带上铲粪镰刀,开始去拾牛粪。一出门,自己就可怜起自己来!我比同龄孩子早两年上学,六岁时就已经上二年级。虽然人在全级最小,但成绩最好,我很快就当了班长和少先队队长,每次野营活动都有点名叫我表演的节目。后来情况变了。虽然成绩还是最好,官却越当越小,先是变成了副班长和副队长,跟着就什么都不是,再后就变成了负数,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曾几何时我还心高气傲,如今竟然拾起牛粪来了!越想脸越红,心也越跳得慌,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就挑人少的地方走。

有时事情有说不出的巧,你越是想躲谁,就偏偏会遇到谁。没过几天,我在长岗梁屋后面挑着牛粪回家,迎面碰见最害怕见到的她。她正跟着她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做家访,看到她,我满脸通红地站在路旁,连头都不敢抬。待她们走过去之后,我见她竟然用手绢捂着鼻子,她的母亲则在一旁批评她。我的心不知是气是臊,一阵阵发颤。晚上回家后发高烧,我病了一场。高烧之后,我的心安静了许多,天天拾粪,也没再想要躲谁了。

一个星期天下午,四周没找到牛粪,我只好一路往远处走,走到了十里以外的小密水库。回来时迷了一段路,担子又重,到家时已天黑多时。一路上担心到家后会挨母亲骂。没想到母亲见我就哭,哭完了之后还给我做干饭吃。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别人地里的东西都长起来了,我们才把地整起来。母亲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功”。她领我们绕地挖了一个一尺多深的排水沟,将冷泉水直接排到水圳里,然后又一段一段把表层土翻开,在底下铺上一层碳渣,然后把表层土放回去,掺上土灰和牛粪。接着,我们又把地翻晒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再把表层土耙细。母亲为了让我们好好配合,仔细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慢慢地,我们对这块地也就不生恨了。当我们把地整好时,一分地焕然一新,连过往路人都投来称赞的目光。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地刚好在公社委员会门口右侧不远。每天出入经过的公社社长不知道我们是谁,但他注意到这块地的变化。他很兴奋,跟农业干事说要把它当典型。农业干事到队里了解情况,才知道差一点儿犯了错误。

一个赶集的日子,母亲和哥哥把晒干的茅根拿到收购站去卖。然后在集上精挑细选,买来一堆小芋奶做种子,她跟哥哥说下学期再给他换书包。母亲叫我们把小芋奶上下切开两半,将上半截切口覆在草灰里。过几天,我们隔一尺挖个穴,在穴里撒上火土灰,把一个个芋奶种子种下去。这时还不到农历三月,母亲说过三个月芋头就会长大。不知道是不是付出太多的缘故,大家对这块地竟特别关心起来。芋苗长出来了是大家的话题,苗长什么样子了也是大家的话题。

二姐姐以前总是把最好的草灰留给韭菜地,现在她会把它拿来撒在长得较慢的芋头墩上。哥哥他们骑车到磷肥厂门口扫人家不小心撒出来的肥料渣。母亲把肥料渣跟我拾回来的牛粪泡成粪水往芋头上浇。

到了农历五月,我们的芋头苗长得又高又大,颜色绿得发墨,母亲试着挖开一穴芋头,里边芋头带芋奶长得满满的。到了六月,芋头从地上隆了起来。母亲领我们把芋头杆割下来,挑回禾坪晒干当咸菜,把芋头从地里挖起来,洗干净,储放在通风的房间。我们前后挑了十多担。在房间里放了大半间。

晚上,母亲做芋头焖饭,多放了好多油,大家吃得非常非常香。母亲说,回头把地再整一整,卖掉一部分芋头,换一些花生种籽回来。剩下的芋头到秋天再卖好价钱。

一天傍晚,我们在花生地里除草。乡邮递员过来递给母亲一封信。母亲看了后跟我们说,父亲的工作组就要结束了,中秋节前就可以回到县里来了。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回来了。我们把自己种的芋头做成各种好吃的东西给父亲,然后又给他端上一盘他最喜欢吃的咸干花生。

哥哥、姐姐争着跟父亲说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我跟父亲说他吃的东西也是我种的。父亲不信,我就把我的小手给父亲看。父亲看到我手上长满了水泡很难过。他摸了摸我的头,我就哭了起来。我哭得非常委屈,非常伤心。我在梦里要求父亲让我住在他的学校里,家访时也要带我去。我哭了很久,直到母亲把我叫醒。

到了中秋,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给我们吃月饼。我们给他吃我们做的香喷喷的芋头,还有粒粒饱满的咸干花生。父亲给我们讲他的故事。我们给他讲我们整治一分地的故事。父亲听了后非常高兴,夸奖说我们都长大了。

第二天傍晚,二姐姐还拉他到地里去看。在地里,母亲跟父亲在说四清运动的事。言语之间,父亲不是很乐观。回家的路上,父亲看着我们,觉得很欣慰。望着天边淡去的云彩,他跟母亲说,以后他出远门就放心多了。听了父亲的话,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让父亲为我们操心,于是就再也没想跟父亲提住学校的事。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一分地又收成了一批丰满的蚕豆。

不久,文革开始了。政策变了,这块地不再是我们的了。它后来的变化很让我们心疼。

首先,它周围的沟给填平了,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久,茅草从地里冒出来,接下来又锈水汪汪的了。后来公社食堂新来的师傅开始往上面倒碳渣,久而久之竟成了一个长长的碳渣堆了。

转眼间,哥哥、姐姐逐渐长大,陆续离开了家乡。后来我考上大学,也走了。临走前,我还特意到一分地看了看。虽然它早已情景不再,还常让我觉得伤心,觉得人生有许多的无奈,但它提醒我不忘本,珍惜机会,热爱生活。

我常常想一分地和领我们耕耘的母亲。当我身处逆境时,我会想到它;当人夸我有耐心能吃苦耐劳时,我也会想到它;甚至当我听人讲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故事时,我也都会想到它。

 

           

  父亲、母新和小儿子改变了我的人生

影响了我人生的我家那几个人

                                                                                                                                                     加州    叶友文

 

本文作者作者叶友文

1955年出生,70年初中毕业后务农8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获得北大文学学士,后攻读研究生,于1985年获得北大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后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两年。1988年来美留学,于1992年获南加州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从事编译工作10年,现在 Sunny Eagle Corp. 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