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当过一年劳改老师。“劳改老师”这头衔是学生给的,学生虽然当面称呼“老师”,背后都是叫“劳改老师”的。学生叫的没错,因为那时我仍是右派分子,而且是隶属于江苏第十四劳改大队的一个三类人员(劳改、劳教、刑满留场分子),三类人员是官方用语,一般人都称“劳改分子”。
劳改分子竟能与老师挂钩,真所谓“时也,命也,运也”。就像旧时乡下人讲的:运气来了,连门板都挡不住。
        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被通知去河西中学报到,我愣了一愣,好像听不懂这句中国话。在劳改队我挖过河,挑过粪,也搞过电,修过车,但从没跟学校沾过边。劳改分子还能为人师表?兴许是叫我去当工友吧?我这样想。但也不可能!因为我当时在劳改农场的汽车队干活,正忙于将一辆解放牌卡车改造成巴士,这是农场干部翘首以待的事。
        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然而,就有比造巴士更重要的事。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一定会记住一九七七年。这是十年文革把文化革得没有命之后起死回生的一年,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的一年。当今文化界和科技界的许多卓有成就的人就是在这一年踏进高等学府的,这一年相当于他们心目中的“黄埔一期”。遗憾的是这一年的高考,河西中学(农场干部子弟中学)的毕业生们非但没一人考上大学,连中专也进不了,其惨况只可用“全军尽墨”来形容。世道变了,前朝的“知识愈多愈反动”已经让位于“科教兴国”,而“参军提干”也让位于“读书做官”了。这个弯子转得不可谓不大。“转弯子”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习以为常之事,上面一转念,数以亿计的老百姓就得跟着转弯子,转慢了还得挨整。
        不过这回高考的弯子,大家都转得特别顺畅,尤其是干部。因为这是攸关子女前程、家族兴旺的头等大事。一所中学的高考录取率为零(其实应为负数,因为连中专都不够分),本来就使校长、老师颜面无光,后来竟又发现,七七年的高考题,有的老师一道题也都答不出来!农场领导这才猛醒:原来是师资水平太低!幸好那时候“阶级斗争为纲”不时行了,“白猫黑猫”论已经取而代之。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是那些能让他们的子女考进大学的好猫又从何处寻觅?
        远水救不了近火!全场上万个三类人员,除去尚未满期的前两类而外,刑满留场的人数也很可观,其中虽有偷鸡摸狗之徒,也不乏饱学之士,从中找出几只好猫应该不会很难!
        通过翻档案材料和干部推荐,第一批“好猫”应运而生。其中有复旦、清华、圣约翰的高材生,甚至还有在西南联大据说与杨振宁同过学的老专家,他们多数是以历史反革命判的刑。而我之所以入选,全靠我在汽车技术方面的虚名,实际上,当年遭逮捕之时我连大学也没读完。
        河西中学座落在劳改农场界河以西的公路边,由于是在劳改队界河之外,当我越过河上的“红卫大桥“呼吸到的空气便显得清新而自由。我突然想起一首俄罗斯老歌:“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又想起我年轻时曾有志做一个被称之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因为我向往过大学校园里的学术自由的氛围,憧憬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然而谁又会想到十九岁时我恰恰是栽倒在大学里的鸣放论坛上呢?                                                                                        
        河西中学校园里是清一色的青砖平房,只有几间苫着麦草屋顶的土坯房,这几间正好做了我们“劳改老师”的宿舍。教室挺宽敞的,还有理化实验室,比附近人民公社的中学强多了。
        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卢校长,他其实是副校长,正校长是个不懂教学的党干。卢是个戴眼镜的瘦削的中年人,有点儿畏畏缩缩、谨小慎微的样子,大概是十年文革落下的后遗症。他说我被分配在数学教研组,要我去找教研组长李德元老师。李老师据说是不久前从南京下放来的,是个有着廿年教龄的老教师。他同样戴一副近视眼镜,丝丝文文地,丝文里透着一点傲慢;或许是丝文过了度,又让人感到有点儿娘娘腔。
        “你已经廿年没摸过书本了,我看你还是从初中数学教起吧!”李老师说。
        他既是教研组长,又是所谓的“干部”老师,自然和我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李老师在谈话中,把“干部”和“劳改”之间的分际拿捏得像数学一样精准。“我觉得自己教高中比较合适。”我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让李老师愣了半天,接下来便说:“那也好,有问题以后再调整吧。”
        他显然认为我教高中会有问题。
        我之所以要教高中,一是因为初中生不懂事、不好管,加上我又是劳改老师,弄不好连课堂秩序都难以维持,遑论搞好教学?二是我对教高中数学还是信心满满的,因为我在中学时代是个数学迷。学几何时,许多经典难题如西摩松线和九点共圆都不在话下;学大代数,别人只做教科书上的题目,我把美国的范氏大代数、英国的霍乃大代数以至日本上野清的大代数讲义上的难题都找来做了。十四岁,我以同等学历考上浙江大学。
        当时高考放榜是在报纸上公布的,我的名字出现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廿九日的《解放日报》第七版上的浙大本科录取名单上。由于所在中学的刁难,我最终没能入读浙大。然而逾半个世纪以后,我的小女儿以十三岁的年龄考取美国大学的EEP(少年班),算是弥补了我少年时代的遗憾。
        我留下的初中数学的空缺由朱老师填补了。老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是来教高中英语的,以后却又主动承担了初中数学、历史之类课程,在所有的劳改老师中他教的课时最多。他和我是室友,合住一间土坯屋。一天清晨,他和我商议:“我们是劳改老师,和干部老师不能比,我们应当每天起早去打扫所有的办公室。”
        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因为干部叫我们到中学来不是当工友的;教好书,把这些干部子弟送进大学才是我们的唯一任务,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我把这层意思婉转地跟他讲了,他二话不说便独自提着扫帚畚箕奔办公室去了。他年长我十多岁,每天又上这么多课,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却又奇怪他这个上海人怎会那样“拎不清”呢?以后我才知道他并不是“拎不清”,而是为了“改造表现”。
        听人说老朱在劳改队表现一直都很好,干活非常踏实,干部也很信任他,常让他管果园、看瓜田,因为他从不偷吃一个瓜果。我想,这个人如果是个普通人肯定会当上劳动模范;如果是干部也必会官运亨通。只是老朱在解放前就上了大学,因为学业优秀,表现出色被吸收进了“三青团”,后来还当上组长。在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被定为“三青团骨干分子”而判刑劳改。老朱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追求表现,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当权,只可惜他生不逢时。
        老朱戴一副金属边眼睛,一米八几的个子,年轻时一定很帅气。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五十几岁了,也没找个刑满的女场员结婚成家,至今仍是茕茕孓立、形影相吊。我猜他要么是过于清高,要么是生理上有问题。教语文的方老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老朱有点像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里的神父。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失厚道,因为这等于说老朱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里全不是那么回事。
        老方的年纪和老朱差不多,虽是个子矮一点,论像貌却是一表人材。听说他年轻时爱演话剧,抗战时跟着田汉他们抗日救亡,所以他知道许多当年演艺界包括江青在内的名人逸事。反右时先被打成右派,后又追加历史问题,最后定为历史反革命。老方在劳改队是有小家庭的,他的妻儿在老方刑满留场后被撵到劳改农场里来了。
        他妻子原来也是演员,人很漂亮,她本人并未犯有任何“错误”,只因为是右派老婆,也跟着成了贱民。到劳改队以后跟场员家属们一起担水挑粪。一双儿女被称之为“场员子女”,也就是世袭的贱民。他们一个叫“鸣”,一个叫“放”,就为这名字,在批斗时少不了要严加拷问。听说老方遭批斗时,叫他低头,他偏要昂首挺胸,于是有人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每按一下,老方就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可见老方不愧是当过演员,见过大场面的。                                                                                                                                    
        在上了差不多两个星期课以后,管教学的卢校长召集我们几个劳改老师开会。想不到几句开场白过后,他竟把我表扬一番,一是说学生反映我讲课深入浅出,特别容易懂,二是说学生问的难题都能认真作答,而且讲解得很透彻,最后还要大家向我学习。这番话的确使我受宠若惊,因为我自认在教学上只是尽本份罢了,至于解答难题全靠我学生时代的功夫。
        数学学不好,原因是战时上课断断续续,前面的没学过就教后面的。所以我现在教课时总要先给学生复习一下前面应该懂的东西,有些学生基础太差还须个别辅导,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跟上去了。
我隐隐觉得李德元老师对我渐渐友好起来了。有一回见他在看一份《参考消息》,想问他借来看,他贴着我耳朵说:“回头到我家来借。”
        他家住一间瓦房,瓦房和茅草房是区别干部老师和劳改老师的标志之一。我见他身上围着围兜在土灶上烧东西,手里抓着棉花秸不停朝灶膛里塞,看样子这个家是没有女主人的,难怪学生背后叫他“男寡妇”。“男寡妇”这个名字不伦不类,可能是学生的语文程度太差,不知道男人没有老婆叫“鳏夫”。
        听说学校的政工干部曾给他介绍过一个干部家属,这女子的丈夫刚死去不久。有人开玩笑说,“男寡妇”配“女寡妇”门当户对,但李老师嫌她长得不好看又有一个孩子。他自己看上一个场员的女儿,那女孩才廿几岁,长得很美,也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是干部。最后领导没有批准,原因是干部不能与劳改的亲属成婚。李老师对我说,《参考消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看的,所以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借给我看,还说要是别的劳改老师,他是绝对不会借的。对于他给我的抬举,我频频表示感谢。为了能看到这份“参考”,我有时不得不投其所好,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这种低三下四的行径,日后回想起来都会令我羞愧不已。
        和李老师一样,从南京下放来的还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位也是数学教研组的,他们和李老师的关系都不太好,尤其是那个曹老师跟他像是有深仇大恨似的。另外一个老师平时总是一副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猜他也许是对目前下放的境遇极度不满,对我这类劳改份子更不屑一顾吧。后来他的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在学校前面的马路上给汽车压死了,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也许是因为这个变故,不久被允许全家迁回南京去了,临走那天他在路上遇到我,总算给了我一个难得一见的笑容。

        那时候从大城市下放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屁股上带屎的。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出身不好,这种人有如封建专制社会中的下层贱民,自然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另外还有些是所谓“生活不检点”的,如教英语的李老师,大家叫他“胖李”。胖李的问题据说是用反光镜去偷看隔壁女厕所的女人如厕,因为那年代的男女厕所中间虽然隔了一道墙,但下面的冲水沟是相通的。当年“胖李”的行径搞不好会作为“坏分子”送去劳动教养的,下放算是宽大处理了。
        正当我数学教得愈来愈顺畅的时候,卢校长突然来教研室找我。卢原来是这里的老教师,因为教学认真,在文革时挨过批斗,也给红卫兵打

过,恢复高考后才提拔到副校长位置上来。他对我们很客气,没半点歧视,我觉得他实在是个大好人。我觉得他今天的神色有些异样,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能不能去教高二毕业班快班的物理?据反映你什么都能教。”他吞吞吐吐地这么说,我却感到有点为难。一是教物理的张老师比我资格老得多,解放前就是省电台的总工程师,怎能让我这个半吊子大学生把他换下来呢?二是对卢副校长这样的好人,我也实在不能拒绝他。
        我把自己的顾虑给他如实讲了,他原本凝重的脸色立时舒展了。“张老师那边你就不必顾虑了,因为是他自己要求不教的,主要是许多题目做不出来,弄得晚上都睡不着觉。”既然他这么讲,我便一口答应了。想不到他趁势又说数学课还得要我教,我觉得他有点得寸进尺了,于是说:“我中途换去教物理,只能在教课的同时去编讲义、编习题集,编好了还得刻钢板,如果再要我教数学,恐怕会顾此失彼。”
        卢校长表示他理解我的难处,只是怕我教数学的班级会有意见,尤其是他们的家长。我觉得卢校长做得还是对的,因为改教物理以后我深深感到这所学校最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物理教学了,数学方面现在有李老师把关已经好多了。教高中物理的是崔老师和另一位姓蔡的女教师,我不知道他们原本是学什么的,但这两位的水平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物理这门课,重要的是概念,如果物理概念讲不清楚,无异于误人子弟。概念搞清楚后再配合做大量习题,我认为这是学好物理的不二法门。卢校长听过我两堂课,认同我的教法,还说要别的老师也来听我的课。我认为这样不合适,建议互相观摩学习。但姓蔡的那位女老师执意不让别人听她的课,卢校长又怕得罪人,这事便不了了之。
        一天,我偶尔经过蔡讲课的教室,出于好奇,便偷偷驻足观看。只见蔡老师从裤腰上解下一根裤带,这带子的一头拴一个铜钱,蔡老师抓住另一头,舞动手臂,甩出一个圆圈来,边甩边说:“这就是离心力嘎!这就是离心力嘎!”

        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正走在一条阒无人迹的小径上,不知崔老师一下子从哪里闯了过来,低声对我说:“有一道题想请教你,因为觉得没十分把握。”说完,就领我朝物理实验室走去,我原以为会去物理教研室,因为他是教研组组长。实验室门窗紧闭,窗帘垂地,室内闷得透不过气来。我想把窗户打开,他连忙说“不用开”,并随手拉亮了日光灯。我猜他可能怕别人瞧见我在教他,有损他干部老师和教研组长的形象吧。反正他说只问一道题,要不了几分钟,就随他去吧!
        他“请教”的是七七年的物理高考题,那年的考题一共十个,不算难,但涵盖的内容比较均衡。他问的是第八题,我把解题的算式写在他的本子上,没多做解释,他也没问。我正打算离去,他说:“第五题也请讲一下!”我于是把第五题也写下了,刚落笔,他又开了口:“顺便第三题也......”我只得又写了第三题。“顺便第九题......”“顺便第六题......”最后我发现所有十道题全给“顺便”完了,待我逃出室外,我的衬衫汗湿得可以拧出水了。
        也许是那天在实验室里闷出了一身大汗,不出两天我就觉得感冒了。虽说还是“劳改老师”,但出了劳改队,便不用回去找劳改医生,径直去场部医院看病了。看诊的是个身材小巧的女医师,我以为她开给一些感冒药之后就可以走了。谁知她轻声轻气地说:“你需要住院检查一下,今天就不要回去了。”
        患感冒为什么要住院,何况我又没发烧?记得以前到劳改医生那里看病首先是量体温,干部规定超过38度半才能拿到病假,因此一些得胃病、肚子痛之类的就得带病劳动了。后来有些聪明人先去伙房要了一杯烫开水偷偷喝了,一量体温便是39度、40度。但这把戏不久就拆穿了,劳改医生改用肛门温度计,看谁能往肛门里灌开水?
        一名护士领我到病房,病房里只有一张床,她先让我躺下,然后给我挂上点滴。看来我像是个重病号了,可我又不知得了什么病?再说这病房可是间单人病房,只有场长、书记才够资格住的,我怎能享受到这般待遇?正当我满腹狐疑之时,房门轻轻地开启了,一个小个子男生抱着一大堆书进来了,我认出来是毕业快班的李宏平。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母亲告诉我的。”“你母亲是那位女医生吧?她怎么会知道我呢?”“不光是我母亲知道你,所有学生家长都知道你!”此刻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是被那位女医师安排来做她儿子的家教的!“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事已至此,我只能这么说了。他问过了物理题又问数学题,还说这些题目他想了好久实在想不出来。我全靠一只手写在他准备好的纸上,因为另一只手还在挂点滴,现在我知道这点滴完全是挂着做样子的。
        学生走了之后,我沉思良久。虽然这位医生做的有点过份,但我能原谅她。因为她是母亲,她爱她的孩子,她期望她的孩子考上大学。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她也是那样望子成龙,希望我成为有知识的人,虽然我的知识后来铸就了我的罪愆,但知识毕竟是有力量的,就以现在的情况而言,如果没有知识,我岂能以劳改的身份当老师?岂能以劳改的身份住进场长、书记的病房?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在河西中学“吹皱一池春水“。趁快放暑假的当儿,老方跑去北京打探消息去了,我在等待右派改正,南京下放的老师酝酿着回城,只有老朱似乎不为所动。不过我还是隐然感到他有点忧心忡忡,他大概怕大家都走了,只留下他孤单一人。有一夜,我们都没睡着,他忽然说:在这里教书不也很好吗?何必走呢!
        最后,我们还是离开了河西中学各奔东西了。我后来听说有几个同学考取了南京等地的大学,也有的被军事院校录取了,但不知道李宏平有没有考上大学?我至今没忘记他母亲的那番苦心。有一天我在苏州会老朋友萧飒,两个人在街上聊着,忽听得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老朱。他身上背一个包,手里握着一把伞。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老家看看能不能遣返。我很想请他吃顿饭顺便聊聊,可那时我刚得到改正,还没安排工作,囊中羞涩,实在请不起这顿饭,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懊恼。

 

           

  当高考恢复之后我被选去教中学生

难忘我在国内当劳改教师的日子

                                                                                                                                                     加州    叶友文

 

本文作者作者于疆

资深电气工程师。十九岁就读南京东南大学电力系四年级时被错划右派,其后在濒临黄海滩涂的苏北劳改农场度过了廿二年的劳改岁月。一九八二年来美,在美期间先后做过杂工、电工、电气工程师等职务。退休之后喜爱写作,曾获台湾《联合报》征文首奖。